山西现当代作家作品研究

山西作为革命老区，历史上有着无数的战争故事，加上赵树理、马烽等山药蛋派作家的文本书写，为葛水平的历史叙事提供了很多范本。单就小说的外在形态而言，葛水平很聪明，她巧妙地利用了“规避”艺术，偷偷地把她关于战争主题的现代性甚至后现代性思考安插在“通俗小说”的样态之中。 2006 年的中篇小说《黑雪球》，既满足了一般读者的猎奇心理，又展开了对日军侵略造成的人间屠场的血泪控诉。一根“皮带”使生龙活虎的生命转眼间变成一具七窍流血的尸体，紧接着一向平静的良平村转瞬之间由准“治安村”变成“武工队窝”。血洗山村的惨局马上就要发生。就在这时，伍海清出现了。这个“小时候因为出天花，他落下了满脸麻子，二十多岁都没有娶上媳妇”的矮个子汉子，以自己的一只手臂博得了全村人的暂得偷安。这个在和平年代根本不入流的“光棍汉”，因为时局动荡竟然被推到了战争的前沿，成了时代的英雄。葛水平通过这个被生活挤出正常轨道的汉子的书写，启示人们：在民族危难之际，任何一个人，即使是平日里再不起眼的可能无所作为的小人物，也都会蜕变成“民族英雄”。 葛水平并没有拔高他，而是循着正常的生活和人物自身的性格逻辑合情合理地展开这个小人物的“抗日之路”。失去一条胳膊的伍海清，似乎并没有要把日本人赶尽杀绝、报仇雪恨的想法，他仍惴惴于能否入赘到豆寡妇家做上门女婿！但事情的发展并不遂人意，豆寡妇和良平村其他稍有姿色的妇女一起被强行押解到日军的据点惠日院，惨遭轮奸。豆寡妇突遭此奇耻大辱，“把一日本人的裆给咬烂了”，日本人“拿刀子从她下身捅进去，刀子出来时肠子也出来了”，然后她被扔到河沟里浇了汽油，烧成一截木炭。就这样，日本人把他*后的生存希望也掐灭了。于是，两夜没有睡觉却“两眼里都闪着火苗”的伍海清，“整个人快要被燃成了火球”，毅然决然地夜袭铁路，炸断二沁桥，摧毁了日本人对根据地军事工厂的“扫荡”计划。 就在伍海清返回良平村后，又遭到了敌机轰炸，整个一百多户的村庄就剩下了他和李翠喜两个人。很多人写到这里时会戛然而止，因为已经完成了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血泪控诉。但葛水平并没有停下她的笔墨，而是讲述了“之后”的故事：伍海清没有了性欲望，没有了性功能。于是，一个看似简单的抗日英雄传奇，就深层结构而言，已经转化为一个深刻的叙事文本。借这个“抗日故事”的外壳，作者规避了很多深层意蕴。她并不止于日军对中国民众的“身体屠杀”，而将笔墨伸入人性的*深处。一个男人，尽管他躲过了敌人的炮火，成功地捍卫了民族尊严，但作为一个人、一个个体的生命，就在他成功地保有肉体存在的同时，却丧失了“性”，丧失了他作为男性个体的存在价值，成了一个被侵华战争阉割的“雄性存在”，失去了繁衍后代的功能。或者说，通过这个“无性”之人，葛水平要叩问的是“民族战争与民族延续”这样一个深刻的命题。 马克·柯里认为：“对社会叙事学来说，其结果就是：叙事不是大脑的发明，而是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实践活动，它们如同炸弹与工厂、战争与革命一样，都是现实世界中的物质肌质。”a 日本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政府相继制定了各种军事计划，妄图攻占台湾，吞并朝鲜，进军满蒙，灭亡中国，征服亚洲，称霸世界，实现日本长久以来的“八纮一宇”的梦想。侵华时期，由于福泽谕吉“脱亚入欧”论的影响，日本政府更是变本加厉，视近邻中国为野蛮未开的“恶友”，一心要以军事侵略和文化侵蚀双向并进消化掉中国。“大东亚共荣圈”就是这一炮制物，他们在中国展开全方位的轰炸，既有舆论宣传，又有学校教育，不仅粉饰其军事恶行，而且实施“民族清洗、种族灭绝”的文化策略。 这也就是为什么小说富有意味地写了1940 年代中原地区遭受蝗灾，“日本人往下投馍馍了”的“善举”，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良平村饥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