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玉章传 上卷(1878-1949)

　　《吴玉章传 上卷（1878-1949）》：　　重庆是四川同盟会活动的中心，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第二年，重庆同盟会支部就建立了。在杨庶堪、张培爵等人主持下，聚集革命力量，密谋发动武装起义，由于端方率鄂军入川，重庆党人一时未敢盲动。在成都龙泉驿驻守的清军排长、同盟会会员夏之时运作部队起义，被推选为总指挥，率八百余人东下重庆，促成了重庆起义成功。重庆蜀军政府成立，张培爵为都督，夏之时为副都督，杨庶堪、朱之洪为顾问，林畏生为总司令。安排就绪后，蜀军政府决定立即组织军队，西上成都讨伐赵尔丰。重庆蜀军政府还委任吴玉章为出席南京临时政府会议代表。吴玉章之所以没有去成都，而是到了重庆，是因为他还有一个重要安排，就是准备从重庆出川，尽快与领导全国革命的总机关取得联系，以便开展下一步的工作。他把想法与重庆的同志做了交流，打算早日成行。这时，蜀军政府都督张培爵到吴玉章的住处，跟他谈了一件他们难于处理的大事。　　原来，蜀军政府在安排西征成都时，决定由夏之时以蜀军政府副都督的身份亲自领兵出征，而以总司令林畏生兼任北路支队长。　　对西征军的安排，林畏生发生了误会，以为是摘掉了他的总司令职权，大为不满。他参加革命本来就是出于被迫，根本没有什么觉悟。当了蜀军总司令后，他自以为过去在新军中的地位比夏之时要高，因此，对夏之时常出不逊之言，态度非常傲慢。现在又误认为夏之时在故意打压他，一怒之下，即将支队长的委任文书和一切印信当众撕毁并且破口大骂，持枪握拳，闯进军政府，声言要找夏之时拼命。其手下有两个团长，更是横行不法，纵容士兵四处扰民。吴玉章在重庆街上也碰到过军人无纪律的情形，人们街谈巷议，惴惴不安。而张培爵和夏之时对此却毫无办法，刚刚成立的蜀军政府差不多陷入了无政府状态中。张培爵说完大致情况后，请吴玉章想个办法。吴玉章听完张培爵的叙说后，立即干脆地回答说：“只有严明纪律，才能维护革命政权，现在必须召开一个紧急会议来讨论这件事情，并准备实行军事裁判，整顿军纪。”　　张培爵完全赞成吴玉章的意见，吴玉章也接受张培爵的邀请同意参加会议。12月17日，张培爵召集了蜀军政府全体军政负责人会议，特地告知不许携带武器，又安排警卫人员妥为戒备。人一到齐，会议开始。夏之时首先报告事情发生的经过，请大家讨论解决。这时，林畏生毫不在意地站起来大声说道：“我林畏生罪多得很！砍官防，其罪一也；撕委任状，其罪二也；辱骂都督，其罪三也；闹军政府，其罪四也。看你们敢把我林畏生怎么样！”他气势汹汹地说完就坐下了。过了许久，没有一个人敢站起来发言。　　吴玉章看到这种情形，非常气愤，心想：“既为革命党人，对清朝反动政府都敢起来革命，为什么对这样一员悍将就不敢斗争了呢？”他控制了一下愤怒的情绪，从容地站起来说道：“我们革命的宗旨是推翻清朝专制政府，实行民主政治，解除人民痛苦，并不是以暴易暴。我们革命党人是不侮鳏寡，不畏强暴的。扶正义，打抱不平，正是我们革命党人的本色。如果我们今天一胜利，就横行霸道，和清朝官吏一样，实在违反革命初衷……”　　吴玉章心情十分沉痛地讲了两个小时，*后主张执行革命纪律，把这个会议变为军事裁判。许多在场的人都是初次见到吴玉章，他讲完之后，全场热烈鼓掌，表示同意。坐在一旁的林畏生不时地看看吴玉章，对这样一个陌生人义正词严的讲话，感到有些惊异，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来头。　　夏之时接着说：“我是当事人，不便主持裁判。我提议请*近由同盟会总部派来的、孙中山先生亲密的朋友吴玉章同志做裁判长。”大家都表示赞成。夏之时的这个提议，完全出乎吴玉章的意料，让他真是骑虎难下。吴玉章心想：“由于我提议才召开这次会议，现在要我来主持裁判，岂不是故意把杀人的事情推给我做吗？”但接着又想：“如果推辞，旁人也是一定不干的，事情又怎么解决呢？”于是，吴玉章便毅然接受了大家的推举，并向大家提出了新要求：　　“**，我说明犯罪的行为时必须得众人的同意；第二，我判决的处罚也必须得众人的同意；第三，判决后犯罪人得申诉或声明不服，并说明不服的理由；第四，判决后一定要遵照实行。必须大家都赞成这四个条件，我才能就职。”　　对吴玉章说出的四条，大家都觉得法理适当，都说：“这是*公平的裁判法，我们赞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