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艺术家的批评家/张帆

对话。 人物：西里尔和维维安。 场景：诺丁汉郡一栋乡村别墅的藏书室。 西里尔（从露台开着的窗户走进来）：亲爱的维维安，别整天把自己关在藏书室里。多美好惬意的下午啊！外面空气清新怡人，林中弥漫着薄雾，就像李子树上绽放的点点紫花。我们去躺在草坪上，吸着烟享受大自然吧。 维维安：享受大自然！我庆幸我已完全没有那个能力了。人们认为，艺术能激发我们更热爱自然，它将自然的奥秘展现于人前，但在深入研究了柯罗和康斯太勃尔之后，我们能看到以前所忽略的自然之美。我觉得我们了解艺术越多，对自然的关注就越少。艺术真正向我们揭示的是，自然是浑然天成不经设计的，是原生原长又奇特的，是异乎寻常单调的，是总在变化的那未完成的状态。当然，自然有她的意图，但正如亚里士多德说的那样，她无法将其尽数展现。当我看风景时，我不禁会看到它的全部缺陷。然而，自然的不完美对我们而言是幸运的，否则我们根本就不会有艺术。艺术是我们坚定的抗议，是我们试图为自然指明方向的勇敢尝试。至于自然界的变化多端，那纯粹只是个神话。变化不会在自然本身中被发现，它存在于观者的想象中、幻想中，存在于被培养出来的盲目之中。 西里尔：好吧，你不必看风景。你可以躺在草坪上抽烟聊天。 维维安：但是自然并不让人舒服。草地又硬又矮又潮，还到处遍布讨厌的黑虫子。嘿，就算莫里斯[1]*差劲的工人做出的椅子，也比整个自然能做出的更舒服。我不抱怨，如果自然是让人舒适的，人类就不会发明建筑，我喜欢在屋里多过户外。在房子里，一切都服务于我们，依照我们的需要和满足来设计。自我主义本身，对人类尊严的正确意识是非常必要的，而这完全是室内生活的结果。在户外，人们变得抽象和客观，人们的个性不再，而自然又是如此冷漠，毫不在意。无论何时我在公园里散步，我总觉得我对自然而言就像放牧在山坡上的牛群，或者小沟里开花的牛蒡一样。没有什么比自然憎恨智慧更显而易见了。思想是世界上*不健康的事情，人们死于它，正像死于其它疾病一样。幸运的是，至少在英国，思想是没有传染性的。作为一个民族而言，我们出色的体格完全归因于我们民族的愚蠢。我只希望在未来的很多年，我们还能保持这伟大而兼具历史性的幸福堡垒，但恐怕我们开始被过度地教育了，至少每一个没有学习能力的人都开始教人了——这正是我们对教育的热忱导致的。那么你*好回到乏味的、让人不舒服的自然中去吧，好让我修正我的校样。 西里尔：你写文章呢！这跟你刚才说的话可不太一致。 维维安：谁要一致？是那些笨蛋和教条主义者，那些乏味的人，而不是我。我像爱默生一样在藏书室的门上写了“突发奇想”这四个字。此外，我的论文真的是*有益、*宝贵的警告。如果人们能够关注到，那可能将是一场新的文艺复兴。 西里尔：你的主题是什么？ 维维安：我想把它叫做“谎言的腐朽：异议”。 西里尔：谎言！我本以为我们的政客保持着这个习性。 维维安：我向你保证他们不会。他们从未超越以讹传讹的水准，居然还屈尊去证实、讨论、争辩。真正的谎言家则截然不同，他们理直气壮的言论毫无责任感可言，对任何形式的证明都抱有天然的轻蔑。终究，什么是好的谎言呢？简单地说，它可以证明自己。如果一个人极度缺乏想象力来证明谎言，他不妨还是尽早说出真相为好。但是政客们是不会这么做的。或许有些法律界的做法能被借鉴，诡辩家的衣钵传给了律师们。他们的虚情假意和花言巧语让人愉快。他们会让糟糕的事情看起来越来越好，就好像刚从利昂廷学派[2]走出来一样。不管他们多么殚精竭虑，真相总会浮现。甚至报纸也腐朽了，他们现在可以完全让人信赖。当人们费力地阅读那些专栏时能感受到这一点，它总是报道事件中*缺乏可读性的东西。恐怕对律师和新闻记者们没什么好多说的。再说，我想讲的是艺术的谎言。我能给你念念我写的东西吗？这可能对你有很大的益处。 西里尔：当然，如果能给我支烟的话。 维维安（以一种非常清晰、悦耳的声音朗读）：“《谎言的腐朽：异议》——我们这个时代大多数的文学作品之所以如此平淡无奇的一个首要原因就是，谎言——作为一种艺术，一门科学，一种社交乐趣——毋庸置疑地腐朽了。古代历史学家以事实的形式带给我们令人愉悦的虚构，现代小说家则在虚构的假面下向我们提供索然无趣的事实。他有他冗长的人之文献，他用显微镜在那小小的悲惨的创作之角中窥探。他不是在国家图书馆就是在大英博物馆，不知羞耻地钻研他的主题。他甚至没有勇气追随他人的想法，但却坚持要直接到生活中寻找一切。*终，从家庭圈或每周来一次的洗衣女工那里汲取了他的原型，获得了即使在*沉思的时刻，也完全无法从中摆脱的大量有用的信息之后，他终于在百科全书和个人经历之间碰了壁。 “总的来说，我们时代这种虚假的理想给文学带来的损失是不可低估的。人们以漫不经心的口吻谈论‘天生的谎言家’，就像他们谈论‘天生的诗人’一样。但在这两者中他们都错了。谎言和诗歌是艺术——正如柏拉图所见，艺术并非是互不相连的——它们需要*细致的研究和*无私的奉献。事实上，就像绘画、雕塑这些更为有形的艺术，有它们在形式和色彩上的微妙秘诀，有它们在工艺上的奥秘，有它们几经推敲的艺术手法一样，谎言和诗歌也有自己的技巧。就像人们通过美妙的音乐认识诗人，人们也可以通过富有节奏的话语来识别谎言家，在这两种情况里，仅凭一时随意爆发的灵感都是不够的。这里和其它地方一样，也必然实践在先，而后完美。但是在现代，写诗的风尚已经变得过于普遍，如果可能的话应该加以劝阻，而说谎的风气几乎已经声名狼藉。许多年轻人以与生俱来的夸张天赋开启他们的生活，如果在志趣相投又富有同情心的环境造就下，或者通过模仿*好的典范，这些天赋可能会成为真正伟大而令人惊叹的东西。但是通常情况下，他一事无成。他要么陷入讲求准确性的草率习性中——” 西里尔：我亲爱的朋友！ 维维安：请别在句子中间打断我。“要么惯于出入长者或消息灵通人士的社交圈。这两样对他的想象力都是致命的，事实上它们对任何人的想象力都是致命的。在短期内他形成了近乎病态的、不健康的说实话的能力，开始核实人们在他面前的所有说法，毫不犹豫地反驳比他年轻得多的人，*后他通常以写小说告终，而那些小说与生活极为相似，以至于没人会相信其可能性。我们所说的并不是孤例，这只是众多例子中的一个。如果不能做些什么来制止，或者至少是改变我们对事实近乎偏执的崇拜，艺术就会变得贫瘠，美将从大地上消失。 “即使是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这位因精妙文笔和别出心裁的作品而受人喜爱的散文大师，也被现今这股‘恶习’所沾染——我们不知道还能用什么别的词来称呼它。为了试图让故事变得过于真实而掠夺其真实性，确实有这样的做法。《黑箭》如此缺乏艺术性，以至于连一件值得吹嘘的与年代不符的事都没有，而杰科医生[3]的变形读起来危险得就像《柳叶刀》里的实验。至于瑞德·哈格德[4]先生，他确实有或者曾经具备完美卓越的谎言家气质，现在却极其害怕被认作是天才，所以当他要告诉我们任何奇妙的事情时，他觉得必须编造出一段个人回忆，并把它放进脚注中，怯懦地将其作为一种事实的佐证。我们其他的小说家也没好到哪里去。亨利·詹姆斯先生写小说似乎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在卑劣的主题和难以洞悉的‘观点’上，浪费了他简洁的文学风格、精准的措辞，以及机敏犀利的讽刺。霍尔·凯恩先生志在雄伟宏大的写作，这倒是真的，他声嘶力竭地写，然而却表达得如此喧闹，以至于反倒没人能听懂他在说什么。……《罗伯特·埃尔斯米尔》绝对是一部杰作——一部枯燥类型的杰作，英国人倒似乎极其喜欢这种文学形式。我们一位颇有想法的年轻朋友曾经说过，这使他想到了那种在一个不信奉国教的家庭中享用肉茶时的谈话，我们完全可以相信这一点。事实上，只有在英国才能出版这样的书。英国可以堪称迷茫思想的故土。至于伟大的、日渐增长的小说家流派[5]，对他们来说太阳总在东边[6]升起，关于他们，唯一可以说的是，他们发现生活是粗糙的，并任由其肆意粗糙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