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考古(第6辑)

本辑特稿 夏鼐师承记 李零 中国考古学家，论学养深厚、见多识广，无出夏鼐其右。他读书多、交游广，到过世界各国，看遗址，看博物馆，看东西，比谁都多。他有各种各样的老师，中国的，外国的，有些登堂人室，亲炙师教，有些私淑其学，从未谋面。他这一生，直接间接，受谁影响大？请看《夏鼐日记》[1]。 【案】 《夏鼐日记》，现在只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此书由夏鼐子女和王世民誊录，然后由王世民汇总通读定稿，史料价值极高，上篇已多次引用。 读2011年版，遗憾的是，书中外文从手写原文转录，拼写多误（如1977年夏鼐访问伊朗部分），卷十索引漏掉不少人名。我通读全书，将陆续发现的问题随时寄给王世民先生，希望以后能出修订本。 （一）夏鼐的旧学底子和外语能力 夏鼐读书，有从头至尾不中断之习惯，见《夏鼐日记》1947年3月11日（卷四，109页）。 他旧学底子好，博闻强记，对古书很熟，经史子集、金石学，什么都读。他曾编校《叶水心年谱》（稿寄同乡张一纯）和《真腊风土记》，对如何整理《大唐西域记》有很好的建议。 他的外语底子是英语。日语、法语是在清华学的，德语是在英国学的，俄语主要是解放后恶补的。 夏鼐说，他曾三次学俄语，**次是1935年在英国，只上过两星期的夜班；第二次是1949年在浙大；第二次是1953年在考古所[2]。 夏鼐读中国书多，但很少之乎者也，老气横秋；读外国书多，深藏不露，从不喜欢卖弄外国理论和外国名词。更何况，解放后的新中国也不兴这一套。 【案】 1950年代和1960年代是个举国学俄语的时代，中学时代，我学过六年俄语。1959年古巴革命后，国家培养了一批学西班牙语的人材，我大姐就是学西班牙语。举国学英语是“文革”后、“改开”以来的事了。 （二）蒋廷黻：夏鼐在清华大学的本科老师 蒋廷黻（1895～1965年）是夏鼐在清华大学的老师，为他打下现代史学的底子，让他学会用现代眼光看过去。 世人知有夏鼐者，都是因为他对考古学有大贡献，然而夏鼐的兴趣*初却不在考古。当年，在燕京、清华读书，他更喜欢社会科学和近现代史。他有他的现实关怀，并非象牙塔中的冬烘先生。 1930年，他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与瞿同祖同学。假如沿这条道走，他有可能成为另一个瞿同祖。 1931年，他转学清华大学历史学系，与吴晗同学。假如沿这条道走，他有可能成为另一个吴晗。 1931～1932年，夏鼐读过不少马克思主义原著和介绍苏联革命的书，如马克思的《哲学之贫困》（即《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恩格斯的《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之起源》（即《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费尔巴哈论》（即《路德维希 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和《反杜林论》，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即《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帝国主义》（即《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高阶段》）和《国家与革命》，斯大林的《列宁主义》（即《列宁主义问题》），以及曹谷冰的《苏俄视察记》和胡愈之的《莫斯科印象记》等。 1934年6月22日，夏鼐从清华大学历史学系毕业，毕业论文是《太平天国前后长江各省之田赋问题》，导师是蒋廷黻。 蒋廷黻学问很好，但弃学从政。1935年12月任国民党行政院政务处长，从此离开清华大学。1936年1月16日，夏鼐在英国听说此事，曾说：“我对于做官虽没有什么热心，但亦不反对人家去做官，尤其是现在中国的局面下，不应该再谈清高，规避做官。故此事的得失在于结局，是救起了中国，还是仅仅毁坏了几个学界闻人，如丁文江做淞沪督办，前车可鉴。（卷二，4页） 1942年1月17日，夏鼐在重庆见到多年未见的老师，蒋廷黻叮嘱他“*好能多注意汉唐宋之古迹文物”，认为“其重要性实不下于先秦及史前之考古学也”（卷三，4页）。夏鼐调查古代遗迹、遗物，一向注意晚期的东西，甚至对近代文物、近代史料也很有兴趣。 【案】 知识分子读马列，一般都是“思改”（1951～1952年的“思想改造运动”）期间才开始读，夏鼐不同，他早就读过这类书。1949年后，他也读这类书，如《夏鼐日记》1978年10月11日～11月11日记，他曾细读《资本论》第1卷（卷八，246、251、252页）；1982年12月30日记，他曾指出李作智误引《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中马克思删掉的话。说明他对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也很熟。他不是从马克思主义教科书读马克思主义，而是读原典。 蒋廷黻后来是国民党高官。1945年当过中国驻联合国常任代表，1961年任台湾驻美“大使”兼“驻联合国代表”，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联合国。或问，他对自己的人生选择如何评价，他反问，后人记住的是张骞还是司马迁。 古人讲“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德”不是想“立”就能立起来的，刻意立德，难免虚伪，更何况谁也不是“道德完人”。“立功”要做官。蒋廷黻学问很好，弃学从政是不是可惜，夏鼐说得对，关键看结局。路子选的不对，不但误国，学也误了。 夏鼐不爱当官，但命中注定，难逃学术领导之职。1947年2月24日～1948年8月21日，傅斯年请夏鼐代理过史语所所长。解放后，夏鼐先后担任考古所的副所长和所长。1982年退下来，担任考古所的名义所长和社科院副院长。有人说，解放后担任学术领导者，很多人都把学问废了。这事当两说。不错，政治运动浪费了他们太多的学术生命，但解放后，百废待兴，他们担任学术领导，对学科建设有大功，这种贡献不是可以几本书、几篇文章计。 1952年他曾请辞副所长，1960年代初又请辞所长，两次都未果。我理解，他更愿当一名学者。当所长，那是不得已。 （三）傅斯年、李济：夏鼐在清华大学的研究生导师；梁思永：夏鼐的考古实习老师 这三位都留过洋，到西天取过经。 傅斯年（1896～1950年）曾留学欧洲，先在爱丁堡大学、伦敦大学学自然科学，后在柏林大学学西方考据学（philology）。史语所的“语”就是学后者。 李济（1896～1979年）曾留学美国，在哈佛大学学体质人类学，回国致力于考古。 梁思永（1904～1954年）曾留学美国，在哈佛大学学史前考古。 1934年8月13日，夏鼐报考清华留美公费生考古学门（卷一，255～258和272页）。他本想到美国学社会经济史，听说没名额，所以报考古。后来知道有，后悔莫及。假如他真的去美国学社会经济史，他有可能成为另一个杨联陞或何炳棣（他俩都比夏鼐小，毕业晚，出国晚）。 但夏鼐却走了另一条路，当初不情愿，然而成就更大的路。他是“因祸得福” 夏鼐就是夏鼐，命运造就了这位中国考古的一代宗师。 1934年8月21～25日，夏鼐参加考试，11月9日得通知书，清华大学指定傅斯年、李济为他的考古学导师。 《夏鼐日记》提到： 1934年10月2日：“今天留美考试在报纸上发表，自己果然获取，前几天的传言证实了。不过自己本来预备弄的是中国近代史，这次突然考上了考古学，这样便要改变我整个一生的计划，对于这样一个重大的改变，我并没有预料到，我有些彷徨无主。下午去找吴晗君谈谈，他说：‘昨天你还是预备弄近代史，今日突然要将终身弄考古学，昨夜可以说是你一生事业转变的枢纽，这一个转变实在太大，由近代史一跳而作考古，相差到数千年或数万年了。’”（卷一，264页） 1934年10月4日：“我初人大学的头一年是弄社会学的，后来转人历史系，已经是十字街头钻人古塔中，但是对于十字街头终有些恋恋不舍，所以要攻中国近代史，以便进一步剖析当前的社会。现在忽而改读考古学，简直是爬到古塔顶上去弄古董。离十字街头更远了，喧扰的市声，渐隐渐微了。在塔顶旧室中，微弱的阳光下，徘徊于蛛丝鼠迹之中，虽有一种‘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情’的诗意，但是这岂是现代式的生活？我总觉得这是我的职业，应该在职业以外去找一个可以安心立命的思想或信仰。但是到哪里去寻这种思想或信仰呢？”（卷一，265页） 这以后，他开始搁置自己的兴趣，大读特读考古书，权且当作“稻粱谋”。他没打算拿考古当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 1934年10月30日，夏鼐在北京拜见傅斯年，傅氏说：“考古学有三方面可研究，一为Prehist-orical Excavation（史前时期的发掘），二为Historical Excavation（历史时期的发掘），三为Museum（博物馆）；将来出国可至英、美二国，以其参加实地工作之机会较多也，法国人太小气，不及英、美二国。”（卷一，270、271页） 1935年1月3日～3月9日，夏鼐从北京赴南京，在中研院史语所读考古书，并四见李济，向他请教（1月4日、2月7日、2月28日、3月9日）[3]。3月3日，他与吴襄在玄武湖划船，曾比较南京和北京。他说，“南京如暴发户，仍带伧奴故态。北平如已中落，犹带大家风度”（卷一，297页）。看来他很怀念北京。3月10日，他去安阳实习，参加殷墟第十一次发掘，带夏鼐实习的人是发掘主持人梁思永[4]。梁思永比他大六岁，他一直视为老师。 在安阳工地，夏鼐仍然认为自己不适合干考古。 《夏鼐日记》提到： 1935年3月17日：“又阅报，知今年留美公费生有经济史一门，殊自悔去年之投考考古学也。自家本是埋首读书的人，考古学的田野工作，注重组织及办事能干，殊非所长也。（卷一，302页） 同年4月10日：“我自己觉得对于书本的嗜好，仍是太过分，对于田野工作的兴趣远不及对于书本的爱好。（卷一，311、312页） 同年5月8日：“无疑的，我是不适宜干田野工作的，这不是指体格方面而言，而是指生活习惯而言，我的素养使我成为书呆子，关于统治工人及管理事务各方面皆是一个门外汉，勉强做去，未必见功，可是这有什么办法可想呢！（卷一，320页） 同年5月26日：“我觉得自己不配弄考古，对于田野工作，已有些生厌了，觉得它的单调，不生兴味。”（卷一，326页） 他的人生选择，几乎全都“事与愿违”：想去美国，却去了英国；想学近代，却学了古代；想啃书本，却干了考古。 当年，夏鼐留学，跟许多留学生一样，虚名与实学在心中交战。虚名是为尽快拿个洋博士，光耀乡里；实学是为求取真经，回来报效国家[5]。 1935年3月15日，夏鼐在安阳工地跟梁思永商量到哪儿留学好，梁思永的建议是“以赴英爱丁堡（大学）随G.Childe（柴尔德）学习为佳”（卷一，301页），25日再问，梁思永说“*好是赴英，人伦敦大学或爱丁堡大学；如赴美以Calfornia（加利福尼亚）大学为佳，可以攻人类学，养成考古学之理论基础；如能赴德国Menghin（门京）更佳，惟语言须另行学习耳”（卷一，305页）[6]。 同年4月1日，夏鼐接李济信，李济的建议是“此次出国赴英较赴美为宜，先在伦敦大学住一年，然后赴爱丁堡或剑桥”（卷一，308页）。另外，他有信给梁思永，提到“爱丁堡大学之Childe（柴尔德），可以从之学比较考古学，剑桥大学之EllisMiunns（埃利斯 明斯）亦不错，伦敦大学之Petrie（皮特里）已年老退休云”（卷一，308页）。 李济、梁思永都是留美生，但他俩都鼓动夏鼐去英国。英国是当时的考古重镇。 同年6月11日，夏鼐在北京拜见傅斯年，傅斯年叮嘱他，“留学时须注意：（1）范围须稍狭，（2）择定一导师，（3）少与中国人来往。并云*好不要研究中国问题”（卷一，331页）。这三条，一开始，夏鼐都没照办。 【案】 据王祥第说，1934年清华招收留美公费生，考古和欧洲近代史各有一个名额，夏鼐想报欧洲近代史，杨绍震也想报，杨怕同时考，考不过夏，劝夏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