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导论(精)

**节 史料取舍的原则
司马迁作史之时，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面对丰富而且繁杂的资料，他没有不加选择地堆砌成文，而是根据需要予以取舍裁择。《史记》取材原则的确定，与作者修史目的、宗旨和方法有紧密联系。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几条。
一、注重天下兴亡
太史公创作《史记》，意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作者试图以史的形式，观察古今盛衰的变化，探求治国之道。此一目的，决定了《史记》在取材上对国家治乱存亡的特殊关注。《留侯世家》说：“留侯从上击代，出奇计马邑下，及立萧何相国，所与上从容言天下事甚众，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张丞相列传》说：“自申屠嘉死之后，景帝时开封侯陶青、桃侯刘舍为丞相。及今上时，柏至侯许昌、平棘侯薛泽、武强侯庄青翟、高陵侯赵周等为丞相。皆以列侯继嗣，娖娖廉谨，为丞相备员而已，无所能发明功名有著于当世者。”这些人虽然位极人臣，但无益于成败治乱之数，所以作者毅然决定不为他们立传。相反，一些人物虽然地位没有丞相尊贵，却因有关国家政治，而得以在《史记》中占有一席之地。记载一人之事是如此，考察一国之事同样也是如此。《陈杞世家》说：“滕、薛、驺，夏、殷、周之间封也，小，不足齿列，弗论也。”又说：“周武王时，侯伯尚千余人。及幽、厉之后，诸侯力攻相并，江、黄、胡、沈之属，不可胜数，故弗采著于传云。”这些国家，国小力微，对历史发展进程影响不大，故作者略而不论。纵览《史记》全书，太史公载五帝、三王、春秋战国以至秦汉，于存亡兴衰之际尤为留意，都体现出作者重视天下兴亡的取材原则。
二、成书流传者不论
对于有著作流行于世的人物，《史记》不取其作品，对他们的事迹，则分别不同情况，灵活处理。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载其行事。《孙子吴起列传》云：“太史公曰：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吴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论，论其行事所施设者。”《老子韩非列传》、《司马穰苴列传》也有类似的说明。二是论其轶事。《管晏列传》：“太史公曰：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三是不论其传。《孟子荀卿列传》：“自如孟子至于吁子，世多有其书，故不论其传云。”《史记》不录流行于世的著作，是为了节省篇章，增加有效容量。后世史书载文过滥，“非复史书，更成文集”，［唐］刘知几著，［清］浦起龙通释，王煦华整理：《史通通释》，第117页。可见《史记》裁决之可贵。
三、网罗天下放失旧闻
“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这句话，载于《太史公自序》，又见于《报任安书》。《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帝三十四年（前213），丞相李斯上奏：“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此奏经秦始皇认可而施行，对于民间所藏书籍，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汉惠帝四年废除秦挟书之令，至武帝时始广开献书之路，汉初统治者以国家的力量，经过多方努力，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秦焚书坑儒所带来的损失，这无疑是值得称道的。而司马迁以个人之力克服种种困难，访求遗文轶事的努力，更是令人钦敬。
在利用文献资料方面，单是《史记》所称引的百余种文献，就可以窥见他广收博览、披沙拣金搜集史料之一斑。他求史记，访古书，更可看出他网罗旧闻的良苦用心。
尤其值得赞赏的是，他并没有以掌握现成的文献资料为满足。他根据作史的需要，进行过大量艰苦细致的调查访问，实地考察，收集一切对作史有用的材料。例如，战国末年和秦楚之际这两个重要的历史时期的有关史料，太史公就作过系统的察访。他到过大梁之墟，听墟中人讲述秦灭魏的史实，寻访过所谓夷门，看到过春申君的故城宫室，还亲至孟尝君封地，感受到薛地多暴桀子弟与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有关，肯定世称孟尝君好客名不虚传。秦失天下，与轻用民力有关，史公特别留意过蒙恬所筑长城亭障及开通的直道。彭城为项王建都之所，又是楚汉战争的重要战场，丰、沛是刘邦龙飞之地，又是樊、郦、滕、灌、绛侯周勃等人的故乡，淮阴是楚汉战争的关键人物韩信的出生之处，这些地方，作者曾一一亲至其地，深入调查访问。从实际效果来看，作者耳闻目睹，不但扩大了史源，更增长了史识，这在《史记》中多有体现。
《自序》云，汉兴至太初“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续纂其职”。太初之时，作者收集史料的工作已基本就绪，因而开始了《史记》的创作。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这一可喜局面的出现，离不开太史公艰苦卓绝的劳动。
四、择取雅言
《五帝本纪》赞语云：“《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又云作此篇时“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这里提出了取材择其雅言的原则。《殷本纪》：“太史公曰：余以《颂》次契之事，自成汤以来，采于《诗》、《书》。”采《诗》、《书》入史，是因为这些资料典雅可据。同时，“雅驯”与否是决定一切史料取舍的重要原则。
择取雅言的另一面是摈弃怪诞不经的东西。《天官书》云：“幽、厉以往，尚矣。所见天变，皆国殊窟穴，家占物怪，以合时应，其文图籍僠祥不法。是以孔子论六经，纪异而说不书。”《自序》亦云：“星气之书，多杂僠祥，不经；推其文，考其应，不殊。比集论其行事，验于轨度以次，作《天官书》。”《刺客列传》：“太史公曰：世言荆轲，其称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马生角’也，太过。”《大宛列传》：“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以上所言，都是太史公明言摈弃的材料。还有一些资料，作者没有具体指出其内容，然而也在被删削之列。如《五帝本纪》云“《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百家”作为书名，见于《汉书·艺文志》，共有一百三十卷。它记载了哪些内容，我们已无法判定。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书中有一些“不雅驯”的记载。《史记》将这类资料删去，无疑是正确的。当然，《史记》选择史料也不可能尽善尽美。如《殷本纪》载简狄吞玄鸟卵而生契，《周本纪》载姜原践巨人迹而生弃，《秦本纪》录女修吞玄鸟卵而生大业。这些事件或见于《诗》、《书》，或存于口碑，流播既广，太史公遵孔子纪异而说不书之成法，未尽加刊落，故犹存此奇异之迹。至于《高祖本纪》载刘媪梦与神遇而生高祖，刘邦斩白帝子诸事，实与《陈涉世家》鱼腹丹书、篝火狐鸣如出一辙，太史公未必相信实有其事。总的说来，《史记》选取史料相当精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