狷庐散笔

他始终是自己——怀念先师邓广铭先生 生存在这个地球上的人，每个人都是自己，但由于种种原因，许多人在很多时候又不是自己。这里我要怀念的，就是一个始终是自己的人——一代宗师、著名历史学家邓广铭先生。 我与邓先生认识始自1972年。那年我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进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上学时只觉得知识不够，很希望多学点东西。孰料入学才8个月，便受到党内党外的批判，理由是“用红口袋装知识”“白专道路”。邓先生知道我大概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记得他给我们讲宋辽金史的**句话便是：“这是此生*后一炮！”事实当然并非如此。因为后来我再次考人北大历史系读研究生时，他还给我们讲过专题课，又带出一批博士、硕士研究生来。我体会，先生当时之所以说那句话，恐怕是对教育领域混乱状况不满的发泄之词。 我同邓先生真正建立起友情是在1974年左右。历史系组织师生搞《论衡注释》，邓先生与我暨另外两位同学分在一个组，负责其中的几篇。说来好笑，我居然还是组长。考虑到先生年事已高，而且家中藏书较多，使用方便，因此这个组的活动多在邓宅进行。去过几次之后，我发现在先生那里看书太方便了。于是，即便没有小组活动，我也跑到他家读书查资料。有时，我早晨去得太早，先生尚未用早餐，我便自己找个地方静坐读书。当时少不更事，也没想过这是否会给他的生活带来不便。日子久了，先生对我颇有好感，工作间隙也同我谈些心里话。比如，鲁迅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肯定了他的一个观点，他是如何给胡适之先生当研究生和秘书的；等等。其时先生和我都还是烟民，而我又是穷学生，常常断炊。先生有几次将他的恒大烟送我几包，我十分感激。当然，这全是我们私人之间的事，不可外传。1975年，我**次离开北大，常回校去看已故师友李培浩先生，培浩师其时随先生治宋史。他私下对我说，邓先生对他说过，不管老师们受多少批判，你对老师都是十分有礼的，他心里有数。 1979至1982年，我考回北大历史系读研究生，师从张广达教授。其时，邓先生任系主任，私下里也表示希望我学习宋史。但我兴趣在隋唐史，方向已定，故而未能遵先生之命研习宋史。不过，因我是研究生班长，所以同先生又有不少交往。他曾对我谈起，在西南联大时，同陈寅恪先生住楼上楼下。吃饭时寅恪先生常说些掌故轶闻，包含不少学问，可惜手懒，没记下来，不无遗憾。 北大历史系的师生和学术界同仁都知道，邓先生为人狷介，刚直不阿，疾恶如仇。对此，我深有体会。一次他告诉我，在讨论学校领导体制时，他说，就应该是教授治校，专家治厂。这话显然不合时宜。会后便有好事之徒向上面汇报，上面居然还派人找先生核实。于是，先生对来人讲，此话确实出自他口，他仍然认为没有错。又有一次他问我：“你读过《十三经》没有？”我说：“没有系统读过。”他说，有人送他一本书，是研究朱熹的，所引《十三经》错误百出，“这种书还有用吗？”我当时听了如芒在背，暗暗告诫自己：“别偷懒，要尽量避免这样的错误！！”先生虽然言辞激烈，但对学生他是真正有深爱的。我的导师张广达先生就对我说过，他从1958年被划“右派”后，邓先生始终对他爱护有加，这个深恩他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邓先生对我的厚爱我也终生难忘。1982年我自北大研究生毕业后，去了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工作。北大历史系那时已建立了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储备人才，邓先生任中心主任，广达师任副主任。三年后的1985年，一次在张师家，他对我说“邓先生和我商量了一下，发现我们犯了一个错误，不该把你放走。现在我们希望你能回来。”闻听此言，我着实吃了一惊。我太没有思想准备了。我对师父说：“非常感谢老师们对我的关爱。 P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