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空心化

无主体熟人社会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农民的人均收入逐年提高，但农村社会却在不断解体。大量农村劳动力常年离土离乡，农村日趋空心化。中国农村人口如此大规模的外流，可谓史无前例。 在农村大量劳动力离土离乡之后，熟人社会的行为逻辑是否还在运作？我试图以“无主体熟人社会”（baseless society of acquaintance）这一自创概念，描述并解释中国农村空心化之后的社会生活。 之所以把青壮年大量离土离乡后的农村社区称为“无主体熟人社会”，是因为青壮年乃农村社区里*为活跃的成员，是家庭的顶梁柱，是社区公共事务的参与者以及利益冲突的当事人。在经历历次冲击之后，老人的传统权威式微，青壮年日渐成为农村社会生活的主体。大量青壮年在农村社区的长期不“在场”，构成了农村社会主体的失陷。 “无主体熟人社会”具有哪些不同于“熟人社会”的特征？ **，舆论失灵。 如上所述，熟人社会的行为逻辑首先有赖于道德舆论压力。我们知道，舆论压力的形成，又有赖于一定数量的生活共同体成员口头传播中的舆论放大效应，只有“一传十，十传百”，才会产生“唾沫淹死人”的舆论效应。如果舆论的传播仅仅“一”止于“十”或者无人可传播，则当事人可能将舆论视为“耳边风”，乃至胆大妄为，“如入无人之境”。 在“无主体熟人社会”里，由于农村社会的主体成员大量缺席，自然村落范围的道德舆论便难以形成“千夫所指”“万人共斥”的“同仇敌忾”式的压力。于是，在“无主体熟人社会”里，出现了一种令人无可奈何的现象：在家种地的媳妇苛待年迈的公婆，老两口在忍无可忍之际向远在他乡的儿子诉苦；而年关临近，儿子与其他青壮年一道回家过年，媳妇又一反常态，中规中矩地奉敬行孝，儿子一头雾水，往往责怪起自己父母。我们可以指责“媳妇”虚伪之至，但事实上，“媳妇”的行为变化又是有章可循的――其行为的“道德”含量总是与其面临的道德舆论压力成正比，而道德舆论压力又与舆论传播者的数量成正比。 第二，“面子”贬值。 说行为的“道德”含量总是与行为主体面临的道德舆论压力成正比，其所预设的前提是：每个人都是要“面子”的。可以说，“熟人社会”里的人群越是众多，一个有“面子”的人所缔结的有效人际关系网络就越是宽广，“面子”就越是具有扩张和增值的能力。在熟人社会里，你敬我一分，我敬你两分，大家无非图个“面子”。给别人“面子”，事实上也是对别人抱有“回报”的期待。但在“无主体熟人社会”里，由于构成社会主体的中青年大量长期不在村，农村社区成员锐减，在在村的村民看来，“面子”的效能难以扩展，其“含金量”明显偏低，因此鼓励了只顾眼前利益的“不要脸”的“一锤子买卖”，所谓“树没皮必死无疑，人没脸天下无敌”。为蝇头小利而不惜撕破“脸面”大打出手，为宅基地而寸土必争、绝情断义……目前中国乡村出现的大量纠纷（如宅基地和水利纠纷）的深层原因，都可以从“无主体熟人社会”的行为逻辑中得到部分解释。 第三，社会资本流散。 随着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无主体熟人社会”里的社会边界是流动而模糊的，青年人已经与外部世界建立了各种具有实用价值的“朋友”网络。从村民的人际关系的密切程度看，较为普遍的情况是，姻亲关系超过了血亲关系，而“朋友”关系又胜于亲戚关系。这在家庭操办喜宴的受邀来宾中，表现得*为明显。少数在外闯荡而终有所获的村人，他们根据人生“成功”程度的高低，来确定“家”的所在，比如挣够50万元者把“家”安在大城市，挣够20万元者把“家”安在县城，而挣够10万元者也要把“家”迁到距真正的家乡仅一步之遥的镇区中心所在地。这些幸运者已在乡村之外的世界体验到了“成功”的喜悦，他们已没有必要回到原先狭小的熟人社会里去争得“面子”、赢取荣光，所谓“外面的世界更精彩”。这样，乡村社区的社会资本开始外向运作，难以在社区内累积，本土的民间权威日渐没落。本来，当村民之间出现纠纷时，民间权威尚能从中从容斡旋调停，但“见多识广”的外出打工的年轻人，他们之中并没有多少人把本土民间权威的话当回事，大家互不服气，这就给黑恶势力染指乡村纠纷提供了机会――在没人能够调解的情况下，就请外来的黑恶势力来“摆平”。 第四，熟人社会特征的周期性呈现。 之所以称为“无主体熟人社会”，不仅因为时至今日留在村里的人仍然生活在熟人圈里，还因为“无主体”的农村社会，也周期性地呈现熟人社会的部分特征。 目前农民外出打工，基本上以增加家庭收入为目的。伴随农业生产的周期性和家庭生命的周期性以及乡村节庆的周期性，打工者总是周期性地离乡与返乡，如一群候鸟，穿梭于城乡之间。村里平时冷清，但逢年过节却热闹异常。这种景象的出现，主要是由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安排导致的。大的返乡周期（如家庭生命的周期）套着小的返乡周期（如乡村节庆的周期和农业生产的周期）。大的返乡周期具体指在外打工的年限，男性一般比女性多七八年；小的返乡周期具体指每隔数月回乡播种或者收割以及每年回乡过年。这中间既有黄宗智先生所谓的“半工半耕”逻辑在起作用，也有白南生先生所谓的“家庭策略”（family strategy）在起作用，即从“家庭策略”及成本收益比较的角度考虑，在以男性为中心将家庭的经济生产功能外移的时候，以女性为中心的家庭的生育、抚养、赡养功能即劳动力再生产却不便外移，女性离土离乡大多仅发生在婚前或婚后尚未生育之前，以及孩子两岁后至上学前。我们可以将此进一步归结为“男工女育”的逻辑。 农民工周期性返乡除了被动地受到“半工半耕”和“男工女育”等生存逻辑的支配，还受到社会及文化的心理需求的驱使，这主要体现在打工者年终返乡过年的情形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