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科学技术思想史研究·秦汉卷

绪论 一、秦汉科学技术思想史研究的学术回顾 秦汉时期是中国传统科学技术思想史体系的形成阶段，像《周髀算经》《九章算术》《神农本草经》《黄帝内经》《周易参同契》《氾胜之书》《论衡》等一大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科技名典巍然耸立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之巅。无论前人抑或后人，也不管是国人还是洋人，一睹经典，犹如仰望高山，无不令人叹为观止。 在现存的中国古代历算遗产中，《周髀算经》是*早引用勾股定理的历史文献。被誉为“十八世纪法国*伟大的汉学家”宋君荣（Antoine Gaubil，1689—1759），对中国文学之研究具有极深造诣，他在1721年来华之后，凭借其良好的科学素养，翻译了包括《书经》（Le Chou-King Traduit et annote）、《周髀算经》（Textes du Lirre）、《周易》（Le I-king）、《诗经》（Livre des Versailles）在内的大量中国经史文献。19世纪，法国学者毕瓯（Edouard Constant Biol，1803—1850）成为**个研究中国数学史的法国汉学家，道光二十一年（1841）和道光二十二年（1842），他在《亚洲杂志》（Journal Asiatique）上分两次发表了《周髀算经》（Traduction et Examen d’un Ancien Ouvrage Chinois）的法语译文。 《九章算术》作为古代中国乃至东方的**部自成体系的数学专著，它创立了机械化算法体系，与古希腊的《几何原本》运用公理化方法所形成的*早的演绎体系，东西辉映，二者并称现代数学的两大源泉。由于《九章算术》是中古时期（约从公元500年到1500年之间）世界上*先进的应用数学，因此，至少在隋唐时期《九章算术》就传入了东亚的朝鲜和日本。在西方，《九章算术》的诸术如“盈不足术”“测望术”“方程术”等大约在六朝时传入印度，然后由印度传入阿拉伯。其中“盈不足术”又称“契丹算法”，欧洲人亦称“假借法”，至迟到1202年，意大利比萨的数学家列奥纳多（Leonardo Fibonacci，1170—1250）在他的《算术书》（LiberAbaci）中就曾介绍了这种算法。诚如钱宝琮先生所说：“在十六七世纪时期，欧洲人的代数学还没有发展到充分利用符号的阶段，这种万能的算法便长期统治了他们的数学王国。” 在医学领域，《黄帝内经》是我国现存*早的医学理论著作，与西方迟缓至20世纪初期才将《黄帝内经》翻译成英文不同，早在飞鸟时代的大宝元年（701），日本就颁布了《大宝律令》，其“医疾令”规定： 凡医、针生，各分经受业。医生，习《甲乙》《脉经》《本草》，兼习《小品》《集验》等方。习《素问》《黄帝针经》《明堂》《脉诀》，兼习《流注》《偃侧》等图，《赤乌神针》等经。 凡医、针生，初入学者，先读《本草》《脉诀》《明堂》。读《脉诀》者，令递相诊候，使知四时浮沉涩滑之状。令读《素问》《黄帝针经》《甲乙》《脉经》，皆使精熟。 日本之所以能够如此成功地移植了唐朝的医学教育制度，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同属汉语言文化圈，尽管从更深层的社会视角看，两者是各有各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各有各的文化延续和文化特色。在日本，《黄帝内经》作为一条文化链，节节环扣，既有传播者，又有接受者和研究者，历代不绝，坊间争相传抄，著述如潮，于是版刻大量涌现，其具体书目参见日本东方出版社出版的《黄帝内经版本丛刊》。然而，西方的情形却与此不同，由于《黄帝内经》文字古奥，这对于西语世界的学者而言，光研读它就够难了，更甭说在两个语言之间进行文字转换，那就更加不易。所以直到1685年波兰传教士卜弥格（Micha Boym，1612—1659）才在《医学的钥匙》一书中提及了《黄帝内经》，可惜他并没有对原始文献进行翻译。而对《黄帝内经》原文进行英语翻译的欧洲**人应当是德国学者道森（Percy Millard Dawson），他在1925年的《医学史年鉴》（Annals Medical Hitory）上发表了节译的《黄帝内经素问：中医之基础》（Su-Wen，the basis of Chinese medicine），“在当时以西医为主导的西方国家发表这一论文，开启了中医学理论传播的先河”，“尽管短短6页仅为《黄帝内经 素问》的沧海一粟，但足以在中医药年对外传播的道路上立起新的丰碑”。自此，一直到2015年，约有15种与《黄帝内经》相关的英译本。其中，德国汉学家文树德（Paul Ulrich Unschuld，1943—）从1991年开始《黄帝内经 素问》的英译研究。2003年，该课题的阶段性成果《黄帝内经 素问：古代中国医经中的自然、知识与意象》一书，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据文树德本人介绍，他在翻译《黄黄内经 素问》的过程中，“共计参考了1600年间中日两国学者的600部著作和近3000篇文献”，可见其翻译难度之大。 《伤寒杂病论》早在唐朝就传入日本，如康治本《伤寒杂病论》书末有“唐真元乙酉年写之”与日本“康治二年癸亥九月书写之，沙门了纯”二行字。不过，从前揭《大宝律令 医疾令》所习医学经籍看，里面却没有《伤寒杂病论》，表明当时《伤寒杂病论》还未受到日本医学界的重视。直到日本室町时代中后期，特别是在坂净运入明习医学成之后，返回日本时精心探究和推广伤寒之学，尽采《伤寒论》经方，撰有《新椅方》《遇仙方》《续添鸿宝秘要钞》等医著，不仅在日本汉方医学领域独树一帜，而且直接影响了古方派学术思想核心的形成。江户时期，步踵张仲景之学的汉方医家不断增多，如日本古方派的鼻祖名古屋玄医，以“贵阳贱阴”为主题吸取《伤寒论》的精髓，唯见证施治，打开了古方派医学发展的一道新门径。据竜野一雄统计，自古方派兴起以降，尤其是18—19世纪，迎来日本研究伤寒之学的高潮，截至20世纪中期，日本研究《伤寒论》的著述，约有531种，如吉益东洞可刊行《古文伤寒论》、山田正珍著《金匮要略集成》、丹波元简撰《金匮要略辑义》、浅田惟常著《伤寒辨要》等。 为了清楚起见，我们简单地把秦汉时期主要科学技术典籍在国外的传播情况如表0-1所示： 表0-1 秦汉部分科技典籍流传状况总数据表o 国内研究《九章算术》的现代学者，以钱宝琮为*早。1921年，钱宝琮在《学艺》第3卷第1期上发表了《九章问题分类考》一文。在文中，钱宝琮提出了“按郑注方田至旁要九名，当是汉时相传九数之目”的观点，初步厘清了《九章算术》的发展脉络。此后，钱宝琮又发表了《〈九章算术〉盈不足术流传欧洲考》《周髀算经考》《汉人月行研究》《〈九章算术〉方程章校勘记》，以及未发表的《〈九章算术〉及其刘徽注与哲学思想的关系》等论文。尤其在《〈九章算术〉及其刘徽注与哲学思想的关系》一文中，钱宝琮提出了许多具有指导性的观点和意见。例如，他认为： 《九章算术》的编集与东汉初年经古文学派的儒士有密切的关系。郑众、马续、马融等人以为人民在生产实践中产生的数学概念和计算方法都是儒家六艺中“九数”的内容，因而把古代相传的算法分别隶属于“九章”之内。《九章算术》的编集工作表现了“实事求是”的作风，排除了经文学派的阴阳五行说，接受了荀子学说的唯物主义思想，是可以理解的。 这种对《九章算术》性质的纲领性认识，至今都是指导《九章算术》研究的重要原则之一。 《淮南子》和《周易参同契》是汉代道家的两部不朽经典，历来为学界所重。梁启超曾评价《淮南子》一书的价值说：“《淮南鸿烈》为西汉道家言之渊府，其书博大而有条贯，汉人著述中**流也。有东汉高诱注，亦注家*善者。”高诱认为：“（《淮南子》）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出入经道。其言大也，则焘天载地；说其细也，则沦于无垠，及古今治乱存亡祸福，世间诡异环奇之事。其义也著，其文也富，物事之类，无所不载，然其大较归之于道”，肯定《淮南子》的基本思想出于道家。在学界，除道家说之外，尚有杂家、儒道融合诸说，各有考证，笔者在兹不作详述。据初步统计，整个20世纪，研究《淮南子》的论文不下200篇，专著亦有10多种，唯其专述《淮南子》科技思想的论著却不多见，仅有吕子方的《〈淮南子〉在天文学上的贡献》（《安徽史学》1960年第1期）、席泽宗的《〈淮南子 天文训〉述略》（《科学通讯》1962年第6期）、陈应时的《〈淮南子〉律数之谜》（《乐府新声》1984年第3期）、龚纯的《淮南鸿烈中的医学思想》（《中华医史杂志》1983年第3期）、顾伟康的《中国哲学史上**个宇宙论体系—论〈淮南子〉的宇宙论》（《上海社会科学学术季刊》1986年第2期）等几篇论文。当然，现在回过头来看，就其影响而言，要说系统论述《淮南子》科技思想的专著，首推陈广忠的《淮南子科技思想》（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一书，因为由此而揭开了21世纪《淮南子》科技思想研究的新篇章，成果丰硕。如王巧慧的《〈淮南子〉的自然哲学思想》（科学出版社2009年）、高旭的《论〈淮南子〉农业观的生态意蕴》（《农业考古》2013年第3期）、黄鸿谞的《试论〈淮南子〉的科技思想》（武汉科技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斯洪桥的《〈淮南子〉天人观研究》（南京大学2014年博士学位论文）、谢徐林的《〈淮南子〉天人感应思想研究》（南京大学2017年硕士学位论文）、王燕捷的《〈淮南子〉的地理观念》（华中科技大学2019年硕士学位论文）、张怡哲与孙小淳合作撰写的《〈淮南子〉“气”的宇宙生成论与浑天说》［《广西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1年第4期］，以及孙迎智的《理性与神话—〈淮南子〉宇宙生成论研究》（《自然辩证法研究》2022年第1期）等。探讨的视角不仅多元交错，而且拓展的领域越来越广泛，尤其是年轻一代学者逐渐崛起，给《淮南子》科技思想的研究带来生机和活力。 同《淮南子》一样，学界承认《周易参同契》的科学思想研究百年来亦取得了不俗成就。这是因为只有在新文化运动以后，《周易参同契》的研究才被真正进入“科学派”学者的视野。首先是中国化学史研究的开拓者王琎在1920年的《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中国古代金属原质之化学》及《中国古代金属化合物之化学》两篇文章，其对《周易参同契》的化学成就进行了初步分析和研究。1932年，吴鲁强（Wu Luqiang）和美国学者戴维斯（Tenney I.Davis）在《伊希斯》（Isis）第18卷上发表了翻译和研究《周易参同契》的成果，产生了巨大影响。有学者评论说：“这是**篇关于这个主题的（科学史）研究论文，它的开创性是无可置疑的，使得世界炼丹史上现存的**部理论著作，为世人所知。国外的炼丹史研究专著，也是通过吴、戴论文间接知道《参同契》的。”此后，国内学者曹元宇、黄素封、袁翰青、陈国符、周士一、孟乃昌、容志毅等人，他们多将科学与思想相结合，细致考辨《周易参同契》所蕴含的科学思想内容，尽管有学者批评说：“该书毕竟不是一部科学思想史的著作，而是一部与《太平经》《老子想尔注》齐名的早期道教著作。倘若我们过于抬高它的科学思想，而忘记期实证性的说教与技术是为其求‘丹’即长生不死服务的，那就有喧宾夺主之嫌，很可能使这部‘丹经王’错位于一部科学著作了。”然而，究竟如何认识古书中的科学价值，一直是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本书不拟展开讨论。无论如何，对于已经接受了现代科学教育的受众，我们不能停留在古人的认识水平来为现代人讲解《周易参同契》的思想，假如《周易参同契》没有科学思想价值，我们相信多数现代人一定不会去接受这部丹经著作。在国外，有兴趣研读《周易参同契》的学者也不少，如日本学者石岛快隆的《〈参同契〉的思想史考察》、韩国学者林采佑与许一雄的《〈参同契〉的气功哲学研究》、韩国学者朴演铉著《周易和气功—以〈周易参同契〉为中心》，以及韩国学者朴演柱的《对利用〈周易参同契〉修炼气功的考察》等。可见，韩国学者对于《周易参同契》的研究取向更注重挖掘其人体科学的价值。在国内，经过“科学派”和“思想派”的深度分析和探索之后，学界对于《周易参同契》的研究已经开始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