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分析史(第一卷)

　　《经济分析史（**卷）（汉译名著本）》：　　有几段初稿（也许是口授的），在某种程度上对于科学人员有所论述，是在作者的笔记中找出来的，附印于后。　　把科学定义为一种由一个社会集团专门从事研究而发展起来的技术，这一定义同这个集团的“科学”活动所产生的方法与结果的意识形态方面有什么关系，读者是不难看出的。显然在其成员之间必定有某种程度的凝聚力，至少在这个集团已经取得相当确定的存在地位时，会有一种合作精神，产生出明显的或者下意识的规则，依照这些规则，成员可以彼此互相承认，而且允许某些人加入，而把另一些人排斥在外。看一下这些事实所引起的一些现象，就可以了解我们关于科学的社会学这个题目所能说的仅有的一点看法。　　如果有可能设想有这么一个人，这个人不管出于什么原因，着手自行研究已成为科学努力目标的那些现象中的任何一套现象，他必然也能体会到一条非常简单而又非常基本的真理。这个人首先必须认识他预备研究的现象，而且要认识这些现象之间有些关联，以及它们与其他现象有所区别。这种认识是一种认识行为，但并不构成分析工作的一部分。反之，它只是向分析工作提供对象或素材，因而是分析的先决条件。于是分析工作本身就含有两种不同的然而又不可分割的活动。一个在于使想象的内容概念化。所谓概念化，我们的意思就是说，把想象中的各种组成成分以准确的概念来加以固定，给它们一定的标志或名称以便于识别，同时（用定理或命题）确立它们之间的关系。另一种活动就是猎取更多的经验资料（事实），借以丰富和核对原先已经掌握的资料。应该说这两种活动并不是各自独立进行的，而在两者之间一定有一个不断取舍的过程。为了概念化，往往引起对更多的事实的猎取；而新发现的事实又一定被插进来和加以概念化。在一种永无休止的连续过程中，这两种活动改进、加深和修正了原先的想象，同时也互相改进了彼此的结果。在我们科学努力的任何特定阶段，我们确实试图建立图式、体系或模式，以便尽量妥善地描述我们感兴趣的整套现象，然后以“演绎的”或“归纳的”方式加以发展。但是这些模式在本质上都是暂时的、相对的，总是和我们所能掌握的事实有关。以上是关于科学程序的一个很不完全的描述，但揭示了一个我们还要反复强调的事实：在“理论”与“寻找事实”之间并没有、也不可能存在任何根本的对立，更不要说在演绎与归纳之间了。我们的任务之一，就是要说明为什么有时又会出现这种对立。　　实际上当前没有一个科学工作者是从他自己独立的想象开始，而经历了所有这些工作阶段的，只要一门科学是活生生的，就永远会不断有人直观地看到它的新奇的方面。可是足以产生新鲜方法、命题或者导致新奇事实的发现——此时这些事实就以新假说或限制条件的形式进入这门科学——的那种想象，仅能添加在现有的科学结构之上，或也许只能部分地替代这些结构，而这些结构的大部分自然而然是会世代相传下去的。实际上，并不是整个社会，甚至也不是任意一部分人把科学知识的财产传下去的，而是有一个或多或少确定的专家集团，不仅把他们的方法与结果，而且把有关今后发展的方向、手段的意见传授给继起的后代。在大部分情况下，从事科学工作的能力是不能从公认的专家传授以外的任何来源获得的；如果能够的话，也必然是具有非凡的创造性与毅力的人。让我们简单看一看这个事实所产生的若干后果。　　首先应该注意到，这个社会机制是极其节省劳动的。利用这个社会机制，任何初学者只要遵循他所受到的劝告并从事指定给他的工作，都可以获得有关事实的知识，抓住问题，掌握方法，而节省很多精力，以便腾出大部分力量去开拓他老师力所能及的边界以外的土地。所以应该可以相信，上述社会机制主要地不仅对概念工具的发展与事实知识的积累有利，而且甚至提供了通常所谓科学进步的*强有力的推动力量。不过事情显然还有另外的一面。传授任何已确立的科学都会给初学者的头脑套上框框，使他或许具有的创造性受到压抑。这将产生另一种不那么明显的后果。由于现有科学结构所产生的抵抗力，视野与方法的重大改变*先是受到阻碍，接着就不是通过改造而是以革命的方式来临，而旧结构中也许具有永恒价值或至少还没有来得及充分产生成果的那些成分，很可能就在这个过程中消失。因此，正像革命者有大量理由憎恨某些人强调科学的连续性、捍卫旧的见解、对抗新的看法一样，另一方面也有大量理由证明这样做是完全正当的。本书将指出这方面的很多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