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实力与中美竞合

中美竞争的逻辑 美国总统拜登的对华政策能否成功，将取决于两国能否在生产全球公共产品方面进行合作，同时在其他领域展开竞争。中美关系是“竞合关系”。这种竞争需要对矛盾的双方予以同等重视。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中美之间的大国竞争如若处理不当，情形可能会非常危险；但若处理得当，竞争将会是有益的。 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能否成功，部分取决于中国，但部分也取决于美国自身如何改变。保持美国在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至关重要，这需要对人力资源和研发进行投资。拜登政府针对这两点提出了计划。与此同时，美国必须应对新的跨国威胁，譬如气候变化和大流行病，新冠疫情在美国夺走的生命超过了自 1945 年以来战争导致的死亡人数的总和。应对这些挑战，需要美国与中国及其他国家展开合作。 拜登总统因此面临着一项艰巨的议程，并将中美竞争视为“斯普特尼克时刻”。尽管拜登总统在讲话中提到了罗斯福总统和 20 世纪 30 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并避免了具有误导 性的冷战言论，但一个恰当的类比是 20 世纪 50 年代，艾森豪威尔总统利用苏联发射卫星带来的冲击激发了美国对教育、基础设施和新技术方面的投资。美国现在还能做到这一点吗？ 中国的实力确实在增长，但美国具有重要的长期实力优势。首先是地理位置，美国的周围是海洋和友好邻邦，而中国则与邻国印度、日本和越南存在领土争端。其次，美国还具有资源优势。美国现在是一个能源净出口国，中国则依赖经过印度洋的航线进口石油，而美国在印度洋上有着重要的海军部署。 此外，由于拥有全球性机构和美元的国际霸权地位，美国的金融实力强悍。虽然中国渴望在全球金融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可靠的储备货币依赖于货币的可兑换性、深厚的资本市场。美国还有人口优势——美国的劳动力人口正在增加，而中国的劳动力人口已经开始下降。 在关键技术领域，美国也一直走在前沿。美国的研究型大学在全球高等教育排名中名列前茅。而中国在研发方面投入巨大，目前在某些领域也具有良好的竞争力。中国还计划到 2030 年成为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者。鉴于机器学习作为一种通用技术的重要性，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进步尤其重要。 另外，中国的技术进步不再仅仅基于模仿。美国对中国技术挑战的成功回应，将更多地取决于美国国内的进步，而不是外部的制裁。 随着中国、印度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持续发展，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仍将低于 21 世纪初 30% 左右的水平。此外，随着其他大国的崛起，大家集体行动提供全球公共产品会变得愈加困难。尽管如此，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国家都不可能于未来几十年内在整体实力上取代美国。 亚洲经济的快速增长促进了权力向该区域的横向转移，但亚洲内部也有其自身的权力平衡。中国的权力受到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等多国的制衡，美国在其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美国保持与盟友的关系，美国被赶出西太平洋的前景就很渺茫。 但与中国竞争只是拜登总统面临的问题之一。正如美国技术专家理查德·丹齐格所指出的那样：“21 世纪的技术不仅在分布上是全球性的，其带来的影响也是全球性的。病原体、人工智能系统、计算机病毒以及意外释放的辐射可能会成为影响所有国家的难题。”因此，丹齐格主张：“我们必须推行协商一致的报告制度，共同控制，共享应急方案、规范和条约，缓解我们共同面临的风险。” 在某些领域，美国的单边领导力可以为如何提供公共产品这样的问题给出大部分答案。但是，当涉及气候变化和大流行病等新的跨国问题时，美国需要与其他国家合作。虽然美国的领导力很重要，但美国无法仅凭一己之力来解决这些问题，因为温室气体和病毒不会受到国界或军事力量影响。 在生态相互依存领域，权力博弈成为正和游戏。因此，美国不能简单地考虑对他人行使权力，还必须考虑与他人共同行使权力。在许多跨国问题上，赋予他人权力可以帮助美国实现自己的目标。如果中国提高能源效率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那美国将从中受益。因此，美国必须在竞争的同时与中国合作。 一些人担心中国会将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与美国在传统竞争领域的让步联系起来。这种想法忽略了，如果喜马拉雅山上的冰川融化或城镇被洪水淹没，将会给中国带来多大损失。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双边关系紧张，但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还是参加了近期由拜登总统发起的全球气候峰会。 衡量拜登政府对华政策成功与否的一个关键在于，中美两国能否在生产全球公共产品方面进行合作，同时在其他领域展开激烈竞争。中美关系是一种“竞合关系”。这种竞争需要对矛盾的双方予以同等的重视。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