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花开与敦煌:常沙娜眼中的敦煌艺术

1943 年晚秋，我们的家又从重庆搬到了敦煌。那年我12岁。 去敦煌的旅途给我的印象太深了。一路上，我们全家坐的是那种带篷的卡车，箱子放在下面，箱子上铺褥子，人从早到晚就坐在上面。 嘉陵刚两岁，妈妈抱着他坐在驾驶室里。重庆、成都、绵阳、广元、 天水，我们在路上整整走了一个月。在四川境内还挺好，天气不太冷，景象也不荒凉，广元那一带植物还挺茂盛，可是往西北走，越 走越冷，到兰州时已经是天寒地冻了。 我们在兰州停留休息了几天，爸爸又为研究所的事务跑来跑去地忙， 直到离开。从兰州向西，就是地广人稀的大西北了。我们的车颠簸 着，沿着祁连山，通过河西走廊，途经古代的凉州(武威)、甘州 (张掖)，没完没了地走啊，走啊，地势越走越高，天气越走越冷， 一路荒无人烟，放眼所见只有荒冢般起伏的沙土堆和干枯的灌木丛。 出了嘉峪关，更是一片茫茫无边的大戈壁，走多少里地见不到一个人， 唯有流沙掩埋的残城在视野中时隐时现。凛冽的寒风中，妈妈也顾不得好看不好看了，只能和我们一样穿上老羊皮大衣和毡靴。我把身上的老羊皮大衣裹得紧紧的，为了取暖把手也插进肥大的毡靴里， 一天一天缩在卡车里熬着。面对彻骨的寒冷和无际的戈壁滩，这段漫长难耐的旅途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天高地阔，满目黄沙，无尽荒凉， 幼稚的我不禁背诵起一首凄凄的民谣: “出了嘉峪关，两眼泪不干，前看戈壁滩，后看鬼门关......” 总算到达敦煌了。那个时候的敦煌县城和现在完全不一样，占地很小，四面围着土城墙，城门小小的，沙尘遍地，又穷又破。从敦煌去千佛洞(莫高窟)，多了历史学家苏莹辉与我们同行，坐的是大木轮子的牛车，木轮有一人多高，牛拉着车一路咣当咣当，摇来晃去， 又慢又颠又冷，25 公里路整整走了 3 小时。下午 1 点多从敦煌出发，走到莫高窟都快天黑了。爸爸提前骑马去了千佛洞，做迎接我们的准备。 快到莫高窟的时候，站在路口迎接的爸爸兴奋地高声招呼:“到了， 到了，看啊，看见了没有?那就是千佛洞!那是九层楼!还有风铃!”他极力想引发妈妈的激情，妈妈却没有明显的反应，只是紧紧抱着嘉陵，护着不让他着凉。 一车人全都冻僵了。坐了一路牛车，即使穿着老羊皮大衣，还是从里到外冻了个透，我们浑身僵硬，打着哆嗦进了黑乎乎的屋，好半天缓不过劲来。 这是我平生**次来到莫高窟，可惜不记得那具有纪念意义的日子是 1943 年的 11 月几日了。只记得已经是冬天，千佛洞前大泉河里的水已经完全冻结，变成了一条宽宽的、白白的冰河。 迎接我们的晚饭准备好了，摆在桌子上。待我定下神来，才看出桌 子中心摆着一碗大粒盐、一碗醋，每个人面前摆的是一碗水煮切面， 面条短短的。我愣了一会儿，问:爸爸，有菜吗?爸爸回答说这里没有蔬菜，今天来不及做好吃的了。他只能劝我们:“你们先吃吧， 以后慢慢改善。明天我们就杀只羊，吃羊肉!” 这就是我到千佛洞吃的**顿饭。永远刻在我记忆中的除了那碗盐、 那碗醋，还有爸爸那无奈的神情。当时我心里酸酸的，觉得爸爸很可怜，在这么恶劣的条件下，他除了工作，还要照顾这个，照顾那个，又要安慰，又要劝导，他肩上的担子实在太重、太重了! 我有一个习惯，不论在国内国外，南方北方，闲暇散步的时候，目光都会不由自主地投向路边草丛，寻找“幸运草”。那种被称作酢浆草、苜蓿草或车轴草的野草一般有三个心形叶片，偶尔发现有四片叶的，就是人称的“幸运草”了。据植物学的说法，这种植物变异的概率是十万分之一，可是我遇到的概率比这要高许多，有时在不经意间就会有收获。 应该说，我确实是幸运的。我有一个被称为“敦煌守护神”的父亲，父亲又把我带到了佛教艺术的圣地敦煌。我得天独厚地在千年石窟 艺术精神的哺育下长大，又得以在中央工艺美院的校园内与数十年的老同事、老朋友共同在更广阔的天地间历练、驰骋。在我 80 年的生活中，有苦有乐，有荣有辱，有与亲人的悲欢离合，有为理想的奋斗献身。然而在我快要走到人生边上的时候，还有那么多该做的事、想画的画在等着我，如果今天让我在吹熄蜡烛之前许一个愿， 我的愿望就是，继续采到“幸运草”，让我好好为祖国、为党、为人生做完自己应该做的事，没有遗憾地走完今生幸运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