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文学主流:VI.青年德意志 (精装)

这一群作家……起的作用多半是否定的、荡涤的、毁灭的和除旧布新的。他们的强大在于他们的怀疑，他们对奴性的仇恨和他们的个人主义。 1848年那一代人从未放弃过对未来的希望。虽然由于长时间的压制和痛苦，他们已习惯于目睹野蛮和虚伪的洋洋得意，习惯于在半黑暗状态中过着自己精神上的生活，但他们相信未来的光明……迈开大步朝着新时代热爱自由、乐于斗争的人们那里走去。 ——勃兰兑斯 如果艺术家不是没头没脑地埋在他的作品里，像罗马传说中的居尔丢斯冲入火山的裂口，像兵士不假思索地冲入堡垒；如果艺术家在火山口内不像地层崩陷而被埋的矿工一般工作；如果他对着困难呆着出神，而不是一个一个地去克服，像那些童话中的情人，为了要得到他们的公主，把层出不穷的妖法魔道如数破尽；那么，作品就无法完成，只能搁在工场里腐烂，生产不可能了，艺术家唯有眼看自己的天才夭折。 ——巴尔扎克 一 政治背景 自从神圣同盟成立以来，一种巨大的、系统的反动就笼罩着德意志国家。这种反动是从维也纳会议开始的，它的中心是奥地利，它的*典型的代表是梅特涅。梅特涅是塔勒朗的一个学生，他虽然缺少乃师的圆滑伶俐，但在为非作歹方面，却远胜过先生。他希望把整个欧洲都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他的目的就是要把凡是被革命和拿破仑所冲击的一切，不论是摇摇欲坠的，还是坍塌垮掉的，都加以巩固，或重新建立起来。为了去同拿破仑这个主要的敌人进行斗争，他们被迫采取任何可能行之有效的措施；他们不得不去进行号召，而不是简单地指挥民众；他们不得不求助于他们的热情，而不是求助于他们的忠诚，甚至不得不做出某些同所有内阁政策全然不同的许诺，答应大学生革命者提出的让德国新生的要求。当然，从奥地利和从普鲁士喊出来的口号，两者之间有着明显的差别。“正义和秩序！”“秩序和和平！”这是奥地利的声明中的口号。“人民！”“自由和荣誉！”“德国！”这是在普鲁士流行的字眼。这两个*大的德意志邦国对时代精神所做的让步，远远超过它们的国家领导人在感情上所容许的程度。但当敌人一旦被打败，革命的遗产被消灭，“为自由而进行的战争”结束了，他们的目标就变成像结束战争一样去结束自由。 在同法国进行战争期间成长起来的青年人，希望看到一个统一的德国随着战争的胜利而诞生。斯坦因早在1812年就拟出了一个计划，要把四分五裂的德意志帝国再度统一起来；阿恩特和格雷斯在他们的作品中也表述了同样的思想。然而1814年巴黎和约却规定：“所有德意志邦国都应该是独立的，并通过一种邦联制的同盟联合起来。”这样一来，统一国家的所有希望一下子成了泡影。当在人民心中再度唤起这种思想时，几乎一代人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代替一个统一的国家，成立了一个德意志邦联。这个德意志邦联像雅恩所称呼的那样，是穿在民族身上的一件五颜六色的小丑服。失望是令人痛苦的。 对自由的梦想如同对统一的梦想一样，都消逝了。有些君主为了激起人民去反对拿破仑，曾对人民许下自由宪法的诺言。在一些大的邦国里，只有巴伐利亚、巴登和威腾堡——它们过去是莱茵邦联此系拿破仑在奥斯特利茨战役打败奥地利后，于1806年建立的邦联，它囊括了当时德国西部的二十一个邦，并受法国的保护。的成员——兑现了他们的许诺，制定了他们的国家宪法。巴伐利亚和巴登在1818年颁布了宪法；有更多自由思想的威腾堡国王——这是个例外——在1819年为他的邦国制定了宪法；而在萨克森——魏玛这个小邦国里，卡尔·奥古斯特作为德国一个为政治自由而开路的人，则早在1816年就颁布了一部自由宪法，建立了一个牧歌式的议会。 但这都很少有什么意义，因为奥地利在战后和在战前一样，是反动政策的代表；而普鲁士——它的人民的政治热情比哪里都高昂——则对梅特涅亦步亦趋。 普鲁士人民不仅有得到一部代议制宪法的愿望，还早就有了这样的权利。它有信件和签署过的文件为证。早在1810年，普鲁士的宰相哈登堡公爵——普鲁士邦国的重振有赖于他——在一项敕令中就提到了一种广泛的人民代议制。在同拿破仑进行战争期间，当局再次重复了这个诺言，终于在1815年5月22日颁布了一项法令，按照国王的意愿，在 一份明白无误的通告中对人民做出了形式上的许诺，立即建立一个宪法起草委员会。但由于梅特涅的影响，这个计划的实施被一再地搁置下来。当格雷斯在一份递交给哈登堡的莱茵州各省的呈文中提醒普鲁士国王注意他所许下的诺言时，他所得到的回答只是：许下诺言的国王睿智圣明，他知道何时实行为宜。在后来的许多场合里，国王虽然在他的解释中提到了他的诺言，但又一再强调，确定实施的时间是他身为国王所必须保留的权利。就这样过去了二十五个年头，这就是国王的整个后半生。 政府的首要任务在于清除拿破仑国家设施的一切痕迹。例如，在汉诺威，就废除了《拿破仑法典》和它的成文的或不成文的诉讼程序，代之以十六世纪的审判方法以及秘密的司法方式。被法国人解放了的农民重新沦为农奴，徭役也恢复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被取消了，贵族重新得到了他们在十八世纪所享有的政治上和社会上的特权。 正当德意志国家南部开始萌发出自由政治生活的**批花蕾时，发生了刺杀科策比的事件，它对变本加厉的反动势力是一个来势凶猛的信号：民众在生活中，不再满足于发表些不关痛痒、无足轻重的议论了，而是开始采用了暴力手段。科策比的被刺，或者更准确地说，对凶手的热烈欢呼，在被压迫和受监视的德国，唤起了行动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