漱石之心:夏目漱石的哲学与文学

大江健三郎对《心》的重读 大江健三郎在他年轻的时候很讨厌夏目漱石的作品。因为他觉得漱石像殉死的乃木一样是个天皇制主义者，他无法容忍这一点。（大江健三郎《来自后期工作现场—国际视野中的大江健三郎座谈会》，《群像》，二〇一〇年一月号）
但要说喜欢或讨厌一部作品，则必然得先去精读它。果然，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大江对漱石的态度完全变了。平成六年（一九九四）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他竟然在平成八年八月至平成九年五月到普林斯顿大学讲授《心》。
在那之后，大江因《冲绳笔记》（一九七〇）中的记述“损害名誉”而遭到起诉，自平成十七年（二〇〇五）起经历了长达六年的诉讼。于是，他产生了回归战前精神的强烈愿望。因此，他一面回顾历史，一面将之与自己所处的战后民主主义时代相对比，开始系统性地思考时代精神（对《心》的评价也包括在内），想要以此来为自己的创作活动做一个总结。
大江的这一计划开始于诉讼中完稿的《优美的安娜贝尔·李寒彻颤栗早逝去》（二〇〇七）。其后，经历了两年的创作，平成二十一年（二〇〇九）十二月，《水死》问世了。
大江在平成二十年七月在福岛县郡山市召开的医学会议上做了题为“自幼时起，我一直在留意‘心’”的演讲。其中他用通俗晓畅的方式对《水死》中难解的内容进行了说明。
这个演讲分为三部分：**部分讲“个人的心就是时代精神的反映”（“序”）；第二部分以漱石的《心》为核心，对时代精神进行考察（“破”）；第三部分讲作为时代精神的民主主义对我们生命的意义（“急”，即结论）。从这一演讲可以推断，大江对其内容的思考应该花了一年
以上的时间。实际上，这个演讲的主题他已经思考很多年了。这也证明了他十分擅长使用“将前作、前作的前作进行重写”的手法。
《水死》的*开头，大江引用了四行诗，出自 T. S. 艾略特的诗集《荒原》（一九二二年发表）。 海下一潮流
在悄声剔净他的骨。在他浮上又沉下时
他经历了他老年和青年的阶段进入旋涡。 大江没有引用英文原诗，也没有加注。但我们绝不该忽视这四行诗中隐含的意义。
如果我们将**行中的“海下一潮流”与*后一行的“旋涡”都解释为“时代精神”的话，那么“骨”就表示“人的一生便是时代精神的一部分”。这样一来，这四行诗就是对黑格尔哲学的一种表达了。
据调查，在哈佛大学的本科与硕士课程中，乔治·桑塔亚那（George Santayana）教授在讲授艾略特作品时就要求学生一定要掌握现代哲学，特别是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这么看来，笔者对这四行诗的解释应该也是合理的。
另一方面，漱石与同学在东大读书时，通过负责哲学与美术课程的外籍教师范诺罗莎接触到了黑格尔的思想。日美近代文学的根源都深受黑格尔哲学的影响，这一点显得意味深长。同样，大江与漱石同属“黑格尔派”，这一点也很有意思。
以上述观点为前提，笔者发现，大江对时代精神的认识有以下特点。
在根源上与漱石一致。在《水死》中，大江将涉及《心》与时代精神的部分设计成了两幕剧（讲述故事的朗诵剧、观众参与的讨论剧）并上演。书中有一段演员向剧作者询问的情节，
剧作者做了这样的回答： 我觉得正是那些试图远离时代、想要尽量断绝同周遭的联系而生活下去的人，才会受那个时代精神的影响。我的小说虽说基本都在描写那样的人，但不也正是以表现时代精神为目标吗？倒不是说其中有什么积极的价值……即便它让我失去几乎所有的读者，如果我因此而死，那就是为时代精神殉死了。我不正是这么想的吗？ 在演出的后半程讨论剧的部分，扮演先生的演员提醒观众说： 你背叛友人的结果就是使他自杀。但这是你自己的个性导致的，不能说是因为受到了明治的强烈影响。你不就是那种由于自己的原因而背离这个时代并被边缘化的人吗？让你这么做的并不是时代精神。还不如说，正好相反，是你自己内心的选择。 大江为什么强调这些呢？因为国民（教育委员会）的态度发生了转变： 我们觉得明治精神是始于天皇又终于天皇的。你在怀疑这一点吗？受到明治影响*大的我们不正是这么说的吗！而且我们真的为明治精神殉死了！你要贬低这种高贵的死吗？ 写下这些的大江自身的态度是没有矛盾的。矛盾是孕育在明治的时代精神之中，而且一直延续到了百年后的现在。世人越来越要求意识形态的复古，大江认识到了这一点，于是在小说中将这两种态度进行了对比。
大江通过《水死》，引出了这些问题：**，明治的时代精神中进步与反动的两面性；第二，作为战前昭和时代精神的超国家主义；第三，作为战后时代精神的民主主义；第四，作为平成时代精神的“三岛与安倍的复古”。在此基础上，大江选择的立场是守护属于自己的时代精神：民主主义。漱石在《心》中希望读者发现的，也正是明治的时代精神的真面目。
阿部对此有过十分巧妙的形容，他认为明治的时代精神中孕育着“令人不可思议的两面性”。在他之后，大江的分析与他的形容异曲同工。他们都认为时代精神的构成并不是单一的，很多时候都处于两种或两种以上势力的对抗状态之中。这些势力相互威胁，通常很难达成一致。
总结而言，明治时代一方面将人们从士农工商的身份制度中解放出来，而另一方面，解放他们的“动力”则利用拥戴天皇的寡头制、军国主义以及帝国主义扩张，*终迎来了凄惨的战败。这个矛盾就是明治的时代精神。这就是“以时代精神阐明社会（世界）”。
到了今天，漱石提出的问题终于有了回答，但他已然去世百年之久。在这百年间，我们又要面对“能否承受这段充满矛盾的历史所带来的苦痛”和“能否反抗压迫”等新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