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野下的“土地改革”研究:共产国际与“土地革命”战略的提出及实施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野下的“土地革命”研究（共产国际与“土地革命”战略的提出及实施）》：　　回望共产国际的思路，改造国民党为“工农政党”来实行土地革命，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共、国民党的错综复杂的结盟形式，以及相互之间不完全一致的利害关系下，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下属支部成员，又是国民党党员，同时还要保持自身独立性，显然无法兼顾各方面利益和愿望，国共两党陷入巨大的纠纷之中。　　国民党改组之后，国民党与共产党在许多问题上存在意见分歧。根据国民党章程和一大《纪律决议案》中“民主集权制度组织纪律”的规定，作为国民党员的共产党人不得批评国民党中央的任何决定。因此，共产党人不得不经常违反国民党的章程和纪律，进一步造成国民党人的不满和指控。对于这样的内部矛盾，维经斯基归结为“内部的左右派斗争”。为了缓和国民党人的反感，中共中央甚至通过决议，劝告不要使革命势力内部发生不必要的分歧，包括国民党内“左右之分歧”，使一切工作用国民党的名义，以免国民党误会。谭平山、林伯渠甚至辞去中执委常委和农民部部长等职，让与国民党人，以示诚意。然而，这样的态度并未奏效，国共两党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多，当了解到共产党党团活动情况后，出现弹劾共产党案，并进一步刺激了各地国民党人对共产党的敌视情绪。自1924年初至8月，国民党内发生的指控共产党人的案件就有20多件，联署党员达2000人之众，其中，不仅有大批国民党老党员，而且也有许多国民党一般党员，不仅有各地干部，也有包括孙中山之子孙科及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在内的国民党众多要员。　　如果说孙中山以个人威望把控着整个国共关系和与苏俄关系的大方向，坚持“容共”政策，那么，孙中山逝世之后，国共合作的革命政纲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则接连遭遇严重的挑战和冲击：先是冯自由在北京独树一帜，擅自组织“中国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否认中央权威；接着是廖仲恺遭到刺杀，主要领导人胡汉民、许崇智被迫离开国民党中央，深得鲍罗廷信任的汪精卫成为国民党的政治领袖，时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取得了*高军事权力，成为国民党的军事领袖。不久，一批国民党元老在北京西山集会，公开另立中央，国民党自身组织发生严重分化。　　作为苏俄顾问眼中红人的蒋介石，一度被认为是*可靠的左派将领，却迅速地变成了共产党的敌人。蒋介石在1926年3月20日发动了“中山舰事件”，把苏联顾问全部软禁起来，并把**军中的中共党员全部清除出去，事变的直接后果是免除了苏俄的军事顾问季嘉山等人的顾问职务，导致国民党政治领袖汪精卫愤而出走法国。5月中旬，国民党召开二届二中全会，决议禁止苏俄顾问出任国民政府任何实职。会议通过了《整理党务案》，开始严格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中的地位与权力，明文规定中共应将党内共产党员名册及对国民党内共产党员的一切训令，交给国民党；共产党党员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机关各部长，出任中央执委的人数不得超过三分之一，不得怀疑或批评三民主义。事变之后的蒋介石一改过去所宣称的国民革命不仅要反帝反军阀，而且还要反对地主资本家和土豪劣绅，转而再三强调国共两党的区别，以及两党所代表的阶级不同。一年之后，蒋介石走上“清党”之路，冯玉祥、汪精卫从和平分共，走向武力清党。　　国民党组织先后出现邓泽如、冯自由等为代表的老右派，以张继、谢持等为代表的西山会议派及以戴季陶、蒋介石、汪精卫等为代表的新右派。按照斯大林的观点，此时，国民党完成了“大浪淘沙”式转变，以蒋介石、汪精卫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退出了革命阵营，国民党从四个阶级的联盟变成了工农的联盟。　　事实上，中国国民党作为资产阶级政党，改组前有大批官僚政客、地主买办和腐败军人混迹其中，工人、农民和进步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甚少且居于受支配的地位。改组后的国民党的阶级构成仍然十分混杂。国民党在原有的组织状况基础上接纳了大批的工农分子和进步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党员。同时，国民党内部也裹挟着相当部分的军阀官僚地主买办土豪劣绅等投机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