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主义批判:经济学的契合式发展

　　《帝国主义批判：经济学的契合式发展》：　　然而，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发展至今却似乎并不成功，因为它并没有促进经济理论本身的进步，反而自曝其短，从而也就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批评。为什么呢？究其原因就在于，合理的契合是多层次的和多维度的，抽象化过度的现代经济学尤其要借鉴社会科学其他分支的思维、视角和理论来完善和修正自身；但是，经济学帝国主义所展示的契合却是单方向和一维度的，它不是向社会科学其他分支汲取营养以充实和完善自身，而是将自身的研究思维单方向地推广到社会学科其他分支以实现领地的扩张。罗恩·斯坦费尔德就指出，新古典经济理论已经成为多数经济学家都接受的范式，这种范式已经成为多数经济学家的一种共同语言，一种在理想境界里交流的工具。事实上，如果按照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理解，社会科学领域不再需要其他分支学科存在，而仅仅只需要存在一种学科——经济学，或者仅仅需要存在以“*大化行为、市场均衡和偏好稳定的综合假定”为分析法的社会学。　　正是由于经济学帝国主义运动单向度地拓展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思维，这就导致经济学与社会现实和普罗大众发生进一步的脱节，进而也就根本无法提升人们对现实社会的认知。尤其是，理性经济人分析框架根基于行为功利主义哲学，它往往只是考虑局部情形或者一次性的行为结果，从而也就根本认不清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相应地，尽管经济学帝国主义启动之初似乎带来了一股热潮，但很快这一雄心就开始受到各方面的质疑和抵制。例如，格兰诺维特写道：“把社会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主题放入个人的理性行为框架是错误的。其错误就在于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和思维基础太窄了，甚至对于那些据认为本该由经济学来解释的事情也过于太窄了。生产、消费和分配中所发生的事情都受到嵌入在社会关系中的人的极大影响。如果说，那正是经济学理论的核心内容之所在，那么我认为，很容易就能表明，像婚姻、离异、犯罪和其他所有由社会学家研究的命题就更是这样了。我将所有的精力都集中于生产、商品和服务这类经济学硬核的原因，部分是论战性的。因为在我看来，如果我们能表明经济学帝国主义者连他们自己领域里的问题都处理不好，那么很显然，对他们领域之外、传统的社会学领域之内的问题当然会更觉吃力。”　　首先，理性经济人本身就是象牙塔里的构想，基于成本-收益的分析逻辑也并不符合现实。例如，就交通规则而言，只要人们沿着相同的边侧（左侧或右侧）行使，就能保障道路通畅；而究竟以哪侧为行使规则则主要由习惯或法规决定，即这些规则原本是基于习惯。当然，一旦这种制度开始形成，就会有强大的自我发展生命力，从而很难改变。为此，现代主流经济学家就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的收益一成本提供了这样一种解释：早先的骑士是佩刀的，靠左行驶是为了便于在与敌人相遇时快速攻击；而后来随着枪支取代了刀，于是就开始靠右行了，因为这样更方便。然而，历史演化却完全不是这样：在法国大革命之前，法国及欧洲其他许多地区的马车按习俗是靠左行驶的，而行人面对行驶而来的马车是靠右行驶的；相应地，靠左走就与特权阶级相联系，而靠右则被认为更为“民主”。因此，法国大革命之后，这一惯例因象征性原因就被改变了。后来，随着拿破仑军队的扩展而移植到他占领的一些国家，并形成了自西向东的扩散：如西班牙就较早地实行向右行驶的规则，“一战”后与之接壤的葡萄牙开始实行，奥地利也自西向东地一个省一个省地转变一直持续到1938年德奥合并，同时期的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也开始了被迫转变，到1967年瑞典成为欧洲大陆上*后一个靠左改为靠右行驶的国家。　　其次，不仅基于成本-收益的经济解释并不合理，而且由此引导的经济人行为也会出现荒谬的结果。这里以受到理性选择分析侵蚀比较严重的政治科学为例。格林和沙皮罗写道：“一方面，理性选择模式的理论推敲过程，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分析上所遇到的巨大的挑战吸引了大量的一流学者；其结果，理性选择理论的发展越来越复杂，且具有狡辩性。另一方面，理性选择模式在经验上应用成功的事例屈指可数。大多数早期的理性选择著作，不是压根儿没有经验性研究，就是只是粗糙的或印象式的”，“大多数理性选择理论的许多缺陷来源于这些理论所具有的封闭和内向的特征。理性选择理论化太多地依靠其内行之间的争论来推动，太少地依赖于社会科学家传统上试图理解的政治现象。”譬如，“我们对选民投票参与、集体行动、立法行动和选举竞争者方面文献的评议表明，理性选择理论在这些方面的经验性贡献是微乎其微的，而且它也远比人们围绕理性选择运动所期望的神秘性和方法论上的大肆夸耀谨慎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