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山东城市文化研究

　　《近现代山东城市文化研究》：　　三、佛教文化　　佛教自东汉传入后，逐渐得到人们的尊奉，并汲取了儒家和道家的思想，更为梁武帝所痴迷，佛教艺术也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至唐朝，佛教在中外僧人的推动下不断发展。武后即位后进一步予以推崇，佛寺越发普遍。到明代三家合一，佛教的发展进一步壮大。清朝时期藏传佛教得到推崇。山东虽远离佛教发源地，却是高僧云集，成为佛法学术交流的重要地点。　　佛教在山东的传播大致从东汉末年开始，《三国志·无书·刘繇传》中记载，徐州牧笮融“坐断三郡委输以自入，乃大起浮图祠”，塑黄金佛像，读经浴佛传教。魏晋时期，山东处于佛教始传阶段，“有史可考的山东籍僧人仅有二人，一个叫竺潜，一个叫道宝”。竺潜又名竺道潜，字法深，琅琊王氏大族王敦之弟，是为大乘中观宗《般若经》学说六家七宗的代表人物之一。　　西晋时期，师承佛图澄的竺僧朗在泰山讲解《放光般若经》，得到统治阶级的支持和民众的敬重。同时期，讲释《佛说鬼子母经》的道安、渡印求经的高僧法显等人都曾在山东留下踪迹。　　东晋时期，佛教在山东的传播是以泰山为中心的。长安高僧到此传教，山东本地的僧徒也逐渐增多，较为著名的僧人有惠始、释慧静，比丘尼有竺道馨等。临清人惠始受教于鸠摩罗什，曾于395年到高句丽传教。东阿人释慧静早年游学伊洛，后传法于徐兖，其著《涅槃略记》《大品旨归》《达命论》等广为流传。泰安人竺道馨开比丘尼讲经之先河。与此同时，部分山东僧徒南渡避难传教，名僧有东莞人（今山东沂水）竺法汰、清河人释慧观、济南人僧基等。　　北魏武帝时期，佛教受到一定程度的打击。北魏孝明帝正光年间，法定禅师来方山重修受到破坏的朗公修筑的寺院，是为灵岩寺。随后，在历山（现称千佛山）等地修塑佛像、凿石镌刻。现今在历山黄石崖、驼山等地仍有遗存佛像；泰山遗有《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石刻。　　佛教的传入是在不断地儒学化、道学化的过程中实现的。儒学感染了佛教超然出世的洒脱精神，以求心理平衡；佛教因果报应对注重现实的儒家思想具有一定吸引力。名士与僧尼的相互交往促进了佛教的本土化。　　隋文帝生养于尼寺，即帝位后承袭北朝修寺、建塔、写经、度僧、塑像等活动。佛教自此一波又起，现今仍存有四门塔等隋朝建筑。唐朝大体承袭隋制，山东境内佛学进一步发展，寺院兴起，名僧入驻。济南长清灵岩寺、临沂兰陵郎公寺与杭州灵隐寺齐名，成为重要的佛法交流之地，也涌现了临淄人善导、齐州人义净、淄州人慧沼、曹州人义玄等著名僧人。善导恪守佛家戒律，以安心、起行、作业来修习净土法门；义净是继法显、玄奘之后著名的留学僧，其撰写了《南海寄归内法传》，翻译了《大方广佛华严经》，对佛法的交流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慧沼被誉为“山东一遍照”，多次被驿征诏讲，其著作有四十多卷，对圆测、窥基等名僧的思想进行了质疑和补充。义玄为临济宗的创立者，其提出的四料简、四宾主、四照用的认识原则和教学方法，对禅宗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僧人势力的庞大在诸多方面影响了中央集权的稳固，唐武宗下令灭佛，“条流僧尼，毁拆寺舍，禁经毁像，收检寺物”‘¨，远近皆如此。宋代佛教为寻求发展，提倡忠君爱国，主动向儒家靠拢。黑暗的政治促使名士在佛法中寻求救世的方法，促进了儒释道三家合一。理学的发展使得佛教影响力逐渐衰微。明太祖虽曾出家，但即位后对僧人采取的是整顿利用的政策，此后大体方针不曾改动。由于缺乏统治阶级的支持，佛教下移，其民俗化程度进一步加深，民间佛教团体秘密结社时有发生，较为著名的有：祖籍即墨的罗梦鸿创建的罗教，寿张县人王伦创建的清水教。罗教以探索宇宙、人世、命运、生死、永恒的终极奥秘为主，并在罗梦鸿的口授下形成了五部经卷，形成了融合儒释道的完整通俗教义。清水教以无生圣母为保护神，重视劫变观，在长期的起义中，其势力不断被削弱。进入民国后，佛教期刊大量涌现，佛教团体不断兴起，佛教组织有所发展，净土庵、念佛堂、菩提寺、崇实佛学研究会都是该时期的产物。　　佛教的文化含义正如其发展历程一样是多样性的，这与其产生、变革存在密切的关系。游学僧的出现表明佛教已经成为不同地域之间文化交流的纽带，对于佛教的认同成了当时这些地区之间能够进行文化交流的基础；同时，佛教也催生了一些新文化，一些沿用至今的成语，例如味同嚼蜡、空中楼阁、一尘不染等都出自佛教。我国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也是建立在佛教思想的基础上写就的。总之，佛教对于齐鲁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的影响都是巨大而深远的，佛教文化的繁荣也助推了中华文化“百花齐放”繁荣景象的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