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革命: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品格

**章
从毛泽东和黄炎培的谈话说起
1945年7月，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夕，黄炎培、褚辅成、冷遹、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等六位国民参政员造访延安。在这次访问期间，毛泽东与黄炎培有过一次非常重要的谈话，后来被称为“窑洞对”。在这次谈话中，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所出现的“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首次被提了出来。
78年前，毛泽东的回答宣示了中国共产党人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个答案，这就是民主，让人民监督政府。经过党的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不懈努力，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共产党人用勇毅行动和伟大实践，回答了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这两个答案并行不悖、相互支撑，确保中国共产党始终赢得人民拥护、永葆生机活力，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
一、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上下五千年，出现了很多个朝代。在这些朝代中，存在时间长的五六百年。而这些朝代之所以出现更迭，很关键的原因在于自身出现了问题，要么政怠宦成、要么人亡政息、要么求荣取辱，总之没有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
2018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从我国历史看，朝代存在时间长的有夏朝400多年、商朝约600年、西周约300年、东周500多年、西汉215年、东汉195年、唐朝290年、明朝277年、清朝268年，短的有秦朝15年、三国61年、北宋167年、南宋153年、元朝90年、民国38年，其他小朝代昙花一现、朝生暮死不计其数。秦朝、北宋、元朝都曾经是不可一世的强国，但很快就日薄西山。就是那些时间较长的朝代，后期也都是朝政腐败、社会动荡、民怨沸腾、反抗不断，很多都是苟延残喘、奄奄一息了。这说明，一个政权建立起来后，要保持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是很不容易的。如果不自省、不警惕、不努力，再强大的政权都可能走到穷途末路。
夏朝是我国**个奴隶制王朝，存在约400多年。夏朝的中心区位于黄河中游，夏族原是这里的一个部落。禹因治理水患有功，被推举为首领。舜曾经嘱咐禹要“克勤于邦，克俭于家”。禹死后，他的儿子启得王位，废除了禅让制，开始了世袭制，“家天下”的这种政治格局，标志着夏王朝的建立。夏启虽然是开国之君，但他却贪图享乐，纵情歌舞。后面继承他位子的太康也沉浸于玩乐之中，致使贵族后裔乘机夺权，酿成了“太康失邦”。此后，因有少康这样曾“生长艰危，备尝险阻”之君，一度中兴，但八传至孔甲之后，又开始“好事鬼神，肆行淫乱”，*终德政日衰，诸侯或不朝，显示出了末世景象。*后一个帝王夏桀，是一个有名的暴君，他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忍受不了。同时夏桀又“灭德任威，弃义听馋，诸侯危其位，大夫隐其道”，以至于国力尽竭，民怨沸腾，夏王朝的统治也就走到了尽头。
商朝生死存续的历史，大约600年。商朝的创立者汤有治国雄心，刚开始即位的时候，便反对“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殉于货色，恒于游畋”。他也能自省自责，其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在天气干旱的时候，他向上天祈祷下雨，希望“毋以予一人之不敏，伤民之命”，而且还检讨自己的言行，有没有出现“政不节欤？使民疾欤？宫室崇欤？女谒盛欤？苞苴行欤？谗夫昌欤？”这些情形，深恐出现臣下进谗言、向后宫行贿和政策扰民等弊端，避免遗祸天下。但是，商朝到了后期，其原来非常重要的重民思想逐渐丧失，奴隶主贵族的生活变得更加腐朽。商纣王也“好淫乐，厚赋税”，听信谗言，奢靡享乐，做酒池肉林，又连年征战，弄得民不聊生，*终激化了社会矛盾。历史上有名的“牧野之战”，记述了商军的溃败，*后商朝也倾覆了。
秦朝作为中国历史上**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建于公元前221年，至公元前207年，二世而亡，才存在15年之久。秦朝的“兴也忽，亡也速”，证明了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真实起作用。战国七雄争霸，秦国能够使天下都归顺于它，是坚持革故鼎新、发愤图强的结果。秦孝公重用商鞅实行变法，成为秦国从贫弱走向强盛的重大转折点。其后君臣共襄大业，秦臣大多“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一步步把兴盛推向灿烂的顶峰。秦始皇嬴政功勋显赫，完成了中国历史上**次大一统的局面，奠定了两千年来中国疆域的轮廓，为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打下了基础，成为“千古一帝”。但是，正如贾谊在《过秦论》中所说的，秦始皇与其先世胜在“善攻”，败在“不善守”，根本在于仁义不施。结论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晚唐诗人杜牧在《阿房宫赋》中曾经描写了阿房宫的豪华盛景，“蜀山兀，阿房出。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骊山北构而西折，直走咸阳。二川溶溶，流入宫墙。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势，钩心斗角”。但这些豪华盛景是靠征用数十万民力建造起来的，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秦始皇驾崩后，继任者秦二世更加残暴，有过之而无不及，致使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统治阶级内部也互相残杀，内忧外患激荡，强秦覆亡。杜牧由此发出穿透千古的感叹：“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可以说，杜牧的这一感叹，从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封建王朝跳不出历史周期率的必然性。
此后，中国历史又经历了西汉、东汉，而在魏晋南北朝时，皇朝更迭更像走马灯，一个个短暂的政权演绎着天下治乱兴衰。当时，西晋灭亡后，北方和西南出现“五胡十六国”局面；东晋灭亡后，南方又经历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而北方也先后出现少数民族建立起来的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五个政权。到了后期，南北各族统治者或感于兴亡无常的命运，或沉溺于腐朽生活而思想空虚，*后一个个皇朝不可避免地走向动乱和灭亡。
隋朝结束了国家400年的混战、分裂和割据，它上承魏晋南北朝，下启唐五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王朝，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一统。隋朝曾有一段时间社会稳定繁荣，物质财富丰盛，还在短期内实行了政治、经济、法律、兵制等方面的改革，建立了不同以往的新制度，对以后的朝代影响都比较大。但是，隋朝从隋文帝开皇元年（公元 581 年）建立，到隋炀帝大业十四年（公元 6l8 年）灭亡，也仅历二世，存在 38 年的时间。隋朝初期，文帝“勤于为治，每临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论事，卫士传餐而食”。他拥有雄才大略，重用一批贤德之士，奖励良吏，严惩贪官污吏，反对奢侈浪费，继续推行均田制，实行一系列利于百姓安居乐业、从事生产的政策，减免赋税，体恤民情，出现了一派盛世景象。文帝末年，“天下储积，可供五十年”，其库藏之多，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但是，隋炀帝即位后，虽然前期有一番作为，但到了后期也以虚浮为贵，穷奢极欲，纵情声色，贪污腐败，横征暴敛，给百姓带来沉重负担，*后百姓不得不起来造反，隋朝统治也以覆灭告终。
隋朝之后，唐朝初期的统治者们头脑都比较清醒。太宗李世民常以亡隋为戒，吸取“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教训，认为“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为此，在唐朝初期，政治比较清明，通过改革，严明赏罚、纳谏任贤，出现一派人才济济的景象。同时，在经济上，唐朝轻徭薄赋，不大兴土木，反对竭泽而渔；且中央财政不尽取于州、郡，尤不尽取于民间。这些措施顺乎民心，合乎民意，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形成了空前繁荣的盛世景象。唐初期的“贞观之治”、唐中期的“开元盛世”，国威远及波斯，京城长安堪称当时的世界中心。当时，唐皇帝被尊称为“天可汗”，即“众国之王”。新罗国将唐文化奉为圭臬，无论典章制度，还是礼仪风俗，都仿效得惟妙惟肖。而那个时候，外国使臣不论国度，不论肤色，都以出使长安为荣耀，迎来送往构成了都城绚丽多姿的风情画。日本派遣多批大型使团到唐朝访问、留学，还有许多外国使臣和留学生来了唐朝之后就不想回国。有的使臣居留长安达几十年，娶妻生子，安家立业，以致当时的宰相命令他们，要么保留国籍早日回去，要么放弃国籍永居中国，结果全部成为中国人。当时的唐朝，也有不少外国人在朝廷之中任职做官。同时，除都城外，洛阳、扬州、广州、泉州、成都等城也都以博大胸怀容纳大批外国使者。可见，这种万国来仪的场面宏伟壮观。开元中期，唐玄宗陶醉于歌舞升平的景象，尚文之风日盛，尚实之意日衰，渐渐耽迷于声色，不理朝政，出现了宦官干政、藩镇割据、贪污贿赂成风等政治危机，*终唐朝仅存在290年就寿终正寝了。 唐朝之后，中国依次出现了宋朝、元朝、明朝、清朝，也曾出现了“仁宗盛治”“至元之治”“洪永盛世”“康乾盛世”的光明景象，但都没有坚持下来就凋零凋敝了。分析中国历代王朝的兴亡起伏，可以发现，历代王朝的初创者基本都能兢兢业业、勤勉奋斗、艰苦创业，但其后的继任者却未能继承前人遗志，到了中后期便奢靡享乐、消极腐败、脱离人民，*终都没能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史论十三篇》曾经指出：“由治而乱，从兴到衰，这是历代王朝都未能摆脱的周期性循环。而同样值得深思的是，千百年来，面对残暴的统治，农民阶级敢于以刀枪相见、用性命相搏，却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终不免归于失败。中国农民战争史上的*高峰——太平天国起义也是如此。”
太平天国起义历时14年，波及18个省，不仅是中国历史上**次在南方兴起而波及全中国的农民起义，也是世界历史上规模空前的一次农民起义，达到了旧式农民起义的*高峰。
可见，对于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不仅地主阶级无法跳出，农民阶级也无法跳出，那么工人阶级，特别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能否跳出这个历史周期率呢？这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回答的时代课题。
二、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个答案
1945年7月1日中午时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叶剑英等十多位中共中央、陕甘宁边区以及八路军领导人齐聚延安机场，在这里迎接即将从重庆来的黄炎培等人。随着飞机的降落，黄炎培、傅斯年、章伯钧等六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走下飞机，毛泽东等人一起走上前去，表示热烈的欢迎，并与黄炎培等人在机场合影留念。
这里，大家可能会有疑问，黄炎培是谁？六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造访延安？为什么毛泽东等领导人对他们的到来这么重视，需要亲自迎接？
黄炎培是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创办人，曾赴日本留学，回国后在蔡元培介绍下参加了同盟会，1917 年赴美考察后，回国创立了中华职业教育社，1918 年创办中华职业学校，抗战后担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这次黄炎培与其他几位参政员一起来延安，源于国民政府希图召开的所谓“国民大会”。1945年5月，国民党“六大”决定召开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中国共产党对此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同年6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宣布不参加即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并坚决反对所谓的“国民大会”。为此，黄炎培等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联名致电毛泽东、周恩来，表示希望访问延安，为两党谈判搭建桥梁。很快，中共中央回电表示欢迎。于是，就发生了前面的一幕。
黄炎培等人来到延安的当天，正好是中国共产党成立24周年，中共中央高度重视并热诚欢迎他们的到来，毛泽东等延安党政军领导人在百忙之中亲自到机场迎接，并陪同共进午餐。虽然在延安造访的时间不长，但中共领导人的朴实稳重，红色延安的民主祥和，让黄炎培不禁感慨：“延安五日中间所看到的，当然是距离我理想相当近的。”
造访期间，在与黄炎培等人的交谈中，有一次毛泽东问黄炎培的感想怎样，黄炎培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 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他说：“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黄炎培所说的“历史周期率”，是指中国历代王朝经历治乱兴衰、往复循环呈现出的周期性现象。黄炎培之所以如此详细地表达他的疑问，显然这是长期使他困惑的问题，并且是他一直思考的问题。在这里，黄炎培其实是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表达了相当一部分民主人士对中国共产党的担心：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会不会重蹈因胜利而腐化堕落的覆辙？
黄炎培的担心是有充分史实根据的，中国历史上自秦到清总共60多个正式的王朝，平均统治时间约为 60 年，几乎形成了一条先兴后衰的规律。从表面上看，是宫廷争斗、外侵、天灾、民变使之衰败、倾覆；从根本上说，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结果，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被厄制，是封建专制统治对政治、经济、文化的压制。中国封建专制历史悠久，自秦始皇奠定中央集权的皇权专制大一统局面后，虽有崩溃，但终复一统，且历代相沿。各个朝代都是皇权高于一切，皇帝可以独断专行、恣意妄为，不受制约、无法无天，因此摆脱不了治乱兴衰的周期率。
中国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及其政治集团建立的政权，都没有摆脱兴亡周期率。新的封建王朝在夺取政权后，又开始依附在专制权力体系的基础上，拼命地捞取好处，一代一代捞下去，又激化了同广大人民群众的矛盾，于是又一轮农民起义爆发了，又一个历史周期开始了。毛泽东对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是非常熟悉的。如何摆脱兴亡周期率，正是他在革命即将取得成功时所考虑的一个大问题。他在应答时坚定地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毛泽东的这番话也表明，在当时他们谈话的语境中说的是“概率”，而不光是指“规律”。毛泽东的表述很明确，封建社会摆脱不了的政权兴亡周期率，我们共产党人是能跳出来的，办法就是把权力交给广大人民群众，而不是交给少数人。专制的对立面是民主，民主就是由多数人说了算，实行多数人的统治。这不是打破历史规律，而是作出了符合历史规律必然要求的选择。这就是著名的“窑洞对”，也就是历史周期率的由来。“窑洞对”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肝胆相照的写照，也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对人民民主的探索、对人民福祉的追求。黄炎培从延安回来后写了《延安归来》一书，在书中他认为，毛泽东的回答“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毛泽东对黄炎培的回答，正是中国共产党人一直以来孜孜以求并且始终坚守的不变信条。正如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之际，撰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所指出的，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这两方面，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为什么要这样做？大家很清楚。不这样，革命就要失败，人民就要遭殃，国家就要灭亡。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对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给出的**个答案——民主。
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出发时，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周恩来笑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坚定地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永葆“赶考”的清醒和坚定的由来，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决意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清醒和坚定。
此前，1944年3月19日，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在重庆的《新华日报》上连载发表，到22日全部载完。《甲申三百年祭》讲述的是明朝末年，政治腐败，灾荒严重，明崇祯昏聩，结果引起民变，导致亡国之祸。李自成起义队伍由小到大，终至推翻明朝统治，占领北京。但是，李自成占领北京之后，不听李岩的主张，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忽略敌人，不讲政策，有些首领生活腐化，发生宗派斗争，*后终于失败。《甲申三百年祭》公开发表的时候，正是全民族抗日战争已由战略相持转入战略反攻的时候。当时，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正全力以赴夺取抗日战争的*后胜利，并为建立自由、民主、独立、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为迎接胜利，推动斗争，郭沫若在纪念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 300 周年的历史关头，撰写了《甲申三百年祭》，**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态度对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的原因、经验教训作了总结。
毛泽东对《甲申三百年祭》非常重视，当时正值我们党开展整风运动，毛泽东把《甲申三百年祭》作为整风文件，要求党内学习谈论，在延安和各解放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44年4月12日，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毛泽东指出：“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次是在一九二七年上半年。那时北伐军到了武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忘记了国民党将要袭击我们。结果犯了陈独秀路线的错误，使这次革命归于失败。第二次是在一九三〇年。红军利用蒋冯阎大战的条件，打了一些胜仗，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李立三路线的错误，也使革命力量遭到一些损失。第三次是在一九三一年。红军打破了第三次‘围剿’，接着全国人民在日本进攻面前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抗日运动，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更严重的路线错误，使辛苦地聚集起来的革命力量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左右。第四次是在一九三八年。抗战起来了，统一战线建立了，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和陈独秀路线有某些相似的错误。这一次，又使得受这些同志的错误思想影响*大的那些地方的革命工作，遭到了很大的损失。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1944年11月21日，毛泽东还给郭沫若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出：“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毛泽东还肯定了郭沫若的史论、史剧，认为它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郭沫若继续努力。
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强调，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毛泽东这里强调的“两个务必”，从另一层面看，也是为了确保我们党在成为执政党、实现全面执政后，避免人亡政息、治乱兴衰，跳出历史周期率的警醒和教诲。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在由西柏坡移驻北平的路上，异常兴奋，形象地把今后党领导建设新中国的宏伟事业比作“进京赶考去”。怎样考出好成绩呢？毛泽东的回答是：“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他们进了北平就变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执政，就意味着掌握权力，在掌握权力的情况下，怎样防止一些领导干部以权谋私形成既得利益集团？关键是要营造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体制和机制，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只有坚持不懈地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我们才能“跳出”历史兴亡的周期率。
1989年1月，习近平同志在担任中共宁德地委书记期间，曾阐述了毛泽东与黄炎培的“窑洞对”故事，并对历史周期率进行了阐发：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在他所著的《伟大的中国革命》一书中曾提出这样的问题：“1928 年中国的希望似乎在国民党一边，为什么20年后形势颠倒了呢？”他的回答是：“国民党的领导变得陈腐了”，“因而失掉民心”；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们则“都是极热诚忠于他们的事业，并充当开路先锋，为一个伟大民族的奋起秣马厉兵”。作为一个资产阶级学者，难得他看到了民心所向问题，这也确实道出了中国革命胜利的根本原因——中国共产党与广大人民群众存在的血肉联系。
毛泽东高度概括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实践，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庄严而伟大的号召，并把它作为我们党的唯一宗旨写进党章。可见密切联系人民群众是由我们党的性质和使命所决定的，也是我们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并坚持的优良传统作风。我们要从这样的高度来认识为什么提倡干部苦练密切联系群众这个基本功。
从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中国革命、局部执政的时候起，中国共产党人就对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进行了不懈探索，找到了**个答案，这就是民主。这是基于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属性——人民性的必然回答。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中国共产党人又给出了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这是基于中国共产党的又一本质属性——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必然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