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高明而道中庸:经济学读书札记

对一个国家来说，当国内出现恶性通货膨胀，国际贸易与汇率出了问题时，恢复金本位的叙事就会流行。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基于对美国国内所负担的国际债务不断高企、美元滥发导致通胀的双重担忧，在其任期内，多次提出在美国恢复金本位制，亦成功地在欧美激活了金本位制或金银复本位制叙事。这一叙事的再次复活，不仅是美国与国际经济结构出现问题所催生的结果，亦将反过来影响到经济下一步的走势。 不过，比起通胀，普罗大众更关注的是有份稳定的工作。因为失业对个人与家庭的损害，更甚于通胀。于是，在历史上，由技术进步引发的机器对劳动力的替代的担忧，作为又一个长期经济叙事反复出现。从 1811 年英国卢德派掀起的打砸机器运动，到1870 年代美欧把经济萧条归结为“劳动节约型发明导致高失业率”，再到 1930 年代大萧条时期对于“技术专家治国”的无端恐惧，又到 1960 年代对自动化的恐慌，表现各不同，但实质都一 样。尽管历史表明这种叙事表达的担忧似乎是多余的。但另一方面，这种叙事在当时推动了经济政策的缓慢调整，为增强技术进步的社会适应性提供了空间。 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再次把关于劳动力被技术替代的叙事推向了高峰。技术专家预测“奇点”到来，认为“无人工厂”将成为常规；历史学家尤其是以《人类简史》闻名的以色列学者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预测，未来将出现一个“完全无用的社会阶层”；甚至苹果公司的前总裁乔布斯也参与到这一叙事中，他以亲身经历表明，“时代抛弃你时连招呼也不会打一声”；等等。这些叙事的流行，一方面的确在强化人工智能将替代大多数劳动岗位的忧惧，另一方面又在推动新一轮经济决策，主要包括征收“机器人税”以及“全民基本收入”制度。其中，为所有人—无论在岗还是不在岗—提供“全民基本收入”的设想，已在部分欧洲国家进行试验，这将影响长期宏观经济增长。 资本与劳动这对矛盾的持久博弈，在经济叙事方面表现为“奸商叙事”与“邪恶工会叙事”二者之间的交替与反复。历史上，在数不清的文学家、思想家以及社会大众所制造的叙事中，企业家经常被视为“无情、冷漠、奸诈的赚钱机器”，不仅要为贫困、通胀、失业等经济现象负责，还被认为制造了战争、不平等、社会冲突等人类灾难。当然，反过来，在奥地利学派、芝加哥学派等自由派经济学家的叙事中，企业家又成为推动历史进步与社会发展的主角，而在“奸商叙事”中被认为代表公平、道德、为被剥削者求解放的工会，在“邪恶工会叙事”中，不仅是推动通胀与失业的真正元凶，而且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拦路虎”，是蒙着正义外衣的“邪恶力量”。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尽管希勒并没有进行这样综合性的总结，但无论从现代经济史还是从希勒在著作中梳理的经济叙事史来看，当一国宏观经济走向萧条之前，关于资本市场与房地产泡沫的叙事、关于节俭的叙事、关于企业或资本不道德的叙事、关于劳动力可能会被技术替代的叙事等，往往会越来越流行。这种流行一方面可能是经济繁荣过程中积累的矛盾已经到了危险地步的征兆，而另一方面，这种流行又成为宏观经济真正走向萧条的重要推手。一直到宏观经济走向下一个繁荣周期，相反的叙事则往往会取而代之。 对这一规律的认知，可以帮助宏观调控者在使用惯常的经济工具之外，还通过更好地引导经济叙事进行反周期操作。比如，在当下中国，对那些能够激发资本市场信心，有利于提升消费水平和企业营商环境的经济叙事，应该予以鼓励。作为首次系统研究经济叙事的经济学家，希勒与其搭档阿克洛夫还清醒地认识到，“叙事”不仅影响个人决策与宏观经济，还深刻地影响着经济学发展及经济学家个人的学术选择。 阿克洛夫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在美国，自由放任派经济学家为了证明政府的官僚主义和低效率，常常反复向受众讲这样一个故事：“《十诫》有 297 个字，《独立宣言》有 300 个字，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有 266 个字，但物价管制局*近的一项卷心菜价格调控方案的指导意见有 26911 个字。”这个故事*早流行于 1951 年年初，由一位脱口秀经济评论员说出；而实际上，物价管制局从没有制定过关于调控卷心菜价格的方案。上述故事传开后，物价管制局为辟谣专门作了声明，但并没有能够阻止对政府调控持敌意的经济学家和共和党人继续传播这个故事。直到现在，这个故事还不断被本该非常严谨的学者作为实证，用来攻击对手并宣传自己的主张。 希勒则列举了另外一件更离奇的事。众所周知，“拉弗曲线”被认为是推动当年里根政府大规模减税的重要理论。经济学家拉弗提出这一理论是在 1974 年，但它流行起来，则得益于时任《华尔街日报》社论主笔万尼斯基（Jude Wannisk）。这位主笔在他1978 年出版的一本书里，以亲历者的身份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拉弗曲线”*早的版本，是拉弗与白宫两位高官及万尼斯基在华盛顿特区一家名为“两大陆”（Two Continents）的餐厅里吃牛排时，在一张餐巾纸上画出来的。该书出版时，拉弗本人还在世，他亲口否认了这一说法：“那家餐厅使用的餐巾是布做的，而我母亲从小就教育我不要亵渎美好的事物。”然而，正如叙事经济学七大构想中所认为的那样，拉弗本人的澄清未得到传播，而那位记者关于拉弗在餐巾上画出“拉弗曲线”的故事，却因其足够符合人们对伟大经济学家的想象而迅速传播开来。更为离奇的是，拉弗及万尼斯基先后去世后，万尼斯基的夫人宣称，在她丈夫的遗物中发现了那方画有拉弗曲线的餐巾。这方餐巾竟然又被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作为馆藏，成为后来那些主张减税的经济学家口中的“流行性叙事”。 作为本篇札记的结束，我*后想说的是：在纷繁复杂的经济社会中，作为普通人，我们不仅要学会听故事，还要警惕被一些似是而非的故事所蒙蔽；作为宏观经济调控者，要了解流行性故事背后的经济风向标，并有目的地引导故事的流行；而作为经济学家或思想者，则要学会讲好故事，既助推经济社会发展，同时又能更好地推销自己的观点与理念。这应该是阅读希勒《叙事经济学》对我们*重要的启发。 ——摘自《“故事”如何影响个人决策与宏观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