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声的中国——演说的魅力及其可能性

关于演说的定义、功能、分类，这些技术性分析，更多属于学院派的“纸上谈兵”；有经验的演说家，会根据现场氛围以及主客关系随机应变。谈论“现代中国的演说学”，*容易达成的是基本训练，比如声音、姿态、表情、手势等；至于思想、立场、学养、修辞，那是长期积累的结果，无法一蹴而就。演说确实有技巧的一面，但谈论现代中国的“演说”，绝不能限于技巧，必须把“无边的国事”带进来，这文章才可能做深、做细、做大。 梁启超之所以特别强调“演说”对于改良群治的意义，很大程度基于他对中国教育现状的了解：“大抵国民识字多者，当利用报纸；国民识字少者，当利用演说。”十年后，《图画日报》以图文并茂形式表彰“上海社会之现象”，**则便是《演说家》：“自欧化东渐，人民知西人演说之举，*易开通知识，灌输文明，于是皆开会演说。初惟绅学界有之，近则商界及女界亦然，且恒有请人代表者。而尤以上海为独开风气之先，此举更盛。因图之以征社会之进化，并作赞曰：……”。又过了二十多年，余楠秋撰《演说学概要》，照样呼应梁启超这一思路：“现在的中国人，大多数是不识字，不能读书，然而他们的耳朵，是可以听的；吾人如果想要引这大多数的中国人，入到正轨，非先说服他们不可。”当初中国衰弱贫困，教育极为落后，“演说”显得很重要；但今天中国，基础教育普及、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过半，为何还需要“演说”？这就说到，在接受信息、传递知识、培育思想方面，眼睛与耳朵各有分工。任何时代，即便满腹经纶的学者，也都愿意倾听——假如演说很有质量的话。 这里所说的演说的“质量”，主要不是指技巧，而是内容。所谓“振聋发聩”，指的不是音质、音高或音量。所有流传久远的“伟大的演说”，不仅系于演说者的个人才华，更与整个大时代的精神氛围相契合。有感于此，我才会在**章的结尾写下这么一句：“所谓演说的魅力及其可能性，乃一时代社会是否活跃、政治是否开明、学术是否繁荣的重要表征。” 一百年前，那位曾追随孙中山闹革命的留日学生袁泽民（1881—1927），撰写了中国**部上轨道的演说学著作，强调演说对于现代政治的功用：“上可以应援政府，指导政府，监督政府；下可以警醒社会，开通社会，改良社会。小可以结合志意之团体，大可以造就世界之舆论，利益之处，不可胜言。”这一设想，未免过于理想化。起码在现代中国，作为一种技术及文化的演说，“警醒社会”可以，“指导政府”则做不到；至于“造就世界之舆论”，那必须背后有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
现代中国著名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孙起孟（1911—2010），曾撰有《演讲初步》，提及神圣的抗战“为我们冲破了说话的禁忌”，否则，“我们只要想一想茶馆酒楼里贴着‘莫谈国事’条子的时候是怎样一番光景”，就明白演说的边界与局限。演说并不透明，声音背后有人、有文、有制度。借勾稽演说的变化，来透视整个时代的政治及文化氛围，未尝不是一个好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