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康:不顾一切》

三十年后 我把《法国精神分析史》的第三卷全部献给了雅克.拉康的思想、他的生活、他的著作与他的活动。自从这部《拉康传》在1993年出版以来，我便时常觉得，总有一天我将有必要进行一个总结，不仅是对这位充满悖论性的大师的遗产进行某种盘点，也是对我自己的著作在精神分析共同体的内部和外部遭遇评论的方式进行某种清算。 大概我自己也曾一度错误地想象，基于一种批判性的研究路径，一部客观公正的著作将能够平息种种“偏见”（passions）。又或许马克.布洛赫的那句著名格言——“罗伯斯庇尔主义者们！还有反罗伯斯庇尔主义者们！我们在请求你们的慈悲：出于同情，请简单地告诉我们，究竟什么是罗伯斯庇尔”——也就是我曾经放在我书中题名页位置的那句话，这句话*终允许我们不带偏见地思考拉康其人的命运乃至其思想的发展。 尽管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是正面的，但拉康其人及其著作如今却明显仍在继续受到那些*过度的诠释。因为在这样一个时代里，每一代精神分析家都会倾向于遗忘在此之前曾经发生过的事情，他们不惜去颂扬一个所谓的“黄金时代”（âge d’or）在承袭上与谱系上的时间先在性（antériorité），不会去针对那种能够照亮未来的“过去”进行某种反思。 在这方面，人们还增添了种种妄想，它们时不时地便会显露出来，这些妄想要么是出自那些不太严谨审慎的抨击文作者，要么是出自那些苦于缺乏名声的心理治疗师：弗洛伊德是纳粹分子、反犹主义者、乱伦者、罪犯、招摇撞骗者；拉康更是性变态、野兽、强奸犯、邪教头子、冒名顶替者，同时他还会对自己的妻子、病人、仆人和孩子们出手相向，甚至还有收藏枪械的癖好。这些全都是人们在这一主题上曾经说过的东西，谣言大行其道，而且还在不断地层层加码。 我们的时代是“个人主义”与“实用主义”盛行的时代。这个时代偏爱当下的时刻、价值的评估、经济决定论、各种民意测验、即时性、相对主义，以及安全性的保障。这样的时代不但培养出对投身革命与知识精英的拒斥乃至对思想的蔑视，更是孕育出透明性与邪恶的性倒错享乐，而且催生出在以人类的神经元或其基因来解释人性的基础上对情感和情绪的展现。如此一来，就仿佛某种单一的因果性便足以解释“人类的境遇”（condition humaine）似的。民粹主义在欧洲的兴起，乃至它在某些公然鼓吹种族主义、排外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知识分子身上所施加的诱惑，或许并非全都无涉于此种情境。 我们不得不说，一种“野蛮资本主义”（capitalisme sauvage）的到来，已然促成了“绝望”（désespérance）与“苦难”（misère）在全球范围内的扩散，而且这样的蔓延也关联着宗教狂热主义（fanatisme religieux）的复兴，因为对某些人而言，这种宗教狂热主义充当着政治性的参照与认同性的经验。在法国，已有超八百万人患有各种精神障碍，而且他们也在尽其所能地治疗自己：药物治疗、心理治疗、平行医学、各种疗法、个人成长、磁疗……我们在民主的世界里处处可见：人们没完没了地发明出那些“自我疗愈”的程序，它们不但远离了科学，更有甚者还往往远离了理性。在这样的世界里，人们对“快乐”（plaisir）的寻求——而非对“集体幸福”（bonheur collectif）的寻求——便替代了对“真理”（vérité）的渴望。另外，因为精神分析就在于主体对其自身真理的探寻，这便让它进入了带有此种双重倾向的矛盾之中，即在一方面是“享乐主义”（hédonisme），而在另一方面则是“身份的褶皱”（repli identitaire）。 然而，与此同时，我们的时代对它所上演的事情却产生了某种抗议：当危难*为巨大的时候，荷尔德林（Hölderlin）曾如是说道，恰恰也是拯救*为接近的时候——另外这也是希望*大的时候。对此的证据是：在经过三十年针对“造反”（révolte）这一概念本身的那些可笑的批判之后，我们又目睹了一种全新的渴望“大革命”（Révolution）的欲望，出现在将其孕育出来的欧洲之外。 因此，就涉及精神分析的历史与它的历史编纂而言，一切便都发生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而且是“在事后”（après-coup），就像拉康——继弗洛伊德之后，另外也是继弗洛伊德的所有后继者之后——始终都是被时而看作恶魔，时而又奉若偶像，尽管我们也严格地确立各种事实并且从多个方面来探究那些真相。由此，便催生出一种摩尼教式的善恶二元论，乃至一种针对历史的否认。另外，精神分析家们也同样不甘示弱：瞧瞧他们那些故弄玄虚的行话、忧郁症式的姿态、面向社会问题的封闭，还有他们的怀旧和乡愁！他们更偏爱“记忆”而非“历史”，更偏爱“再三的重复”而非“既定的事实”，更偏爱“昔日的时代”而非“现在的时代”。他们甘愿忘记“明天又是崭新的一天”（demain est un autre jour），以至于我们不禁会自问：难道他们没有表现得有时候就像是其学科与其传承的敌人吗？ 正是借由指认出这样的事态——在拉康逝世之后的三十年里，精神分析的某个时代（即所谓的“英雄”时代）业已渐渐显现出消亡，而且精神分析家们也都纷纷变成了由国家所规定的一种职业来组织管理的心理治疗师——同时我也观察到正在初露端倪的一种全新的希望，因而我便想要换一种不同的方式，而且这一次也是以更加个人化的方式，即经由一场智识性的冒险来谈论这位已故的伟大思想家的命运。早在19世纪末期，这场智识性的冒险（即精神分析）便已然开始展现出它的那些影响，而这恰恰也是奥匈帝国乃至与其密切相关的所有体制正在缓慢衰落的时代，其中包括：父权制的家庭、君主制的王权、对传统的崇尚，以及对未来的拒绝。 关于整整一代人皆参与其中的拉康的生活与他的工作，我想要展现出一些惹人注目的情节，同时我会以自由且主观的方式并带着“后见之明”对其进行评论，以供今日的读者参考。我希望让这本书读起来就像是在叙述拉康的生活与其著作中的一个隐秘部分，仿佛是在漫步于那些鲜少有人涉足的林间小道：一份档案的背面或是其隐藏的暗面便足以使其焕发出光彩，就像在一幅模糊不清的绘画里，那些先前曾遭到遮蔽的幽暗轮廓又重现光亮似的。在此，我想要经由拼凑各种碎片来展现出另一个拉康——这个拉康曾面对他的那些过度行径，面对他的那种“对实在界的激情”（passion du réel），面对他的那些对象。总而言之，这个拉康遭遇他的实在界，即从他的象征世界中遭到排除的东西。这是一个游走边缘的拉康、一个置身临界的拉康、一个不修边幅的拉康、一个因其“语词新作”（néologisme）的痴狂而心荡神驰的拉康。 正是这个拉康曾经宣告了我们这个时代的降临，他预见了种族主义与社群主义的兴起，预见了人们对无知的激情和对思想的憎恶，预见了“男性特质”（masculinité）的特权性丧失与一种原始的“女性特质”（féminité）的过剩，预见了一个“抑郁型社会”（société dépressive）的到来，预见了启蒙运动与大革命的那些僵局，预见了被抬升至宗教信仰的科学或被抬升至科学话语的宗教与被化约为生物存在的人类之间的一场殊死斗争。1971年，他曾如是说道：“过不了多久，我们便会被人们称为种族主义的各种隔离性问题淹没，而这些隔离性问题皆在于去控制在人类的生命繁衍的层面上所发生的事情，鉴于人会说话的事实，这些言说的存在便会发觉他们具有各种各样的意识性问题……” 在拉康逝世三十年之后来重新谈论拉康，也就是要回忆起一场智识性的冒险，这场冒险在我们的现代性之中曾经占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而无论人们可能会就此说些什么，它的遗产都仍然是丰富多样的：言论与习性的自由、各种解放运动的跃进——女性的解放、少数族群的解放、同性恋者的解放——在生活、家庭、疯癫、学校与欲望等诸多方面做出改变的欲望，乃至对常规的拒绝，以及僭越带来的快感。 尽管拉康曾挑起了那些不停辱骂他的文人骚客的嫉妒，但他反而借此使自己置身在种种期望的“逆流”之中，犹如一个头脑清醒且带着觉悟的“浪荡子”一般。当然，他也曾相信，对真理的寻求是能够以进步来替代拯救并以文化启蒙来替代蒙昧主义的唯一方式。然而，他又说这里的条件是我们要知道“理性”总是会翻转到其对立面并激起其自身的毁灭。故而，他便捍卫各种仪式、传统与象征结构。那些至今还在拒绝拉康的人，由于他们把他变成了他从来都未曾是的样子，同时又给他贴上了“精神教主”或“民主杀手”的诬蔑性标签，从而他们也就忘记了拉康有时候会反对他自己而直接融入那些变化当中，以至于他也会因其自身的那些语言游戏和文字游戏而怀抱其中的悖论，而这些语言游戏和文字游戏又恰恰都是我们在今天喜欢操弄的东西。可以说，20世纪是弗洛伊德主义的纪元，而21世纪往后则都是拉康主义的纪元。 拉康并未停止去震撼我们！ 他出生于20世纪的开端，经历过两次残酷的战争，自1930年代便开始崭露头角。然而在1950—1975年，他却将自己*强大的精神权威施加在法国思想之上。在这一时期，法国先是受到一种社会政治理想的支配——此种社会政治理想承袭自发端于战时“抵抗运动”的两场运动，即“戴高乐主义”与“共产主义”——继而又受到“去殖民化”的支配，*后则是受到1968年“五月风暴”的支配，故而法国当时便把自己看作世界上*有文化的国家。在这样的一个国度里，当时的知识分子们在这个“法治国家”的核心皆占据了一个主导性的位置，而其标志便是人们对一个普遍主义与平等主义的“共和国”的崇拜。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所有那些建立在“理性”与“进步”之上的向往便都是符合时代潮流的，尤其是那种渴望对所有在当时遇到精神问题的病人的境遇进行集体性改善的计划，其中包括神经症患者、精神病患者、抑郁症患者与犯下轻罪的违法分子等。恰恰是在这样的时代里，拉康却偏要执意断言说，弗洛伊德式的突进既是“民主社会”的唯一可能的前景，也是能够把握“人类复杂性”的所有面向的唯一可能的资源：“*坏的即是*好的”（le pire comme le meilleur）。尽管拉康向来都有悲观与反讽的强烈倾向，但他并未因此变成一个狭隘的反动分子。 另外，拉康也是唯一能够以弗洛伊德的方式来思考奥斯维辛（Auschwitz）遗产的精神分析思想家，他同时调用了古希腊的悲剧与萨德侯爵的作品来突显“集中营”的恐怖。在弗洛伊德的一众后继者当中，从来都没有哪个人会像他这样根据纳粹针对犹太人的“灭绝”（extermination）来重新诠释“死亡冲动”（pulsion de mort）的问题。倘若没有此种重铸，又倘若没有拉康对人性中这一*残酷且*黑暗部分所感受到的震慑或迷恋，那么精神分析在法国就可能会变成是承袭自皮埃尔.雅内与特奥多勒.里博，或者更糟糕地是承袭自莱昂.都德、古斯塔夫.勒庞或皮埃尔.德布雷-利兹的一种可悲的“医学心理学”（psychologie médicale）的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