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宽梦窄

土囊吟


一
幼年就从史书上知道，在东北的苦寒之地有个五国城。可是，只因为它太偏远、太闭塞，直到半个世纪之后，才有机会踏上黑龙江省依兰县的这块土地。
10世纪时，分布在依兰以东、松花江和黑龙江沿岸的“生女真人”，形成了著名的五大部族，通称五国部。这里是五国部之一的越里吉部的驻地，位置在*西面，当时是五国部的会盟所在，故又称五国头城。古城遗址在县城北门外，呈长方形，周长两千六百米。现存几段残垣，为高四米、宽八米左右的土墙，上上下下长着茂密的林丛。里面有的地方已经辟为粮田、菜畦，其余依然笼罩在寒烟衰草之中。传说中的屋宇、堂廨以及斩将台、练兵场等建筑和设施，已经荡然无存了。但是，这并不影响它的声名远播，原因在于北宋末年徽、钦二帝曾被长期囚禁于此。
这里地形十分险要，整个宏观环境也比较特殊。牡丹江、松花江、倭肯河从西、北、东三面把它围拢起来，左右还有东山、西山为其屏障，南面却是一马平川，没有任何遮拦。远远望去，人们说像个倒在地上的硕大无朋的“门”字，我仔细地端详一番，倒觉得是个地地道道的大土囊，一个没有扎嘴儿的口袋。
一个秋天的傍晚，江面上吹过来习习的轻风，天边雾霭朦胧，半钩新月初上，除了一阵叽叽喳喳的细碎的鸟鸣，再没有其他声响。静静地，我独自站在颓残破败的城头，扫视着周遭的一切，念及八百年前的陈年旧事，心想，真是世事如棋，风云变幻，偌大的一个称雄一百六七十年的威威赫赫的北宋王朝，竟被洪荒初辟的女真人的数千铁骑践踏在脚下，*后统统被拢进这个破破烂烂的土囊里，“收拾乾坤一袋装”了。一时百感中来，遂口占七绝一首：

造化无情却有心，一囊吞尽宋王孙。
荒边万里孤城月，曾照繁华汴水春。

生女真人世代居住在黑龙江中下游及长白山地区，开始只有十多万人，分成不相统属的七十二个部落，都在辽朝的统驭之下。到11世纪末，完颜部强大起来，统一了生女真各部。这时的辽朝上层贵族日趋腐败，对生女真的压榨也更加残酷，激起了女真族人民的强烈愤恨。遂于1114年，在完颜部首领阿骨打的率领下，誓师起兵，展开了抗辽斗争。第二年，阿骨打立国称帝，建立了奴隶制的金朝。看到在金兵进攻下辽朝已岌岌可危，北宋*高统治者以为，可以通过联金灭辽，“火中取栗”，收回久被辽朝占领的燕云十六州。
本来，在女真人的心目中，堂堂的大宋天朝尽管已经武备虚弱，但是，“瘦弱的骆驼大于牛”，总还是一只余威尚在的庞然大物。可是，在联合出兵过程中，他们发现，北宋政治上的腐败和军事上的无能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他们没有料到，那些高踞庙堂的“白蚁”，已经把这样一座摩天大厦蛀成了空壳，只消一阵卷地狂风，便可以摧枯拉朽，柱断梁颓。
于是，这头贪欲越来越强、胃口越来越大的塞外凶狮，在1125年吞噬了辽朝之后，还没来得及过细地咀嚼、消化它，便掉转矛头，兵分两路，以双钳合拢之势，朝着这个天朝“盟友”发起了猛烈的进攻。东路由斡离不率领，从平州（今河北卢龙）直扑燕京；西路以粘罕为首，经云中（今山西大同）进袭太原，*后共同的目标是夺取北宋的都城——东京汴梁。
可是，当时北宋的*高统治者，对金朝的进军企图却茫然不晓，原以为无非是掠几座城池，要两块地方，勒索一些金银财宝，到手之后就会志得意满，乖乖地撤兵。直到金兵一路上杀将过来，眼看到了黄河北岸，徽宗赵佶才慌了手脚。他想到的对策只有避战，逃逸。于是，仓皇退位，交班给他的儿子赵桓，是为钦宗；自己则做了太上皇，称为道君皇帝。名义上，说是要去安徽的亳州太清宫进香，实际上是要避地江南，逃之夭夭。他嫌汴河里行船太慢，改乘轿子，坐上轿子还是嫌慢，又换乘骡马。直到进了镇江城门，才惊魂甫定，暂时放下心来。
这面，金兵正长驱直入，逼近黄河大桥。宋军守桥部队远远望见金兵的旗帜，就急忙烧桥溃逃。而守卫在黄河南岸的两万宋军，更是连金兵的影子都未见到，就已望风遁去。当金兵用小船一批一批地从容过河之后，竟没有遇到一兵一卒进行抵抗。金军统帅斡离不慨叹道：“南朝可真称得上没有人了。假若有一两千人拦击，我们还能这样顺利地渡过天堑黄河吗？”
在兵临城下之后，北宋赖以守卫京都的大将，竟是术士郭京，是一个自称能够施行六甲神术，可以生擒金兵统帅，并且有把握击退金兵，一直赶到阴山为止的大骗子。士兵则是由郭京亲自选择的年命合于“六甲”的一些市井游民，总共七千七百七十七人；另外还有一些自称“六丁力士”“北斗神兵”和“天阙大将”的人应募参加。除此之外，就是皇帝的卫士和城中的弓箭手了。钦宗天天眼巴巴地盼着这些“神兵”创造出一鸣惊人的奇迹，可是，谁晓得，这些“神兵神将”刚一出城，就被金兵打得个落花流水。郭京在城楼上眼见骗局已被戳穿，推说要亲自下去“作法”，便匆匆地带上一些残存的流氓无赖，溜之大吉。
直到这时，宋钦宗还没有从“和议”的迷梦中醒转过来，仍然委派宰相频繁往来金营，商议割地、纳币、贡献珍宝等事宜，以求得苟延残喘。在北宋朝廷接受了极为苛刻的议和条件下，金兵暂时从城内撤兵，进驻南郊的青城。而汴京城里的昏君奸相，仍然行使着他们的行政权力，一面按照金人的意旨，将城中所有的作战物资尽数集中起来，然后统统献给金人，并下令阻止各路勤王兵马开赴京师，对自动组织起来制造兵器、准备抵抗的民众进行无情的镇压；一面在*高统治层又开展了紧张的内部斗争。接受亲信的提醒和建议，钦宗赶忙派人将道君皇帝从镇江接回，以防止他在那里趁机制造分裂活动，名义上却是“奉养尽孝”。这天，钦宗到龙德宫去拜见道君皇帝，献上一杯御酒，道君一饮而尽；随手也给钦宗斟了一杯。钦宗刚要接饮，却被身后一位大臣轻轻踢了一脚。钦宗悟到这是要他防备下毒，于是，伏地恳辞，坚决不受。道君伤心得痛哭了一场。
二
靖康元年（1126年）闰十一月，开封陷落；接着，赵桓向金主上表投降。金人通过北宋文武大臣中的民族败类，将开封城内的金银、绢帛、书籍、图画、古器等物，收缴上来，劫掠一空。翌年四月初一，金人掳走徽、钦二帝和在东京的所有嫡亲皇室、宗戚，及技艺工匠、皇宫侍女、娼妓、演员等三千余人，皇室中得以脱网幸免的只有宋哲宗的废后孟氏和身任大元帅的康王赵构。金兵同时还将北宋王朝所用礼器、法物、教坊乐器和八宝、九鼎、浑天仪、铜人、天下府州县图全部携载而去。这就是旧时史书上的所谓“靖康之祸”。
说来也十分可笑，本来明明白白是两个皇帝做了俘虏，可是，朝臣奏章、史籍记载却偏要说成“二帝北狩”。其实，即便用“巡狩”字样来加以表述，也不是他们麾旄出狩，而是作为会说话的两脚动物，乖乖地成了金人的猎物了。当然，这些都是现在的话。在古时，人们已经见惯不怪，因为《春秋·公羊传》上就煌煌大书着“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嘛。讳什么？尊者要讳耻，亲者要讳疾，贤者要讳过。一部二十四史，就是照着这个则律记载的。
赵佶一生中*后九年的穷愁羁旅，就这样开始了。**站是燕山府，时在早春，有《燕山亭·北行见杏花》词作。他以杏花的凋零比喻国破家亡，自己被掳北去，横遭摧残的命运，婉转而绝望地倾诉出内心无限的哀愁。

裁剪冰绡，轻叠数重，淡著胭脂匀注。新样靓妆，艳溢香融，羞杀蕊珠宫女。易得凋零，更多少无情风雨。愁苦！问院落凄凉，几番春暮？凭寄离恨重重，这双燕何曾，会人言语。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据，和梦也新来不做。

情绪低沉，音调哀伤，体现了“亡国之音哀以思”的特点。李后主词：“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至赵佶则曰：连梦也不做了，其情岂不更惨！
十月中旬，赵佶、赵桓等人，又从燕京的悯忠寺出发，被押送到旧日辽国所建中京大名城（今内蒙古宁城县）。大批被俘的北宋官员则被押往显州（今辽宁北镇市）。1128年秋，他们被押解到金国的都城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白城子）。金人隆重地举行了献俘仪式，命令徽、钦二帝及其皇后都要罩头帕，着民服，外袭羊裘，其余诸王、驸马、王妃、公主、宗室妇女等一千余人，皆袒露上身，披羊裘，到金朝的祖庙行“牵羊礼”。然后，又把这两个当日的堂堂君主拉赴乾元殿，身着素服，以降虏身份跪拜胜国天子金太宗。这当然都是*为难堪的。
年末，金太宗又把赵佶、赵桓父子及皇室九百余人迁徙到韩州（今辽宁昌图县八面城），赐地十五顷，让他们种植庄稼、蔬菜，在金人武力的严密监视之下，过着自耕自食的生活。此前，已将当地居民全部迁出。他们原以为可以终老于此，没有料到，一年半之后，又被发配到千里之外更加荒凉的穷边绝塞——松花江畔的五国城。
这里，流传着徽、钦二帝“坐井观天”的遗闻。经人考证坐实，这个所谓的“井”，就在慈云寺西北百余米处。我在城垣内前后察看一番，确实发现了一口古井。如果属于当年旧物，我以为，也是供这些亡国贱俘饮用的水井，而根本不可能在里面住人。据分析，他们极有可能是住在北方今天还偶尔可见的“地窨子”里。莫说是八百年前气温要大大低于现在，即使今天，在寒风凛冽的冬日，把两个身体孱弱的人囚禁在松花江畔的井里，恐怕过不了两天就得冻成僵尸。相反，那种半在地上半在地下的“地窨子”，倒是冬暖夏凉，只是潮湿、气闷罢了。之所以称为“井”，无非是形容其局促、塞陷的景况。
从流传下来的赵佶的一首诗，也可以验证这种推测：

彻夜西风撼破扉，萧条孤馆一灯微。
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断天南无雁飞。

一般的井，只有盖而无门；“西风撼破扉”云云，自然也就无从谈起。可见，当时绝非住在井里。
在中国的封建王朝历史上，末代皇帝丢了江山之后，含愤自杀的寥寥可数。因为“知耻近乎勇”，若是一无廉耻，二乏勇气，就不会像明朝的朱由检那样煤山自缢，选择“殉国”一途。退而求其次，就是变装出逃。可是，出逃又谈何容易！到了穷途末路，“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变成“率土之滨，莫非敌臣”了，往往是没有跑出多远，就被人家递解回来。于是，就出现了第三种选择，索性白旗高举，肉袒出降。这在大多数亡国之君，被认为是较为理想的。他们的逻辑是：“好死不如赖活着。”如果新的王朝宽大为怀，只要脸皮厚一点，还有望混上个“安乐公”“归命侯”当当，可以继续过那种安闲逸豫的日子。
其实，这不过是一厢情愿的甜蜜蜜的幻想，历史上多数“降王”的日子都不好过。当了亡国贱俘以后，如果像前秦苻坚、南燕末主慕容超、大夏王朝的废主赫连昌、后主赫连定那样，很快就都死在胜利者的刀剑之下，所谓“一死无大难矣”，倒还罢了；假如类似南唐李后主和北宋徽宗、钦宗父子这样，投降之后沦为俘虏，一时半刻又能喘上几口活气，那就免不了要受到终身縻押，心灵上备受屈辱不算，身体上还得吃苦受罪，结果是“终朝以眼泪洗面”，那又有什么“生趣”之可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