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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译文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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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译文纪实)(限时低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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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w***(三星用户)

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图书馆,书中用很多有力量的人

2024-04-12 16:2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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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详情
  • ISBN:9787532794133
  • 装帧:简裝本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开本:32开
  • 页数:312
  • 出版时间:2024-01-01
  • 条形码:9787532794133 ; 978-7-5327-9413-3

本书特色

1、这是一个真实的事件。陕西科技大学的文学副教授在西安碑林区挂职,主持碑林区的图书馆建设。时间短(6个月),人手少(2个人),且要在有限的资金下*大限度地建设好这座区图书馆。*终,她用文人的坚守甚至抗争,守住了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图书馆”。本次事件获得央视《新闻周刊》、腾讯谷雨工作室的关注和报道,作者被誉为“公共选书人” https://tv.cctv.com/2021/04/24/VIDETyL4ctOjvmOKoHnCtexL210424.shtml 2、一座图书馆的建立既是一个文化事件,又是一个公共事件。讲好这个故事,就是讲好中国故事。2023年10月,杨素秋应北京大学图书馆邀约,做了《选书的难度》的专题讲座。
3、杨素秋为图书馆选出了1万本书目。本书的*后整理了书中提到的经典图书300本左右,中外著名作家130位左右。这些书目和作者都是杨素秋挑选出来的经典之作,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内容简介

我是陕西科技大学的一名文学老师,有时会想:除了教书,我能不能走出校园,为社会做点什么?一次机会,我到西安市碑林区文化和旅游体育局挂职,任副局长。碑林区是西安市的中心城区,却没有一家图书馆,让我错愕。更让我错愕的是,我即将接手的这个“西安市碑林区图书馆建设项目” 要建在地下!墙皮破损,电线裸露,没个好模样,人手就我和馆长小宁两个人。
小宁说买书的事情全听我的。书商纷纷发来书目,但我发现得自己动手编一个更适合本区读者的书目出来。我们的馆小,书少,这恰恰困难——稍微买偏了,就会大量被闲置。
碑林区是市中心商业繁华区,周末常有家长带小孩子来附近逛街,应该加大文学书和少儿书的占比。附近有全国优选的石碑博物馆,展出的不是绘画或者器皿珠宝,而是“字”。这个地方离我们图书馆步行只有几分钟,应该设立一个碑帖专区,大量地买,做成特色。要设立一个单独的外文童书区,在碑林区工作的外国人不少,如果他们的孩子在这里看见母语故事,一定很激动吧。还应该有一个漫画专区,把这个区域做好了,这几个书架也可能会成为漫粉聚集地, 也许周末会被读者挤满吧……
我求助各方朋友,要选出1万种图书来。不曾想,一个小小的书目触动了各方利益,一场“书目保卫战”就此拉开帷幕……

前言


许多年前,一位叫“杨素秋”的学生报考我的博士生,我和我的同行都惊讶于这位二十二岁的女生即将硕士毕业。她笔试成绩优秀,面试表现也突出,她的从容和聪颖给导师组留下深刻印象。随后三年,她开始了攻读博士学位的生涯。在讨论博士学位选题时,她倾向于研究我提出的文学史阶段之间的过渡状态问题,我开始有些犹豫,过渡状态的问题难度极大,但还是支持她做自己想做的题目。初稿完成后,我可能批评了她。记得她沉默了一会儿,流着眼泪说:我肯定会修改好。现在回忆起这个细节,我想这就是杨素秋的性格,倾听意见,不辩解,用心做。
杨素秋博士毕业后回到西安,在一所大学任教。像大多数导师一样,我也希望她在学术上能够做出些成就。或许因为我对学术体制有所反思,很少向学生灌输学术就是论文项目奖项这类观念。在这一点上,我们师生俩有大致相同的看法。我偶尔去西安见到她,她特别多地谈到自己的教学,谈到想写写散文,几乎很少谈到写论文什么的。我隐隐约约感觉她并不想走传统的学术研究道路,似乎想在书斋之外延伸另一种学术的形式。她也给我看过几篇论文,我觉得很好,说了肯定的话,并希望她做些专题研究。不久,我收到她发来的视频,内容是教学比赛。我认真看了,觉得她真的是一位用心爱学生爱课堂的好老师。大概是2018年的9月10日教师节那天,她向我问候节日,告诉我她隔天就要去美国访学。在美国期间,她对翻译有了兴趣,开始翻译一本关于喜剧电影导演刘别谦的书。杨素秋的兴趣之广,已经超出了我对她的认识,她似乎在摸索一条适合自己的路。
又过了差不多两年,2020年的8月,她告诉我,下个月可能去西安碑林区文化旅游局挂职,她解释说:“不是想做官,是想了解社会。我这个人太书呆子了。”她这样想,我觉得她还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她到碑林区上班时,正好又逢教师节。她欣喜地跟我讲,碑林区要建一个图书馆,归她负责。此后的六个月,图书馆建成了,她也成了新闻人物。我起初并不知晓此事,一位学生告诉我:老师,杨素秋师姐红了。我开始关心此事时,杨素秋发来了她那篇点击迅速过五万的文章《花了半年时间,我们在西安市中心建了一座不网红的图书馆》,我先看了读者的留言,再回头看了她的文章。一位青年学者,用自己的方式介入社会服务社会,这其中的坚守甚至抗争,体现的正是年轻一代知识分子的品质。杨素秋用温婉的笔调叙述了她理想的图书馆是如何建成的,其中的故事冲突大概是“馆配”还是“自选”图书。我明白了,她挂职几个月,非但没有熟悉“社会”,倒是触犯了某些禁忌。读到她的一句“姐姐我——是不会被腐蚀的,咳,咳”。我不由自主地笑了。这位文弱秀美的女生,在所有的细节叙述中都洋溢着人文主义者的光泽和趣味。这篇柔美的文章无疑遭到了个别坚硬的一瞥,但杨素秋坦坦荡荡。在文章发表不久,《央视新闻周刊》在4月24日做了杨素秋的专访,标题是《杨素秋:公共选书人》。杨素秋在采访中说:图书馆的灵魂是书目,我们要把钱用在刀刃上,在皮囊和灵魂之间我们选择灵魂。
我说的这些关于杨素秋的往事,正是我们阅读她的新书《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的背景,那篇《花了半年时间,我们在西安市中心建了一座不网红的图书馆》文章正是这部书的晓引。这部书并非宏大叙事,但它深深吸引了我,我读到的是一种文化生态,读到的是在其中生长和挣扎的精神建构。它是一本关于“杨素秋们”的书,一幅人文主义的肖像。
在某种意义上说,每个人都是在自己的“图书馆”长大的。但在阅读杨素秋的书稿之前,我并未深思过“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这个问题。我们这代人的阅读经验是从贫瘠中生出的一点丰盈,零散却又自由,《老山界》《野火春风斗古城》同高尔基的名字一起流淌在我青年时代的记忆河流里。“馆”这样的规模与建制显得整齐而又庄严,与我的青年阅读经验稍显区别。可是一座区级图书馆从无到有的建设过程被记录下来之后,新生与建构的力量使阅读的光从纸面一点一点透出,弥合了不同的阅读经验。
“小宁,这就是咱们的山寨。”馆的故事是从这里开始的。杨素秋的笔法十分细致,细致到纤毫微末,一串串具体的数字为我们呈现出建馆的艰辛,从选址到装修再到选书。她一行一行地审核出版商送来的书单,读者则一行一行地看到她的用心与认真。透过她的文字,我们可以看到在图书馆建成之后,这些书弹跳起来,一本接一本地随着她奔向图书馆。在仓库与图书馆的往返过程中,她的白色卷毛大衣的袖口蹭得发黄,这样的颜色不仅是爱书人的颜色,更是图书馆内里的情感沉淀之色。我想,进馆阅读的读者会比我更能切身体会到这份爱书之心。
区图书馆没有独立楼体,在商场地下。这是一幅令人惊诧的画面,也是一幅大家习以为常的现代都市素描。地下的弊端很多:餐饮行业的油烟、来往的喧哗……每一项都在捶击着爱书人的心,每一项也都在折磨着这位建馆人的心,她要比普通读者付出更多的心力,她像一位母亲照顾自己初生的婴孩那般,无微不至地照拂着自己的图书馆,也期待着自己的图书馆能够在市中心闪现阅读的微光。在图书馆建成的历史背后,隐含着一位爱书人全情投入工作的心路史,个体的生命在有限的区图书馆中被无限放大。
我想,不用我特意提醒,各位读者也能在杨素秋的文字中看到一个活色生香的西安。从回坊的小吃到舞台上的秦腔,从陕北民歌——“羊肚肚手巾哟~~三道道蓝,见个面面儿容易~~哎哟~~拉话话儿难……”到陕西碑林的文雅风光。写下这些文字的人既是一个善于发现城市的人,也是一个善于感受生活的人。西安这座城市是由西安人填满的,杨素秋的文字是由她所记录的西安人的生机所填满的。她曾写到自己观看广场舞的经历,民间烟火气深深打动了这位爱书人。在广场舞的“动”之后,“静”也随之现身。一位清瘦老人表演武术《鸿雁》,沉稳,缓慢,有力。这位老人的腿和躯干在空中叠成惊人的难度,不是瞬时的抛跌,而是充满气息的移动,动作间他神色呼吸如常。在这座历史蕴藉丰富的古城中,动静的灵息瞬间像光斑一样落在了古城中人的心上。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杨素秋在推进图书馆的运营过程中尤为重视“接地气”。她曾提到约翰•科顿•丹纳在《图书馆入门》中的那个理想“选书人”形象:“这个人首先得是个书虫,有丰厚学养,能带领孩子们阅读好书。但他又绝不应该是个书呆子,不宜过于沉湎于书籍,要多出来走走,以免与底层老百姓脱节,无法了解低学历人群的需求。”引完此段,我们不难看出,杨素秋就是这样一位理想的“选书人”。选书不简单,为公共图书馆选书更是难上加难,既要在专业性和普世性之间做出平衡,又要在个人趣味与公共意见之间把握尺度。在两难的境遇中,与其说我们看到一个文学专业毕业的博士生如何处理自己的专业,不如说看到一位既热爱书籍又热心于社会公益的“选书人”如何在书海中穿行。从成果来看,我想,她并没有辜负自己的专业与兴趣,也没有辜负大众对图书馆的期待。
在建设、推广图书馆的责任心之外,我们还能看到她的善心与教育之心。区图书馆不仅欢迎青少年儿童,也欢迎社会残障人士。馆内建有视障阅览室,配备有一键式智能阅读器、助视器和一体机。高昂的费用并未让这位“选书人”却步,借助现代科技的力量,她所选的书浇灌了更多读者的心灵,“就像走进海里,感受海水一点一点地漫过脚面”,这或许才是对书籍*好的交代,以诗意也以善意回报书中的字句。《“做题家”,我们一起读诗吧》一篇饶有趣味,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启蒙无数青年学子走向文学道路的语文课变得枯索无聊,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不再信任语文课能够帮助学子抵达文学,也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鲁迅”变成了一些有标准答案的习题。“做题家”是当下社会的热点,更是人文教育中的痛点,身在大学校园并以文学研究为业的我们面对这样的议题也多是连连叹息。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杨素秋却倡导“一起读诗”,不仅要为其坚定乐观鼓掌,更要为其尚未被工作淹没的诗性鼓掌。这样的乐观与诗性来自她对生活中悲剧的领悟与认识。她写到一个奇才,懂得西夏文,也通文献学与目录学。十七岁已出版两部专著,谈论范仲淹与庆历新政,以及道家思想的政治实践与汉帝国的崛起。这样一位年轻的奇才梦想进入北大以及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中央欧亚研究系,但在离高考三个多月时,他因抑郁症自杀。我们无法不叹息,也无法不反思。在以正确率为指标的“做题”制度下,我们的确只能培养出“做题家”。那么,这个时代,书籍究竟何为?杨素秋给我们的回答是:保留、拯救、升华。保留读书的火种,拯救干涸的心灵,升华每一颗向往书籍的美好心灵。
2013年Kindle进入中国市场,其到来让“纸质书”及其身后的出版商瑟瑟发抖,而实际的情况却是诞生于21世纪的电子书一步步沦为“泡面搭档”并逐步退出了中国市场。纸质书为何屹立不倒,我难以说清,但是杨素秋的所作所为与所思所想给予我们一种可能的回答。就像翁贝托•埃科说的那样:“书跟勺子、锤子、车轮或剪刀同属一个类型:一旦被发明出来,便无需改变。”让我们对此稍加延伸:图书馆一旦被建造出来,便照亮了热爱阅读的心,这样的光芒不会轻易消失。我们担忧无人读书,也担忧无人进图书馆,杨素秋与她即将面世的新书会给予我们一份慰藉。

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王尧


2022年夏天,快递员送来一只红色小方盒,摇一摇,咯噔响。内有一枚椭圆石头,底部磨平,篆刻的笔画缠绕,我认不出来,查来查去,是“愿有一得”,又问来问去,方知是栗主任和同事们的心意。
  我和他们分开已经有些时日。在一起时发生的事,曾匆忙地进入我的日记和台账,或短或长,只是随手习惯,并未计划成书。后来我接到叙事邀请,汇总零散字迹,交叉合并主题,而这远远不够,我还需要坐下来,回想他们的衣着和口头禅、敲门的节奏、拥抱的力度、筷子上芥末的芳香。
  现在我写完了这些故事,我得仔细想想,我的“一得”是什么。
  有段时间,馆内读者的反馈一再打破我的信息壁垒:原来视障人群单凭触摸无法挑选架子上的盲文书,原来市民有可能不知道图书馆是免费场所,原来我们的宣传在商人眼里是低效自嗨……我在大脑里构建的理想模型,落地之后都需要调整和修葺。
  为写这本书,我与师友的交流也进入未至的领域。从前,我们聚会多是闲聊——谁会在饭局里突然说起“植物茎秆中导水组织面积”或者“当代精神生活的反思、重建与再生产”?然而这一次,我就是要听他们讲专业领域的事。人是熟悉的人,谈话内容却改变了,这种感觉比较微妙,如同一幅卷轴缓缓展开,他们向我出示新的部分,露出平日隐藏的痴狂。在倾听的过程中我欣喜甚至慑服,我对身边的人认识得远远不够。
  阅读社会学书籍,我获知,中国行政管理中的“目标任务逐级分解制”,有时造成以“完成上级党政部门下达的各种指示”为政绩的趋势,而偏离民众的真实需求。理想状态应是:以“替民众办实事办好事”为政绩,将民众满意程度纳入评价体制。
  这样一种愿望,提出来容易,实施起来难。挂职一年,我经手铺天盖地的表格,深知“加分、减分”为同事造成的驱动力和惩戒力。我很难居高临下地劝说他们跳出这些量化尺度。要别人抛却现实利益,做事完全不求回报,那是一种苛求。
  但面对我自己,我还是想试试,知和行是否可以朝向同一个方向。我认同学者项飙所说,无论在学界还是官场,要形成自己的主体性,不要工具化,不要变成机会主义者。我这个临时挂职的身份比别人受限更少,于是更有条件改变。我开始了解等级规则,学习软硬兼施与迂回之术。坚持一件事,虽然眼前有人阻拦施压,但做成之后,陌生人的回音带来愉悦的共振。委屈孤单之时,读书依然有用,古圣先贤告诉我正确的道路为什么常常艰难,艰难之时又为什么不能动摇。
  记录真相,维护公义,就有可能遇到敌人,这个道理我早早就明白。我三四岁时,县级电视台的节目里突然出现父亲鼻青脸肿的样子,他似乎做了一件对的事情,正在接受记者采访。那天,是附近的盲流扛着锄头铁锨去他所在的学校打人,他拿着照相机前往拍摄,遭到武力威胁。他没有屈服,于是被殴,照相机被砸得粉碎。我看着荧屏上那带伤的脸庞,为我是他的女儿感到自豪。
  “保卫书目”成功的那天晚上,我给儿子讲:“这段时间,我在和恶人对抗,今天终于赢了,没有提前跟你说,是怕你担心。”然后我说:“我再给你讲讲你外爷当年的故事吧。”
  我承认,我常常模仿父亲。父亲当年喜欢陪我读书,所以我也乐于陪孩子读书。父亲有一本绿色绸缎布面日记,从1987年到1990年,记录了陪我阅读和玩耍的细节。他自己裁剪识字卡片,亲手给我们做扇子、风筝、假山、灯笼、木筏、电动小船,却总是遭遇周围人的不解。他写道:“孩子玩得好才能学得好。”看到这句,我愿再靠近他一些,在当下教育“内卷”的疯狂曝晒中,我要为我的孩子撑一把伞,给一点荫凉。如果父亲还在,这把伞会更大吧。
  在这一点上,弟弟懂我。那天晚上十点半,《央视新闻周刊》节目播出采访,弟弟在朋友圈激动地写下文字:我出生在一个八线小城市,儿时家里杂七杂八的书加起来有几千本……这归功于我早逝的父亲和快记不清容貌的爷爷。那时一家四口挤在一个不足三十平方米的大开间里,为了装书,墙上订满隔板,床下塞满书箱……当姐姐接到建设图书馆的任务时,我有些艳羡。买书已经很快乐了,用公款买书、开书单那必将是指数级快乐。我毫不怀疑姐姐会把这件工作做好,就像我毫不怀疑自己会全神贯注通关一个3A大作……我虽未看见姐姐认真筹建的样子,但我想那与二三十年前怀揣小本,旧书摊翻拣的父亲一模一样……佛家讲传灯,智慧的火光星星点点,可以给崎岖之路些许光明。可我现在不想进行宏大的叙事,我只想说:家祭无忘告乃翁。这本书在初稿之后一共删改五次,或涉及敏感题材,或涉及人物安全。我的文字是否会让书中一些善良的人遭受不必要的麻烦,我要如何表达,才能在还原真相和保护个体之间找到那个不让我愧疚的度?弟弟说:“你问心。”
  完成这场写作,我要感谢我的经纪人——行距版权代理公司的毛晓秋女士。是她发现了这个选题的公共价值,建议我将这段经历落笔成书。我起初拒绝了她的邀请。建图书馆是件小事,我顶多能写五万字,如何撑起一本书?她先是援引经典作品,助我编织叙事线索,又在情感上给我暖意,重复千遍:“你一定能写好。”不得不说,她真是全能的谈判者,专业素养扎实,言语沟通恳切。我抵挡不住攻势,像是中了魔咒一样,主动提出每周五向她交一次稿,从此拥有新的节律——周一周二我总是悠闲地哼着歌看着书,名曰“酝酿”,周四周五变成一个蓬头垢面的女人,关起房门紧盯电脑,饭菜屡屡烧焦,情绪偶尔失常。我儿子都知道,周五的妈妈惹不得。
  在一年多的写作互动中,我和毛晓秋的邮件往来多达上百封。我们的组合像是孩子和家长。我散漫随性,她井井有条。有那么几次,我脱缰的文字被她拉回,一开始有些不服,缓一阵再看,她确实敏锐而客观。
  这本书能够进入“译文纪实”系列,是我的荣幸。我要感谢行距文化黄一琨先生的力荐,让这部作品的书讯出现在各大出版机构的视野。感谢上海译文出版社张吉人、刘宇婷编辑的青睐,给我这样的“素人”作品登台亮相的机会。感谢中央电视台张大鹏、杨永青与“腾讯谷雨”记者杨宙的采访,将碑林区图书馆的故事传播至远方。除了感谢书中出现的诸位师友,我还要感谢陈文金、范墩子、刘丽、刘莹、马立军、蒙惠、庞蕾、王莉、魏多、赵启安、朱艳坤等朋友提供书单。感谢我的博导——苏州大学王尧教授——欣然赠序。感谢胡靖悦、李文婷、梁小锤、彭巧玉、石腾腾、王彬融、王一帆为初稿提出修改意见。另有几位付出的劳动比较特别:宋璐专程来西安补充素材,并发挥其损人的特长,帮我把文中的怨言改为揶揄,帮得有点过,差点成了刻薄。弟弟杨富聪逐行审视我的文稿,删掉“的”“了”和一切拖沓的字词,屡屡敲打我:“你去看看司马迁多么凝练,陶渊明多么含蓄。”儿子小禾木在我赶稿期间容忍我敷衍的餐饭,还时常手持洗地机说:“我要解放妈妈。”
  *近我看了一部电影,说人与人就像宇宙间散落的文字,碰巧相逢,连缀成词句和诗歌。如果不是建这座图书馆,我不可能与那么多的人相识。不期而遇,路转溪桥忽见,生活给我的奖励太丰厚。
  我的这本小书就要到达读者的手中,希望你们多批评。
  在未来的路上,我愿温习斯宾诺莎的语句:“人的身体具有与其他物体共同的东西愈多,则人的心灵能认识的事物也将愈多。”
  是为记。
  
  杨素秋
  2023年5月于西安

目录



初到南院门

两个人的图书馆

开会了

今日斩获写作素材

批评一连串

小米稀饭慢火火熬

十分吻合“十四运”

个人英雄主义

真实意见

为什么要有图书馆?

他想自己走进海水

“做题家”, 我们一起读诗吧

碑帖外不外借

“娟娟发屋” 与“睡觉无聊”

武侠奶爸

在脂肪中寻找肌肉

这一幅里没有爱情

书房里, 你不是孤身一人

小砝码

山外有山

雨打芭蕉

雪夜的老虎

阅读树枝的女人

石榴果挂满枝头

*后的阵地

像云杉那样生长

书中出现的书名

书中出现的作者

后记
展开全部

节选

初到南院门

她是我来到这个陌生环境认识的**个人。
三十分钟之后,她换了个样子,站在桌前,双腿笔直,脚跟并拢,脚尖分开成精确的四十五度,膝盖合严,和我们初见时全然不同。
半小时前她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跟我聊天:她做了环大学产业带,汇聚我区人才;她儿子在伦敦念建筑,前途明媚欢快;她熟练地圈点出自己工作与家庭的过人之处,拧成几个成功经验传授给我——如何与民营企业交流合作、如何帮孩子养成良好习惯、怎么陪伴青春期、申请国外学校有哪些窍门……
她的淡妆、齐肩发、西服、胸针、过膝合体裙、尖头高跟鞋都足够正式,但她的身体是松弛的,靠在椅背上,肩膀稍稍倾斜,手随意垂着,笑的时候咯咯咯,连带着腰部晃一下。
随后,按照领导秘书说定的时间,九点整,一分不差,她带我下楼,敲开另一扇门。这个办公室更大,此刻她突然变得拘谨,调整脚尖位置,绷紧身体,微微前倾,声音压低。她说:“书记,这是新来的挂职干部。”
“书记”是这个院子里*大的领导。她迅速凝聚体态来面对他,我低头看看我自己,两只脚随意分开着,暂时还不太习惯那么凝聚。作为陕西省第七批博士服务团的一员,我就这样走进了西安市碑林区委区政府的大院。
2020年春天,陕西省委组织部向各高校下发文件:陕组通字[2020]41号……为进一步鼓励引导博士人才向基层一线流动,助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现就开展我省第七批博士服务团人选推荐工作通知如下……我在陕西科技大学教文学和美学课程已近十年,每年收到类似的消息,逐行认真阅读却还是**次。
我的工作是分析小说、诗歌和绘画,把内心的激荡传递给学生,在词句和理论中度过大部分时光。很难找到比这更加愉悦的职业,但我有时会想:除了教书,我能不能走出校园,为这个社会做点什么?我对于官场的想象来自小说和电视剧的构建,真实的各级政府究竟是怎样运作的?在服务地方的过程中,我要如何和老百姓们交流?这些事情我都有兴趣去体验。
往年,政府坐班制与我幼小的孩子形成矛盾,只能作罢。今年则不同,孩子大了,我可以尝试更繁忙的工作。文件附表中有个单位离我家只有两公里,而且与我专业相近。如此合适,便不必再等待,立即提交申请——拟挂职岗位:西安市碑林区文化和旅游体育局副局长。
经过筛选,省委组织部在初秋公布名单,全省五十余名博士去往政府和国企各个岗位挂职锻炼:农业、交通、医学、航天、能源、投资、环境、金融……以及我所在的“文化和旅游体育”部门。
这个部门是什么样的,我还不清楚。我见过书记之后,组织部长找我单独谈话,他说这个局有两位副局长病休,特别缺人手,因此急需挂职干部帮助。他还说,领导班子要团结,尽量不要议论病休的同志。“组织对你充满信心,欢迎你来到我们这儿,放开手去干!”
我来到的这个大院处在市中心西南侧,离西安市标志建筑“钟楼”不过数百米。政府门口的小街叫“南院门”,西安城里类似的地名还有“北院门”“书院门”“贡院门”等。我查资料才知道,“南院门”指的是“南面的衙门”,也就是说这个院子自古就是官府。我没想到,自己偶然选岗,却进入了一座有着响当当历史的衙门。清代初期的川陕总督行署和民国时期的陕西省议会、国民党省党部等都曾占驻此地。建国后,陕西省人民政府、中共西安市委也曾在此处办公。
这个院子的风貌配得上它的历史,藤萝与松柏轻绕,银杏扑闪着绿叶。房屋大多古朴,灰色雕花配上大屋顶,像是苏联建筑与中国古典建筑的合体,听说是1950年代设计的。2011年,西安市委搬迁至北郊的凤城八路,把这块宝地给了碑林区委区政府,碑林区又把文旅局安排在了院子的入口处。
初到局里的**天,我握了几十双手。走廊里的棕红木门依次打开,工作人员从办公桌旁起身,介绍自己的姓名,伸出手来。年轻人笑容浓一些松一些,年长的人笑容淡一些紧一些。有一个五十岁左右的男人例外,他的笑容非常谦恭、礼貌。我后来知道,他是办公室主任,姓栗。
每个人提到办公室主任都会跟我说两句话。**句:“他可是陪过五任局长的人。”这句话是褒义,意味着他经验丰富,干这个岗位至少十几年。他一定办事妥帖,审时度势,能取得每一位新任领导的信任,不被换岗。第二句:“可惜他学历是中专,身份是工人,要不然,早提拔了。”这句话里全是惋惜。五任局长陪下来,他已经成了整个政府大院所有办公室主任的标杆,却没有上升空间。接下来的一年,我充分认识到了这两句话的含义。

我坐在自己桌前,身后是窗子,办公室里只有我一个人。右边的文件柜遮挡着一张堆满杂物的单人床,浅黄色格子花纹棉布盖住杂物,鼓鼓囊囊。那是病休副局长留下的东西,我不能动。我正在想象“文化和旅游体育局副局长”的**份工作任务应该会是什么,栗主任带着充足的笑容进来,手上拎着一张军绿色帆布行军床,抱歉地告诉我午休只能这样凑合。他向我示范打开和折叠床的方法,然后依次交给我饭卡、钥匙、鼠标垫、WiFi密码。
第二次进来时,他手上拿了几个文件夹,说:“素秋局长,这是您今天要批示的。”
批示?这个词听起来架势很大的样子。这简直是始料未及的工作,我完全不知道我这样一个小小芝麻官还需要批示文件。这些带着红头的白纸黑字,叠放整齐,落在我桌上,等待我的笔迹。
“批文件”,这是一个“副局长”到岗的**件事,此后也将成为我每个早晨的**件事。每份文件的抬头部分都有栗主任写的几句话,字漂亮,开头一般是“建议某某科室按照某某方式办理”,结尾分为三种:请素秋局长阅。
请素秋局长阅处。
请素秋局长阅示。“阅”,这个词,我见过,我批改学生作业的时候会用。但是,“阅处”“阅示”,完全陌生。我三十多年的词汇库里没有这两个词。我认识这几个文字的表象,却完全不知道背后的含义。我要根据这几个陌生的词汇,对这些文件做些什么事?
栗主任教我:“在您的名字上画圈圈,是*轻的,表明这事儿您知道了。签一个字儿‘阅’,加重语气,表明您阅读过了。‘阅处’,那是上级领导批给您的,您要拿出具体的方案做答复。‘阅示’,那是下级请您指示的,您来告诉科室具体该怎么做。”
在我完全不懂工作的时候,我不可能做出正确的“批示”,前三天的“阅处”“阅示”,我都得请教栗主任,我该写些什么内容。我首先得认识科长的脸,再和他们交谈,然后再“批示”。
我几次推门去文化科都走错了。所有办公室都相似:暗红桌椅,黑色沙发,还有墙壁,墙壁都是空白的。我从前的单位不是这样的,我们是设计艺术学院,我们活泼。每层走廊设置主题色,三层是鹅黄,四层是嫩绿。五层是淡紫吗?我记不清了。学院办公室墙上骄傲地展示学生们的漫画涂鸦,桌上有泥塑和石膏人像。
现在我独自拥有一间办公室,可以按自己的意志装修。我买来电影海报贴在墙上——《花样年华》和《步履不停》,色调尽量柔和一些。透过柜子的玻璃门看得见里面的杂物,我想用纸挡起来。白纸太严肃,我把带植物花草的皱纹纸像糊灯笼那样糊上去,其实也算不上好看,甚至有些不和谐,但是我就是害怕那种整齐划一的肃穆影响我坐在这里的心情。房子里添一点颜色进来,这里的气氛就软一点,否则是硬的、冷的。
局长走进我房间,看见海报和花纸,愣了一下,没说什么。那我就能搬更多东西进来。我有一只灰粉的袖珍花瓶,还不如一颗柠檬大,它噘起豌豆大的小嘴,只能插一柄花叶进去。我还有一个粗朴的茶碗,摆上桌子,是个装饰。
现在我的办公室有自己的性格爱好在里面了。这黑白里的一点彩色,不知道会不会太出格。

碑林区文化和旅游体育局有九个科室,我管四个:文化科、文化馆、旅游科、图书馆(规划中)。
文化科、文化馆,这两个部门只有一字之差,二者工作有什么分别?按照文件定义,文化科负责社区文化建设、文化产业、文物,还要作为“文化馆图书馆的上级主管部门”协调工作。这抽象的描述连轮廓都勾不出来,我不知道我可以具体地做些什么。
文化馆馆长冯云额头没有一丝碎发,全部听话地汇拢至脑后,形成圆团发髻。发髻之大,令我羡慕。她的眼线、眉毛和睫毛都隆重,浑身上下有闪烁:耳饰是镂空蝴蝶,鬓角栖一朵刺绣团花,手腕嵌丝银镯翘起树枝幼果。四个科室负责人里,只有她把上月工作和下月计划逐条列出,一目了然;也只有她带来的资料是彩色的,风筝、古琴、剪纸、布糊画、彩绘陶俑的照片表明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方面的活动归文化馆“管”。她的衣着里,有对这份工作的亲近。
旅游科主管景区。我们辖区*有名的景点是碑林博物馆和西安博物院(小雁塔),那我是否可以请教有关书法的事儿?或者可以经常看展?我喜欢看展。旅游科科长尴尬地笑了笑:“不是您想象的那样,您以后就知道了。”
图书馆馆长已经任命,但是工地还没动工。她暂时负责为“全域旅游”整理文件资料,需要我提修改意见。“全域旅游”这个词我没听懂,可是文件我看到了,有几十箱,从地面摞到我胸口。
总之,除了“非遗”工作十分明确之外,其余工作我都迷茫,打算用两周时间搞清。但是科长们说,两周太短了。
我研究他们带来的文件,想象未来可以做什么,写了几页笔记,去给局长汇报:“非遗”不能只是名号,要动起来。老字号餐饮要创新,可以组织餐饮行业优质培训课,请北上广专业团队来讲经验。官方微博语言要活泼,才会有流量,建议请历史方面的大V做讲座,比如于赓哲、马伯庸。辖区内的相声团体“青曲社”苗阜、王声在业内很有名气,不妨多联合他们做活动。碑林博物馆周边区域既然在拆迁扩建,那就趁势将街区商业模式做大致规划。原有的文房四宝店铺已经相当成熟,若能在书、画之外加上琴、棋,古代文人书案的美学元素就齐了。再铺设茶、花、香、食的店铺,生活美学与此交织,这个商区也许更有特点。碑林博物馆可以开发少儿旅游特色线路,不仅靠研学公司完成,内部要提炼适合少儿的知识载体和活动设计。用动画片复现碑刻过程,再加入VR(virtual reality,虚拟现实)体验。对残障人群,除价格优惠外,我建议再提供一些特别服务,比如给听障人士专门派手语讲解员,每月一次义务讲解博物馆……
局长微笑着听我说完,称赞了我的工作热情,然后告诉我,我所设想的这些,统统不归我们管,我们局没有这样的权限。至于我们局到底管什么,再过几天我就明白了。

下午,我和文化科科长一起出门办事,去给文化馆的“社区服务点”揭牌。走出南院门向左拐,不远处有一座石雕牌坊,上书“德福巷”。这条巷子在西安有些特色,汇集茶楼、酒吧与咖啡馆,晚上比较热闹,白天倒没什么人。进入德福巷再拐个弯,路西的一栋小楼就是社区中心,腿有疾患的社区书记忙活着,跑上跑下,一块红绸缎覆在路边的牌子上。
社区干部不认识我,抬了抬眼皮,把头偏到一边去。文化科科长说:“这是我们新来的杨局。”干部连忙和我握手。仪式开始,工作人员五六名,摄影师一名,群众,无。有人给我准备了讲话稿,可是没有听众。我不太清楚我讲话的意义——在街边对着五六个人念稿子,然后等待他们鼓掌?不,我没有必要这样。我说:“我不讲了,直接揭牌吧。”摄影师稍微愣了一下,他请我不要那么着急,让我先把手放在红绸缎附近,方便他对焦:“您揭的时候动作一定要慢,这样我可以多照几张,挑选。”我听从他的建议,红绸子缓缓地落了下来。
这里有免费少儿手工课,志愿者常来服务,可惜的是社区每天下午六点准时下班,没多少孩子过来。社区图书室有几个书架,以野史为主,也不乏农业栽培、健康养生。这些书脊的字大得突兀,像是挣破眼眶的眼珠,上面标明的出版社我全都没听说过。我特意看了看儿童书,单独看名字没问题,《唐诗三百首》《安徒生童话》……打开一翻,装帧彩绘简陋,译文删减乱改,一塌糊涂。
我暂时不敢表态,因为我不清楚这个事儿归不归我“管”。事实上,我还没闹清楚我的工作岗位和社区的关系。我出生以来的三十多年一直在校园,生活里没有“社区”这一级组织的概念。街道是什么?社区是什么?哪一级别更高?文旅局能管社区吗?我关于党政基层组织的常识实在太贫乏。
这时我接到栗主任短信,请我回去,在机关楼前喷泉附近乘车,与各局领导前去碑林博物馆改扩建拆迁工地检查工作。我有些困惑,拆迁不应该归我管,那是住建局或者环保局和发改委的事儿,怎么需要我去?
返回大院,上车之后我紧贴着车门坐,车上没人和我打招呼。我四肢缩紧,看着窗外。每到一站,究竟应该给领导把车门拉开,在车下等待领导下车?还是应该端坐着,让领导先下?我不确定哪个是正确答案,只有原地装傻。几站之后,秘书坐到我旁边的位子,他帮领导拉开车门,自己先下,然后在车下面做出“请”的手势。哦,这是标准答案。
工地的景象让我吃惊,离市中心数百米的地方竟然有这样的房子,入眼是拆迁的棚户、蛛网、洼地、破椽烂瓦,小巷里铺碎砖,踩一下,咕叽冒出黑水,我后悔穿了好看的皮鞋。窗玻璃碎了,艳红被褥卷起来挤在木板床上,露出灰棉絮。草丛间晾晒布鞋,证明有人在这儿住。一处民国老房早已空置,灰尘漫过脚面,院内艾蒿齐腰。石砖上的雕花下了些功夫,我凑到跟前去看纹样,突然有人跟我说:“这一户的情况,你们局的材料写好了没?”我完全不知道这一户和我们局有什么关联,像是小时候忘带作业被老师抽查。我看着他,他的花白胡茬没那么齐整,连带的表情也不那么正式,好像只是在和我聊天,并不需要我特别地回答,我这才放松了些。
这里的领导们大多穿衬衫或者翻领拉链夹克衫,只有他穿着暗红条纹T恤和牛仔裤。他没刮胡子,双手指甲长,衣领乱皱。这样的形象出现在队伍里,显得不合群也不积极,他的年龄又偏大,也许仕途不如意吧。开会讨论时他不讲大词,比较平实:“本周情况好转,动迁队能进群众的门了,能有人倒杯水了。”
今天,全车人只有他主动和我聊天,问我从哪里来,有没有什么不适应。我心里有点感谢他,以后开会再遇到,我也要主动和他说话。他似乎是不在意等级的人。在官场不在意等级,就像在家长群坚持不给孩子报补习班,在高校不重视职称名号,都比较难。也许一开始有锐气,久而久之,或被洗脑,或被排挤,或被利益诱惑,免不了从众。若走一条人少的路,在官场为群众尽力发声,在家长群里关心孩子的求知欲和快乐,在高校里专注知识和学生,那得内心笃定,才扛得住颠簸。

我揭红绸缎的照片很快出现在一篇图文报道里。合影中我职务*高,所以站在中间。正文也以我开头:杨素秋副局长为××揭牌,为我区公共文化建设……图文之间对我的重视,在我心里撩起一丁点快乐。我的表情够不够好看?拍摄的角度合不合适?我把文字来回读了几遍,感觉自己真的“为我区公共文化建设”做了贡献。
读第五遍或者第八遍时,我意识到不对劲,我在咀嚼自己的位置,嘴里是甜的。我贪恋这份甜,再咀嚼下去,以后会对自己职位、走位、排位、地位高度在意,发展成对权力的欲望,不断膨大,吞掉我。这种咀嚼已经损伤我的味蕾,我是个文学教师,我竟然丧失了分辨语言文字好坏的能力,以为“为我区公共文化建设……”这样复制的话语里包含了我的什么实质性功绩。那天,我不过撩起来一块红绸缎而已。
下午去文化馆,那里正在进行“非遗”艺人培训。我从后门进去,想旁听一会儿,馆长冯云见我来了,连忙把我拉到前台介绍。我推让了几下没推掉,只听见她说:“这是我们局新来的领导,大家欢迎。”
掌声响起来。我显然打断了他们的活动,给他们制造了麻烦,却还获得他们的掌声,这让我感到别扭。他们都比我年长,此刻我很明确,我不应该把自己树为中心。我鞠了一躬,就又站到了后面。
几天后,市里举办大型露天活动,要求各位局长参加。我们局长临时有事,我替她。**排的“领导”只有我是临时替补的副职,坐在*右侧。主持人念名单,领导们依次向身后群众鞠躬示意。紧挨我左边那位莲湖区文旅体局局长已经起身,下一个应该是我,我掌心压着扶手准备站起来。可是主持人念到这里,停了:“下面有请**个节目……”我刚刚要抬起来的下半身又回到了座位上。
主持人为什么单单把我漏了?因为我的级别和别人差半级,不够格。我有点失落,瞬间明白一件事——我们平常看演出做观众,都讨厌冗长的介绍领导的环节,可这个环节总也取消不了,为什么?我今天才明白了,因为领导喜欢这个环节,希望自己被介绍,因为差了半级没被介绍到的“领导”大概会失落继而憧憬自己有一天能够登上那半级从而获得被介绍的资格。被加上一个官职介绍时,自己的名字听起来比平时悦耳。
在我踏入官场的**个月里,我去过不同的场合,“被重视”的轻微快乐以及“被忽视”的轻微失落,都发生过。我把它们摘出来放在手心注视,它们从什么样的土壤里长出来,我要把土壤清除,我不允许以后我的心里再长出这种蘑菇。
今年,一起到政府挂职锻炼的博士服务团成员互称“挂友”。几个挂友问我同一个问题:“以你的职称,到一个区县级文旅局做副局长是不是挂低了?”他们对职务、职称、高挂、低挂了然于心,并且敏感地观察到别人的错置。我问了问栗主任,得知碑林区的级别特殊,副局长依然是副处级,这才解了旁人的疑惑。在这些事上我一向糊涂,高校的讲师、副教授、教授分为很多级。我自己是七级副教授吗?可能吧。反正我总也记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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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素秋,苏州大学文学博士,陕西科技大学副教授,美国华盛顿大学访问学者,公共阅读推广者,多次于边远山区开展文学阅读公益讲座。2020—2021年在政府挂职期间主导建设西安市碑林区图书馆,得到《央视新闻周刊》专题报道,被称为“公共选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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