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党员、党权与党争(修订增补本)

    第十二章 党、政、团：战时体制的调整抗日战争对国民党党机器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使国民党丧失了长江下游地区的组织基础，导致本来就松弛涣散的国民党组织在抗战初期一度濒临溃散的边缘。另一方面，这场民族战争又为国民党提供了一次重振旗鼓、起死回生的契机。抗战初期，国民党在民族主义的诉求和激荡下曾一度获得社会各界民众的支持。本已大失民心的国民党借民族危机的遮掩和刺激而得以苟延存续。抗战初期，新当选总裁的蒋介石为拯救国民党的组织危机，在国民党之外另组建一个新的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但令蒋介石始料未及的是，三青团不但没有匡持国民党，为国民党吸收新鲜血液，相反以自主性组织的姿态，演化为与国民党党机器争衡的有力劲敌。党团之间为争夺政治资源，互不相容，势如水火，从而使派系纷争的国民党又增添一个新的内耗对手。三青团不仅未助于国民党的改造和新生，反而加速了国民党的分裂和溃败。
    
     一 三青团：党外造党
     蒋介石对党机器连篇累牍的批评谴责言论，表明他对国民党的组织弊端早已洞悉无遗。1932年前后，力行社和“青白团”两个秘密法西斯组织的相继成立，虽可视做蒋介石对国民党组织危机所采取的一种应救措施，但这种在党机器之外另组秘密团体的做法，不仅未能解决国民党既有的危局，相反却酿造和激发了新的派系纠纷。
     1938年4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当选为国民党总裁。蒋虽早已升到了权力的巅峰，但总裁的头衔对他仍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它意味着在国民党的党统和法理上，蒋作为继孙中山之后的第二代党魁的合法地位得以正式确立。
     作为党的总裁，蒋介石显示出比战前更为忧切的情绪。就在蒋当选为总裁的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蒋没有轻松愉快地发表一番鼓舞斗志、振奋人心的讲话，而是心情沉重地发出了数年来言词*为痛切的警告：
     我请各位严重注意：我们的党差不多已成为一个空的躯壳而没有实质了，党的形式虽然存在，但党的精神差不多是完全消失了！……我说这句话，心里很悲痛，很难过，但是现在的情形，我们革命不但是遇到挫折，而且差不多快要失败。本党既逢到艰难而快要消失了，此时如不说，将更没有说的机会。我们此时不忏悔，将更没有忏悔的机会。〔 1 〕
     历经十年当政，蒋介石是如此评价国民党人的：做官不做事；有私利而无公利，有小我而无大我；重权利而不重责任，享权利而不重义务；不能为国牺牲，为民服务，为主义奋斗。“一般党员既不智，又不仁，复不勇”，懒惰，虚伪，散漫，迟滞。对于国民党组织，蒋介石的评价是：有上层而无基础，有党员而无民众，有组织而无训练，有党章而无纪律，有议案而无行动。他说：“现在全国各地，党员没有活动，党部缺乏工作，甚至只有空的党部而不见党员，或只有党员名册，而不见党员活动。”他毫不掩饰地说：“到了现在，本党差不多是奄奄一息，沉寂无声，一般民众不仅对党无信仰，而且表示蔑视。”〔 2 〕
     国民党长期以来积淀的诸多弊窦使作为*高领导者的蒋介石陷入了深沉的忧虑之中。他认识到这场民族战争是拯救国民党的一次契机。如果不能抓住这次契机，国民党很可能没有再起的机会。于是他痛下决心：“救国必先救党”，“救党必先自救，必先要救起党的各级干部和各个党员”〔 3 〕。
     然而，对国民党的病情作出诊断并不难，但要开出对症的药方却非易事。如何挽救国民党，蒋显然作过反复思量。在国民党以往历史上，从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至中国国民党，孙中山曾多次更改党名，改组党务，平均六年即进行一次大的改组。国民党早已病若沉疴，非挹注猛药难为功，鉴此，作为总裁的蒋介石也曾动过将党机器停闭，“从新改造”，甚至有过更改党名的念头。〔1〕然而，蒋*终所选择的路线，仍然不是对衰老败废的党机器进行大刀阔斧的彻底改造，而是在旧的党机器之外，另起炉灶，重组一个新的具有政党形态的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这实际上又重蹈了战前组织力行社的覆辙。唯一不同的是，力行社是一个秘密的组织，而三青团则是一个公开的组织。战前“党方”与“社方”之间相对隐蔽的恶性暗争，又被“党方”与“团方”之间的公开较量继承和延续下来。〔 2 〕
     三青团正式成立于1938年7月9日，而实际的酝酿筹备始于1937年抗战爆发前夕。无论在组织设计者的意识中，还是在人们*初的传闻和认知中，三青团都是一个具有政党形态的组织。1937年暮春，南京官场中已流传委员长打算另外组织一个党的说法。〔3〕问题是，作为国民党的总裁，蒋介石为什么不直接改造国民党，而要在国民党之外，设立一个与国民党双轨并行的新党？
     蒋当时*主要的考虑，认为国民党沉疴太深，积重难返，无法彻底改造。在蒋看来，国民党对全国民众已失去了吸引力。特别是年青一代瞧不起国民党。在这种情况下，蒋设想成立一个主要以青年为对象的新的“革命组织”，期待通过这个新的组织将那些对国民党产生反感的年青一代重新吸引过来，并赋予这个新组织以革新国民党积弊的“革命”重责。一个鲜明的例子：在三青团筹组的过程中，当讨论到新组织的名称时，陈立夫向蒋介石建议在“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名称之前冠上“中国国民党”几个字。蒋当即斥责说：“有你这‘中国国民党’几个字，人家就不来了。我看就是用三民主义来号召的好，用我的名义来号召的好。”〔1〕蒋在三青团成立之后的一次谈话中，曾坦言他为什么要在国民党之外另设三青团的动机：
     本来中国的革命，有中国国民党来领导，只要中国国民党能复兴，就不必另设青年团；即令有组织青年团的必要，亦可以附设于国民党以内。但是我们现在为什么要从新创立这一个三民主义青年团呢？就是因为我们国民党这几年来消沉散漫，成为积重难返的局面，不论精神纪律，都是异常衰颓，可以说党部都已变成了衙门，而党员已变成了官僚，无论如何设法改造，都不能彻底改造过来！在本党没有彻底改革以前，如果吸收青年进去，那只有害了青年，而无补于革命，所以要另外设立一个青年团，来组织一般有为的青年，好使他们承担中国革命的事业！〔2〕蒋立三青团的另一重要考虑，是想统合党内各派系于一炉。特别是当蒋在党内的领袖地位正式确立以及国共两党重言合作以后，战前成立的几个以拥蒋反共为中心目标的秘密派系组织已完成其阶段性任务。而这些派系之间的恶性内耗，亦令蒋感到有统一的必要。按理，蒋可以训令各派系停止活动，并在国民党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但因国民党党机器长期以来被CC系一派所掌控和垄断，其他派系很难涉足。换言之，国民党在当时人们的认知中，早已成为一派之党，若以此统合其他派系，其他派系难免有被CC系收并之感，加之利益分配不均，亦难以打成一片。蒋认识到只有成立一个新的组织来摄纳各派，各派才会心悦诚服。
     蒋在成立三青团之前，曾有一个重要的计划，即想统合国民党以外的其他政党。蒋曾向中共明确表示，如果共产党愿意与国民党合并，国民党的名义可以取消，党的组织章程可以修改。据称青年党与国家社会党已表示可以接受或考虑。中共则明确表示合作可，合并不可。此议遂寝。三青团的成立，*初亦隐含有另立新组织以向其他党派表达合并意向和吸引其他党派参与的企图。
     蒋介石寄望三青团重振国民党的“革命精神”，重塑一个革命新血轮的形象。在三青团成立的**年里，蒋在对三青团中央干部的几次内部讲话中，反复强调国民党已经衰老腐败，严厉批评国民党的种种缺失，并训勉和提醒三青团要以国民党为鉴戒，万不能重蹈国民党的覆辙。蒋*初还流露出要赋予三青团在革命任务中以领导的角色，大有取国民党而代之的姿态。在蒋的话语中，国民党几乎成了一个腐化没落的反面教材，而三青团则被赋予新生革命集团的角色。〔 1 〕
     虽然不能武断地认为身兼国民党总裁和三青团团长的蒋介石会蓄意鼓动党团之间相互拆台，但当蒋不断将三青团的新使命与国民党的旧形象反复对比时，难免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三青团形同“新宠”，国民党有如“弃妇”。“党员看团员，好象是新起之敌；团员看党员，当作落伍分子”〔2〕。蒋对三青团既以新生力量相期，三青团团员亦不免自我认知膨胀。他们以“新生命”、“新细胞”、“新血轮”自诩，对国民党公开嘲笑、讽刺、轻蔑，并有意散布“党旧团新”、“团高一切”等言论。〔3〕在三青团的宣传凸显下，国民党被推到了一个至为尴尬的境地，留在国民党内的人被目为衰颓腐化之辈，甚至被三青团列为革命的对象。
     国民党党机器长期以来为CC系一派所独掌，CC系对国民党党务组织的缺失负有难以推卸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新建立的三青团既被赋予革新国民党积弊的重任，CC系自然不能再充当三青团的组织中坚。基于这一考虑，蒋介石在筹组三青团时，属意由原力行社成员主要承担起这个新组织的组建任务。〔1〕蒋只分配CC系在团内扮演适度调节力行社势力的角色。但由此一来，战前CC系与力行社之间的派系宿怨，顺理成章地转变为党团之间的对峙和冲突。蒋介石本来希望通过三青团来统合和弥缝党内各派，结果反而陷入更深更浊的派系斗争的泥淖中。
     党团双轨竞进
     在组织体制的设计上，三青团与国民党之间双轨竞进的关系，也导致彼此难能相容共济。蒋介石为将三青团塑造成为一个革命新血轮的形象，乃赋予三青团以自主运作的政治地位，一则为了避免国民党的旧党风和旧习气渗入新组织，二则为了避免国民党党机器对新组织的羁绊和掣肘。尽管三青团系经由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议而成立，并在国民党党章中规定了团对党的从属地位，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除了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兼三青团团长外，国民党与三青团之间并不具有组织体制上的统属关系。三青团自始至终不受国民党党机器的直接统辖。国民党中央和地方各级党部对三青团的组织、人事、经费等始终无干涉和过问的权力。从中央到地方，党团之间各成系统。尽管CC系曾试图将三青团纳入国民党党机器的统制之下，强调三青团应服从党的领导，团员相当于国民党的预备党员等，但均遭到力行社势力的抵制而未果。〔 2 〕据当时担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秘书长的王子壮观察，“青年团以黄埔学生为中心，其一切又要平衡于党，如要求参加党政联席会而未获准是一例，其中幼稚者公然以党已成过去，团将代之而兴相号召，置其原意号召青年加入本党之旨于不顾，于是对党辄处于抗衡之地位”〔 1 〕。
     由于党与团维持一种二元双轨体制，彼此势必在组织发展上产生竞争和矛盾。如三青团团章*初将团员年龄设限在18—38岁之间（团的各级干部不受这一年龄限制）。这样一来，国民党只有两条出路：要么只吸收那些缺乏朝气的中年人和保守衰朽的老年人入党；要么与三青团争夺青年。国民党如选择前者，无异于自取灭亡。从战前国民党党员的年龄结构来看，80%以上的党员在39岁以下。〔 2 〕也就是说，国民党本来就是一个以青年人为主体力量的党。三青团成立后，无异侵夺国民党原有组织的势力范围。国民党自然不甘放弃。党团之间在成员吸收上不可避免地产生摩擦和冲突。其结果，“党团部均不管年龄大小，尽量吸收新分子，由吸收而争夺，由争夺而攻击，由攻击而诋毁，因此形成党与团的对立”〔 3 〕。
     在战前的地方政治运作中，主要是党、政之间为争夺权力资源发生矛盾和冲突。自三青团成立后，也很快介入地方权势资源的争夺中，使地方政治生态更趋混乱和复杂。党、政之间的二元冲突演化为党、政、团三股力量的倾轧。蒋介石原本寄望三青团能革新国民党的积弊，未料三青团的种种表现和旧的国民党在作风上难分彼此。正如当时流行的几句顺口溜所形容的：“党部官化，团部党化；党员官僚化，团员党员化。”三青团虽在组织关系上与其母体国民党日趋疏远，而在行为方式和工作作风上又与其母体日趋接近。一个原本以改造国民党为职志的三青团，自身又很快成为第二个亟待改造的对象。
     三青团与国民党的关系始终处于一种含混不清的状态。一方面，三青团独立于国民党党机器之外，是一个与国民党党机器平起平坐，相颉相颃的自主性组织；另一方面，三青团又与党机器共奉一个主义和一个领袖，与党机器共享一些政治资源，也时常以党内派系姿态投入国民党内的政治竞争。少数成员兼具党籍和团籍。故从这个意义上讲，三青团实兼具“党外之党”和“党内之派”的双重面向。
     作为国民党的党魁，蒋介石与孙中山的治党方略迥然不同。在孙中山时代，国民党所遭遇的内外环境要艰难恶劣得多。但每当国民党陷入危局时，孙中山均能毅然决然将国民党彻底改造，从而开创一个新局面。蒋介石则不同。他的治党之术，侧重权谋，惯于从二元颉颃中求制衡，从相互制衡中求驾驭。无论战前力行社和CC系的较量，还是战时的党团之争，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蒋介石一手导演的。这既是蒋自信的表现，也是蒋不自信的反映。在蒋看来，上述各派系都是拥戴他的，CC系服从他，力行社也会服从他；党方听他的，团方也会听他的。这是蒋的自信。但另一方面，蒋又担心某派势力过分膨胀而难以驾驭，故而让各派系之间相互节制。战前力行社和CC系（“青白团”）均是奉蒋之命而立。当两个组织互不相容，矛盾闹得不可开交时，蒋只好训令两个组织同时解散。但解散之后，蒋又故技重演，再度导演党团之争。
     蒋成立青年团的构想，难免受到苏联、德国和中共等组训青年的启示。但这些国家和政党的青年组织，均是直属于党的统辖，是各政党培植新生和后备力量的组织。而三青团却不同。蒋*初有意赋予三青团在国民党之外自主运作的地位。当党团争攘不断，势成水火时，蒋才不得不对党团关系予以调整，强调国民党对三青团的“指导”地位，并适当抑制三青团的过度膨胀。但党团之间的摩擦和斗争不仅未能止息，反呈持续加剧之势。到1942年，蒋介石不得不下手令说：“现在各地党与团间仍不断发生摩擦，以致减弱本党的力量，反授异党以机会，言之殊堪痛心。若长此以往，团部不仅无益于党，而徒为党部之蠹，则团部不如取消，以免贻患于将来。”〔 1 〕但蒋并没有立即取消三青团。又过五年之后，党团矛盾已激化到危及国民党自身的存续，蒋才下决心将这个“党部之蠹”并入国民党。实际上，两造之间积不相容的矛盾和斗争一直延续到1949年国民党溃败方才止歇。谁为为之，孰令致之？作为党魁，蒋介石政治谋略运用不当，实难辞其咎。〔 1 〕
    
     二 学而优则仕，学而不优则党
     国民党的另一大困扰来自党政关系的失衡。党政关系的紧张在国民党执政之初即已存在。国民党效仿俄共实行“以党治国”，但国民党的“以党治国”在具体运作方式上与俄共有所不同。俄共自中央至地方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自上而下，权力均集中于各级党委。而国民党只在中央一级“以党统政”，在地方则党政分离；党只管党，政只管政。由于地方政治资源主要掌控在政府之手，党部所能控扼的资源十分有限。但党部往往不甘寂寞，觊觎和干涉地方行政之事时有发生。加之国民党中央要求地方党部和地方政府之间互相监督。这实际上为党政冲突奠立了法理基础。在党部一方看来，党权高于一切，中央既然以党统政，地方也应是党部凌驾于政府之上。故时思挑战政府的权力，借故与政府作对为难。而在政府一方眼中，党部无足轻重，甚至视同赘瘤，必欲去之而后快。加之地方政府人员的文化程度和素质一般优于地方党务人员。这也使前者难免睥睨后者。
     在战前，地方党政之间的矛盾一直难以化解，成为困扰蒋介石的一大难题。抗战开始后，蒋除设立三青团以挽救国民党危机外，另一重大改革举措，即为调整党政关系。1938年3月底4月初在武昌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和五届四中全会上，蒋介石把调整党政关系作为重要议题付诸会议讨论。蒋在五届四中全会上作了题为《 改进党务与调整党政关系》的致辞，内中谈道：
     就省以下党政关系*普遍的现象来说，党部要争著（着）做政府应做的事业，干涉用人行政；政府不接受党部的监督，表面敷衍，暗中排拒；党和政府之间，不仅不能协调一致，分工合作，而且形成彼此分离，互相对立，不是党部反对政府，破坏政府，就是政府抵制党部，阻碍党部，结果不论党与政府，威信一概丧失，一切革命事业都因此减低效能。〔 1 〕
     在蒋的提议下，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了《 关于改进党务与调整党政关系案 》。决议案规定各级地方党政关系的基本原则是：中央采取以党统政，省市采取党政联系，县采取党政融化。
     中央“以党统政”在战前即已实行。中央政治委员会在法理上是国民党的*高政治指导和决策机关，是国民党“以党统政”的制度性管道。虽然从30年代初期开始中政会的权力日益受到蒋介石军权的侵蚀，但中政会在形式上和法理上仍维持其*高政治枢纽的地位。抗战爆发后，为适应战时体制需要，蒋介石设立国防*高会议。1939年1月国防*高会议改组为国防*高委员会，直至1947年4月结束。国防*高委员会并非单纯的*高军事指挥机构，而是战时党政军三位一体的*高决策机构，在法理上代行中央政治委员会的职权。举凡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的决议案，国民参政会的提案与建议，重要内政外交问题的决策，以及高级军政要员的任免等，无不经由国防*高委员会的讨论和审议。
     有学者认为，在党政军三位一体的国防*高委员会中，党居首位，党的地位在军政之上，是为“以党统政”的表征。〔 2 〕事实上，在国防*高委员会的组织中，党政军三位一体，很难厘清其权力序列和相互关系。就人员组成而言，国防*高委员会的11名常务委员中，6人是政方的，3人是党方的，2人是军方的。〔 3 〕就隶属关系而言，它在名义上仍须对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但在当时国民党人眼中，国防*高委员会更像是一个以军方为首的权力机构。一些国民党中委力主提高中常会的权力，修改国防*高委员会的组织法，将国防*高委员会纳入中常会的统辖指导之下。〔 1 〕
     蒋介石以中国国民党总裁身份兼国防*高委员会委员长，总揽党政军一切大权。无论是“以党统政”，还是“以军统党”，*终是蒋一人独裁。在1944年国民党五届十二中全会上，王昆仑公开提出质询：在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常务委员会本为权力机关，何以经常不负责任？王子壮在日记中写道：“此一问颇扼要，然常会诸公无以答。因非彼等不欲负责，重要各事均先经总裁批准，提出常会，因总裁向不出席，只有照案通过。常务委员并无表示意见之机会。国防*高委员会系应战时需要处理一切军政问题者，亦因总裁虽任该会委员长，亦不常出席之故，致党政诸大问题均决之于会议以外，实为目前之大问题。总裁责任繁重，绝不能对各方面之问题作周密之考虑，遂形成近日少数人上签呈之政治，负责讨论大计之中枢机构形同虚设矣。”〔 2 〕可谓道破实情。
    
     省党部
     在省一级，省党部与省政府二元并立的格局并未改变。变更之处，表现在战前省党部委员不能列席省政府会议，而战时调整党政关系后，省党部主任委员不仅可以列席省政府会议，而且要求省党部与省政府每月召开一次联席会议。战前除地方实力派控制的少数省区外，省政府主席一般不兼任省党部委员。抗战开始后，战区各省省党部主任委员，大多由省主席兼任，而省主席又大多由战区军事首领担任。这种省级党政军*高人事一体化，实际上是蒋介石以军权支配党权和政权的体制之翻版。由于战区各省党政军大权操诸军事将领之手，无形中使地方军权更趋膨胀，以至酿成“新式军阀”割据之势。其时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总监何成濬即称：“自抗战后，各省又渐由统一而变为割据，新式军阀较前之北洋旧军阀，尤为骄横，中央威信，远不如五年以前，无论如何措置，恐终难收圆满之效。”〔 1 〕
     军权支配党权和政权，还表现在战地党政委员会的设立上。战地党政委员会成立于1939年3月，直接隶属于军事委员会。蒋介石自兼主任委员。其职责为统筹战地党政军之设施，负有指导、考核、监督之责。该委员会在各战区分别成立分会。分会具有统筹指导战区内各省党政军民事务的权力。其地位实际介于中央和省区之间。分会主任委员一般由战区总司令兼任。以鲁苏战区党政委员会为例：主任委员由鲁苏战区司令于学忠兼任，副主任委员分别由山东省主席沈鸿烈和江苏省主席韩德勤兼任。
     由于战区各省党政军大权掌控于一人之手，党政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自然有所消解，但另一方面，战区省党部也因此更加沦为地方军政的附庸，地方党权更趋衰微。〔 2 〕省党部与省政府每月召开的联席会议，大多有名无实，省政府往往虚应敷衍，不予重视，即或有所决议，亦偏重于政府一方，往往有关党务的决议少，有关政府的决议多。〔 3 〕省党部的权力和功能日趋萎缩。多数省党部感到无事可做。〔 4 〕所谓省级“党政联系”，实际上成了“以军统党”和“以政统党”。党部的地位和重要性日趋低落。人民对党部更加看轻。
     在另一些省区，如西南各省，党政首脑仍和战前一样分开设立。在这些省区，为了提高省党部的地位，有的任命具有国民党籍的大学教授担任省党部主任委员，如四川省党部主委由四川大学校长黄季陆担任，贵州省党部主委由大夏大学教授傅启学担任。但由于省党部没有政治决策和人事权力，依然不大受人重视。在法理上，省党部的主任委员和委员，与省政府主席和委员不分轩轾，实际则政重党轻。〔 1 〕省市党部委员大多另有兼职，一则为了提高物质待遇，同时也借兼职提高自己的地位。〔 2 〕1939—1942年间，云南省党部书记长赵澍致函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请求介绍一份兼职，所述理由，一是各执委俱兼有要职，自己独无其他职业，受人轻视；二是待遇太低，无兼职难以维持生活；三是党部工作空虚清闲，精神松散、烦闷。〔 3 〕
     在人员编制上，省政府与省党部也非常悬殊，40年代一个省政府的员额编制多达五六千人，而一个省党部一般只有数十人，*多亦不过百余人。〔 4 〕战前党务人员薪俸即低于政府公务员，抗战爆发后，党务人员的生活更加清苦。据1941年云南省党部报告，该省政府委员的月薪为560元，而省党部委员会月薪仅170元。〔 5 〕
     罗霞天任浙江省党部主委多年。他对自己长期在党界服务心灰意冷。1943年他曾与王子壮有过一次推心置腹的交谈。王将其谈话记录在日记内。兹节引一段，以窥战时国民党高级党务干部心态之一斑：
     日前晤罗霞天君，新任浙江省党部主任委员也。彼已任十余年之省委，今仍奉命归任主委，而心中则不乐为，其言曰：今日之党，已经变质，不过在国家政治上有某种意义，只所谓一种古董，实质上则不能发挥党的意义。在抗战以前，党务工作人员起码尚足以维持生活，今竟不能，又何能有兴趣努力工作？且经济困苦，丝毫事业不能举办，对于政治取协助之态度，又何能有成绩（浙江党方面与主席黄绍竑不睦）。余（罗自称）为浙党部服务将二十年，如作他种任何事业，已为专家，必定有社会上之地位，今则又任无办法之党务，为个人前途计，亦不能久于其事，不过既奉命，只得工作一相当时期而已。罗君所言，余颇同情，以今日国家之财务状况，党务人员生活益苦，且事业方面并无出路。蒋先生所主张之党政一元化，不知何日始克有济，故精干人员殊少由党务方面谋出路者，下级县党务人员因生活不足，更不免为新土豪劣绅之事实，藉以称霸地方，工作方面实难发展。如*重要之地方自治工作，行新县制者已三年，而毫无成绩。〔 1 〕
    
     县党部
     在县一级，国民党中央重新确定其基本原则是“党政融化”，又称“融党于政”。具体规定为县党部书记应出席县政会议；县党部与县政府须举行联席会议，或由县党部会同县政府组织“县党政特别小组”，相互报告和讨论全县党政军各项业务；县政府设地方自治指导员一人，由县党部书记长兼任，其职责为协助县长指导全县地方自治和训导民众。名义上县政府和县党部难分伯仲，实际则是一主一从的关系。县长作为全县的行政首脑，主管一切政务，而县党部拥有的政治权力资源十分有限。除了发展党员外，县党部的另一项主要职能是指导和管理商会、农会、工会等民众团体，而这些团体在县一级大多有名无实。在人员编制上，战时县政府一般有职员六七十人，而县党部多则十余人，少则五六人。〔 1 〕
     由于县党部权力有限，待遇菲薄，很难网罗到相当人才。战时县长大多具有高等学历〔 2 〕，而县党部书记长欲觅有高等学历的党员充任则非易事。国民党中央所定县党部书记长的学历标准为“高级中学以上学校毕业者”。但战区各省普遍反映这一标准悬格过高。后允准沦陷区和战区县党部书记长的学历资格可以通融办理。1944年6月30日，王子壮在其日记中写道：“党政考核委员会派员到各省县视察党政工作，归来之普遍结论，谓党在质量上不如政，如县长多为大学毕业，而县书记不过中学毕业，大学极少。”王子壮称，县党部无论业务经费，还是人员能力，均不如县政府。县党部只负党务发展、党员考核之责。虽然总章规定县党部有审查政府施政方针及政绩之权。但此项职责，实施以还，*无成绩，只是奉行故事而已。“以地位相悬殊，根本不能审查也。”〔 3 〕
     由于县党部书记长的学养、能力、道德、声望、权力、待遇等均不及县长，民众对县党部难免存有轻藐、蔑视心理。〔 4 〕当时社会上流传着“学而优则仕，学而不优则党”的说法。〔 5 〕1941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在各省市党部组织科长会议上发表讲话称：
     现在党务，到省还像样，县以下就不行了。县党部同志固然也有努力的，但总差得远。省党部与省政府还能勉强合得上，县党部与县政府就适合不来了。再说，人民与社会对省党部还相当尊重，对县党部就不免轻视了。在学问、能力、道德任何方面，县书记长总要力求提高水准，使人家尊敬。照理说，人民爱戴县书记长，应该比爱戴县长更热烈，可是事实上适得其反。〔 1 〕
     为了提高县党部书记长的声望和地位，蒋介石曾打算让县党部书记长兼任县长。〔 2 〕但这种解决方法不切实际。因为县长的任命权控扼在省级军政首脑手中，省党部乃至中央党部均无权让县党部书记长兼任县长。同样，地方党务主要操纵在CC系一派之手，省政府和中央政府也无法让县长兼任县党部书记长。由于党政之间各成系统，互立门户，多数县区“党政融化”有名无实。在县级党政关系中，县党部大多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无法与县政府抗衡。
     国民党中央规定，县长原则上回避本籍（避县不避省），而县党部书记和委员则以本县人担任为原则。〔 3 〕县党部书记长的任期一般比县长的任期长，在这种情况下，也有少数县党部书记长凭借地方势力的支持，与县长分庭抗礼，甚至把持县政。但这类情形并非普遍。国民党中央也一再强调，县党部对县政府机关人事，不得干涉，违者以违反纪律议处。〔 4 〕县党部的主要工作就是吸收党员，发展基层组织。尽管国民党中央要求县党部协助县政府指导和推行地方自治，实际上县党部对县政决策几无置喙之地。县党部在法理上对县政府施政有监督之权，但县政府对这种监督往往加以抵制。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县党部显得软弱无能。县党部自身也因此士气低落，不足以号召民众。1940年重庆市党部主任委员曾对县级党政关系作过如下描述：
     即使党部提出*轻微的批评，县政府也会视之为对政府的干涉。如果党部提出建议，那么肯定会被县政府忽视；如果县党部向中央党部提出上诉性报告，后者通常是避免作出判断，或者将它视为党政官员之间微不足道的争吵，甚至指责县党部制造了不必要的麻烦。中央党部处理这类事情*通常的办法就是不予理睬。这就是导致党的基层组织广泛的士气低落，党的工作没有实效的主要原因。〔 1 〕
     从战前与战时党政关系的演变中，不难看出国民党党政失衡与党权日趋低落的轨迹。不少国民党党员颇为党权低落而愤愤不平，强烈要求提高各级党部的权力，真正做到“以党治国”，“以党统政”〔 2 〕。他们认为战时“地方党部在工作上既有零碎空泛之嫌，在地位上，更远逊于同级政府，若不设法调整，必使民众对党永持轻视心理，降低党之价值”〔 3 〕。
     党权低微，直接影响党组织机能的发挥。1945年3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陈立夫申言：“党有管、教、养、卫四种作用，今日据事实以观，似均失却。”管，即管理政治，自1938年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以后，省政府主席兼任省党部主任委员，党管政治之意即完全失却；教，即训练青年，自三青团成立，此作用亦失；养，指社会事业，自社会部成立，此权利即划归政府；卫，指与“异党”斗争，陈认为“现在党员此种意识异常销沉”〔 4 〕。依陈之意，党的四大职能中，除*后一项为党员自动放弃外，其他三项均为政府和三青团所侵夺。
     据当时人的观察，在党、政、军三者之中，党的力量显得*为脆弱。无论战时抗日，还是战后“剿共”，在战地*先瓦解的往往是各级党部，其次是各级政府，*后才是军队；收复某一个地方，*先到达的首先是军队，其次是政府，*后才是党部。〔 5 〕而共产党则相反，党的力量往往成为军政的前锋，攻占某一地区，*先打入的首先是党组织，然后军政力量跟进；从某一地区撤退时，即使军政力量退出后，党的组织仍然留下来继续战斗。在共产党那里，党充分发挥了政治核心的作用；而在国民党那里，党完全沦为军政的附庸。
    
     第十五章  弱势独裁政党的历史命运
     一 二十年之预言
     1927年3月6日晚8时，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吴稚晖在上海环龙路26号与中共总书记陈独秀闲谈。在座的还有钮永建、杨铨、罗亦农等人。
     吴问陈：“你定中国实行列宁式共产主义需要若干年？”
     “20年！”陈毫不迟疑地回答。
     吴作骇极之状。罗在一旁似怪陈过于直率。
     合座默然。
     吴即乱以闲语曰：“由此，国民党生命止（只）剩19年了。前时总理答越飞，国民党国民革命完成，应需三十年。若你们共产党急迫至此，未免取得（代）国民党的生命太快了一点，应当通盘商量才好！”〔 1 〕
     这一场景对话，出自吴稚晖于“四一二”政变前夕向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提交的弹劾共产党文。当年陈独秀“二十年”之说，也许只是国共朋友之间私下闲聊之语，吴稚晖却以之为清党反共的借口，显然有借题发挥之嫌。而陈之闲语在22年之后竟成现实，恐是当年吴稚晖和陈独秀均未曾预料到的。
     不过，就国共在北伐时期的组织实力而论，两党若仅以组织对组织，以运动对运动，仅“文斗”而非“武斗”的话，共产党取代国民党的时间可能还要提前许多。1924年改组以后的国民党，虽然在组织形式上师法苏俄共产党，实际只学到半套表面功夫。中共以一个数百人的小党、幼党，加入到一个几十万人的大党、老党之中，仅用两三年时间，即反客为主，“容共”几乎逆转为“容国”。倘非蒋介石断然以武力清共，国共之间或许早已和平演变。
     1927年后，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师法苏俄实行一党专政。但此时的国民党实际上根本不具备专政的社会条件和自身实力。中共执掌全国政权时，拥有600多万党员，其中脱产干部331万人（1952年），到1958年，党员人数增至1300余万，脱产干部增至792万。以如此众多之党员干部，共产党尚感不能满足其新政权组织建设的需要。〔 1 〕而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之初（1929年），普通党员仅27万余人，到1937年，亦不过52万余人。1929年，南京政府仅控制了约8%的国土和20%的人口；抗战前夕，它所能控制的地区和人口分别增至25％和66％。〔 2 〕但这种控制实际上是非常脆弱的。由于党力不足，南京政府一方面只能将政治触角囿限于上层和城市，县以下农村基层社会任由土豪劣绅和地痞流氓打着其旗号胡作非为；另一方面，大量吸纳北洋旧官僚进入其各级政权系统，使北洋官场旧习得以在新政权中延续下来。
     抗战时期，国民党的组织规模得到空前扩张，但大多数党员只是挂名党籍。党不能在农村、工厂、矿山、铁路以及其他部门中建立深厚的组织基础，也不能在民间团体和社会组织中建立健全的政治领导。40年代的国民党几乎丧失了作为一个政党的基本组织机能和活力。1941年，“阎锡山对其左右明言，以后国民党、共产党与汪伪三方面之成败，共党则为六分之三，汪逆则为六分之二，国民党则仅有六分之一之希望。”〔 3 〕
     国民党始终未能建立一个具有严密渗透性和强大内聚力的政党组织体系。国民党政权的支撑力量不是党员和党机器，而是军人和武力。在党、政、军三者之中，党的力量*为脆弱。无论战时抗日，还是战后“剿共”，*先瓦解的往往是党部，其次是政府，*后才是军队；收复某一个地方，*先到达的首先是军队，其次是政府，*后才是党部。而共产党则相反，党的力量往往成为军政的前锋，攻占某一地区，*先打入的首先是党组织，然后军政力量跟进；从某一地区撤退时，即使军政力量退出后，党的组织仍然留下来继续战斗。在共产党那里，党充分发挥了政治核心的作用；而在国民党那里，党完全沦为军政的附庸。
     国民党执政以后没有触动既存的社会结构。国民党不是派遣和选拔政治上合格的党员进入各级政治和社会机构中去改造和建立新的立足点，也不是培养党员成为社会各界的楷模，以赢得民众的信仰和拥护，而是不加甄别地网罗旧的社会权势力量加入国民党。那些人戴上国民党党徽，只是为了继续保住其既有权势资源和维护旧的社会政治秩序。
     在社会整合方面，国民党的组织和影响也未能深入到社会底层和辐射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三四十年代的大量资料显示，国民党在广大农村基层社会的影响甚至不如乡村教会组织和秘密社会团体。以四川为例，该省哥老会的势力和影响远远超过了国民党。党和政府的许多政策措施只有在取得当地哥老会首领的首肯后才能推行。
     蒋介石秘密特务组织活动之猖獗，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人们对国民党法西斯强权政治的印象。国民党党机器的软弱无能，与其特务活动的猖狂肆虐，形成强烈的反差。美国学者易劳逸认为：“国民党政权在本质上是矛盾的：它时而专横暴虐，时而又虚弱妥协。在独裁的外观之下，其权力很大程度上来自对一支占优势的军事力量的控制。”〔 1 〕事实上，国民党的专横暴虐，与其软弱无能是相辅相成的。蒋介石依赖特务实行控制，与其说是其铁腕权力的表现，不如说是他在党机器软弱无能，无法控制政治和社会局面之下的无奈之举。30年代的力行社和40年代的三青团，均是蒋介石痛感党机器软弱无能而不得不另起炉灶的结果。
    
     二 军权唯大
    
     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在很长一段时期里陷入党魁换代危机的权力纠葛中。清党以后，党内意识形态认同危机又相继引发。党统之争、路线之争与地方实力派的地盘之争交相杂糅。在这一过程中，蒋介石以军权坐大，*终以军权控扼党权。蒋介石认为，任何社会，任何时代，军人都是社会的主导群体；人类社会*合理、*严密、*有效的组织，莫过于军事统制。与军事统制相比，政党组织的社会动员功能显得软弱无力和无足轻重。蒋介石对军权和军治的过分迷恋，分散甚至取代了他对党机器组织建设的关注和考虑。在蒋的一生中，他*为倚赖的是军队，而不是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