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见的世界:李飞飞自传

**章 如坐针毡的华盛顿之行

酒店的大堂朴实无华，反映出这次行程安排更重视便捷，而不是住宿的奢华。堂内气氛温和、秩序井然：客人和礼宾员礼貌地交谈，滚动的行李箱轮子嗡嗡作响，不时开合的玻璃门呼呼有声。但我的内心却一片焦虑，靴子踩在薄薄的地毯上，发出急促的咔嗒声，就像我此刻的心情。作为一名终身学者，我马上要在美国众议院科学、空间和技术委员会就“人工智能”的话题作证，自然难免紧张不安。就在此前一天，我刚从美国西海岸乘坐红眼航班抵达华盛顿，几乎一夜未眠，不停地一遍又一遍紧张地演练自己的陈述。那是2018年6月26日，随着时间一分一秒流逝，我离自己职业生涯的新里程碑也越来越近：谁能想到，我要出席国会听证会了。

我走出酒店，来到人行道上。华盛顿的清晨阳光苍白，街道两旁联邦政府的办公大楼鳞次栉比，风格朴素，色彩单调，与我习惯的加州街景截然不同。在加州，目之所及是大片的住宅区和时髦的办公园区，偶尔可见一些教会风格的建筑。而在这里，即便是砖石建筑也显得更加古老、更有质感。首都不愧是一座将历史刻在街头巷尾的城市。

我不禁想到自己**次来这里游玩的情形，当年我还不知人工智能为何物，还没有进入学术界，也与硅谷没有任何联系。当时我的整个身份（至少对于外部世界而言）都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移民”。对于一个经济拮据、英语蹩脚的家庭来说，出门旅行困难重重。大多数活动可以分为两类，要么免费，要么贵得令人却步，而且所有活动都是英语讲解，非母语的阴霾始终笼罩着我，似乎永远难以消散。即便如此，参观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的场景仍在我的记忆深处熠熠生辉。博物馆里实物大小的展品展示了波澜壮阔的航空航天发展历史，让我的心灵受到极大震撼，想象力也随之飞扬。我意识到，即便身为一个生活在社会边缘的少女，我心目中的理想国度依然是科学世界。

尽管当时看起来遥不可及，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路，来到了科学世界的*前沿。这个领域不是航空航天，而是思维科学，以及对智能机器的初步探索。我的职业生涯开启短短十年之后，一项名为“深度学习”的突破性技术便开始创造历史，极大提升了人工智能的影响力和关注度。

算法、大规模数据和原始算力等在科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技术，在2010年代初汇聚在一起，形成合力。虽然这些人工智能发展的必要条件用了半个多世纪才得以融合，但其释放的能力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就将整个世界改头换面。商业模式彻底变革，相关行业投资额高达数十亿美元，人工智能似乎一夜之间从一个小众的学术领域爆发成为推动全球变革的力量——从行业分析师到政治评论员再到哲学家，所有人都在竞相解读这项技术的意义。人工智能的崛起速度和影响范围可谓史无前例，仅仅从这个角度看，也值得我即将面对的立法者们予以关注。

当然，人工智能的发展并没有这么简单。短短几年内，这个技术行业的繁荣发展就受到了质疑和抵制，因为媒体行业、倡导团体甚至政府机构的担忧都与日俱增。媒体开始持续报道算法偏见造成的日益加剧的危害、人工智能可能导致的大量失业以及这一技术被用于监控的不安景象。相关报道造成了公众对人工智能的负面看法，这在整个科技领域都是非常罕见的。

几个月前，我曾在《纽约时报》发表专栏文章，尝试总结这些紧张关系。虽然文章只有800字左右，但我分享了我对人工智能领域发展前景的兴奋之情，分析了批评者提出的合理担忧，尽自己所能实现两者的平衡。我写道，人工智能对世界的真正影响，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推动这项技术发展的动机——在人脸识别功能和定向广告投放不断发展的时代，这一观点挑战了现有认知。我认为，如果我们能够进一步拓宽对人工智能设想的边界，明确提出人工智能需要“对人类和社区产生积极影响”的要求，如果我们对成功的定义可以包含类似提法，我相信人工智能可以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时至今日，我对这一点依然深信不疑。

这种对未来的信念似乎是我受邀作证的部分原因。我前不久刚联合创立了教育非营利组织AI4ALL，推动向处于高中阶段的女生、有色人种和其他未被充分代表的群体开放大学实验室，提高STEM（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领域的包容性。事实上，国会表示，他们有意让我作证的一个关键原因就是我正在努力推动人工智能领域参与人员的多元化。鉴于人工智能的功用令人担忧，如果我能带来些许积极的改变，会是一件令人鼓舞的事。我对未来充满期待，愿意为此付出，无怨无悔。

我加快了步伐。国会大厦赫然耸立于我的眼前，一如照片上那般雄伟，尽管此时我还没有完全意识到这里就是我此行的目的地。不过，我的确留意到一个明显的变化——周围的游客没有一个人在用纸质地图，而我十几岁来玩的时候，纸质地图几乎从不离手。在此后的这些年里，智能手机已经改变了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旅行自然也不例外。但与人工智能一样，智能手机也显露出了自己的负面影响，在2018年代表科技界宣扬以人为中心的乐观主义，的确是件难事。

不管怎样说，我的专栏文章发表正值“科技抵制潮”高涨之际：越来越多人认为，硅谷的野心已经走向了巧取豪夺的极端。在我职业生涯的其他任何时候，类似的争议并不会波及到我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学者。但事有凑巧，作为斯坦福大学的教授，我在21个月的学术假期期间担任了谷歌云的首席人工智能科学家，此时假期过半，恰好让我置身于争议的正中心。自从我和家人经营干洗店以来，谷歌是我**个来自学术界以外的雇主，当时距离我彻底重返大学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了。但那天下午，我在公众眼中的身份已经无法改变。

矛盾的是，一方面，我担心自己会被误认为是科技产业内部人士，另一方面，我又作为一个局外人，经历了漫长的奋斗和挣扎。像许多移民一样，我感到被各种纵横交错的文化鸿沟所束缚。一些鸿沟不可名状，另一些则清晰地横亘在我的面前，难以跨越。英语是我的第二语言，但我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必须用英语来交流；我是一名女性，而我所在的领域由男性主导，“帽衫男”一直是科学领域的典型形象，以至于这个词现在已经没有任何讽刺的意味了。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思考自己是否真正属于哪个世界，而国会似乎不太可能是一个能让我放下警惕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