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贺传

从物观的立场追寻长吉诗的来路

　　无论哪一种文学，绝不是凭空发生，一方面它是应客观的需要，一方面是有历史的根源。假使认识了客观的需要，把捉了历史的根源，来考察一种文学的所以形成，它是无所遁形的。长吉被人称为鬼才，其诗被人称为鬼语，在中唐突出这样一支异军，似乎很可怪。其实如果加以物观的分析，其原因不难立见。

　　唐代的文学是南北文学的调和时期。

　　在南北朝的时候，北方是农业经济自足的社会，被外来的游牧民族所征服，所以北朝的作品是农业社会色彩中带着很浓厚的游牧社会气分。至于金迷纸醉的南朝的社会则是在贵族政治之下，商业资本在突飞猛进地孕育着。所以南朝的作品在贵族的高华的气息中，披着城市的金迷纸醉的外衣。北朝诗举两首为例：

　　垄种千口牛，泉连百壶酒。

　　朝朝围山猎，夜夜迎新妇。

　　（高昂《征行诗》）

　　敕勒川，阴山下。

　　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敕勒歌》）

　　南朝诗举两首为例：

　　西北秋风至，楚客心悠哉。

　　日暮碧云合，佳人殊未来。

　　露彩方泛艳，月华始徘徊。

　　宝书为君掩，瑶琴讵能开？

　　相思巫山渚，怅望阳云台。

　　膏炉绝沉燎，绮席生浮埃。

　　桂水日千里，因之平生怀。

　　（江淹《休上人怨别》）

　　岸烟起暮色，岸水带斜晖。

　　迳狭横枝度，帘摇惊燕飞。

　　落花承步履，流涧写行衣。

　　何殊九枝盖，薄暮洞庭归。

　　（徐陵《春日》）

　　隋的统一是北方羡慕南方的繁荣的结果。北方的武力征服了南方的武力，而南方的商业资本经济伸张到北方，南方文学的势力，也跟着经济的势力向北方发展（其实在隋以前已经有这个趋势）。南北文学于是短兵相接而发生一个激荡，“反对文体轻薄”这个号召虽然是震动一时，然而抵抗不了经济势力所裹挟而来的南方文体。

　　初唐是南北文学合流的初期。南方诗体的不可当之锋在初唐得到了zui后的成就——律诗；北方的壮健的诗体却由一个南方人——陈子昂来提倡而形成一派新兴的势力。在这南北诗体的交流中，依然扞格不入，不能完成一个中和的融合。不过为着当时帝王的提倡，和久乱后在刀枪下消纳了剩余人口，社会得到较久的安定，商业资本又因为社会的安定而愈益发达，所以南方旖旎的诗体依然掩盖了北方的壮健。

　　太宗谓侍臣曰：“朕戏作艳诗。”虞世南便谏曰：“圣作虽工，体制非雅。上之所好，下必随之。此文一行，恐致风靡。而今而后，请不奉诏。”（《大唐新语》）

　　神龙之际，京城正月望日，盛饰灯影之会。金吾弛禁，特许夜行。贵游戚属及下隶工贾，无不夜游。车马骈阗，人不得顾。王主之家，马上作乐以相夸竞。文士皆赋诗一章，以纪其事。作者数百人。（《大唐新语》）

　　十月，中宗诞辰，内殿宴，联句。……帝谓侍臣曰：“今天下无事，朝野多欢，愿与卿等词人时赋诗宴乐。可识朕意，不须惜醉。”（《全唐诗话》）

　　中宗正月晦日幸昆明池赋诗，群臣应制百余篇。帐殿前结彩楼，命昭容选一首为新翻御制曲。群臣悉集其下。须臾，纸落如飞；各认其名而怀之。惟沈佺期、宋之问二诗不下。移时，一纸飞坠。竞取而观，乃沈诗也。评曰：“二诗功力悉敌。沈诗落句云：‘微臣雕朽质，羞睹豫章材’，盖词气已竭。宋诗云：‘不愁明月尽，自有夜珠来’，犹陡健举。”沈乃服，不敢复争。（《全唐诗话》）

　　在这样帝王提倡之下，应运而生的自然是官僚式的馆阁体。并且在时局混乱的时候，有特殊才智的人，很容易突破这封建的堡垒而有所表现。雌雄既分，统治遂定，才智之士不归于附逆而受镇压，则归于新朝而规规于歌功颂德阿意逢迎的工作，开国之际纪纲又严，即有不得志之士，亦不敢作不平之鸣。在这样情形之下，自然更适宜于纯粹南方诗体的发展。

　　及至承平既久，官僚阶级已形成一个特殊势力，从贵族沦落或从田亩出身的知识阶级——未得志的小资产阶级性的士大夫阶级分子——很难取得权位，以充分发挥其支配欲。同时太平之世，民间以有剩余经济之故，可以产生多量的知识分子。所以这个时期的诗体极为广大。官僚阶级的诗自然仍是馆阁气很重。至于不得意的诗人，一方面也作官僚式的诗和乐府歌词以图幸进；却同时依着各人主观的性情不同而形成两种趋势：一种是热中的人，他们的满腔热血无处发泄，便以妇人醇酒浪费其生命，或沉入愁苦的深渊作个人主义的感伤，这样便形成浪漫派的一流诗；一种是性情恬淡的人，他们寄情于山水之中，放浪于形骸之外，把一切穷通得丧，都消失在大自然中，这样便形成自然派的一流诗。李白等人是属于前派，王孟等人则属于后派。在这一个时代中，出了一个伟大的天才，便是杜甫。他的诗包罗以上的各体。尤其是经过天宝之乱，眼见民生疾苦，而他的写实的诗体亦因此得以形成。所以诗至盛唐，而各体具备。而杜甫又是盛唐的一个缩影，也可说是一个总结。

　　在这一个时期，南北的诗体已经很纯熟地调和了，古诗已经不像北朝诗体的粗犷，南朝诗体亦已结晶而成律诗，并且应用得很自然了。所以盛唐是南北诗调和的纯熟时期。

　　现在谈到中唐。我们的诗人——李长吉便是这个时代的人物。

　　诗体到了中唐，自然要起一个变化。这个变化之起是有历史的根源，和社会的背景的。

　　**，是盛唐诗体过于纯熟的反动。

　　第二，在大乱之后，中和纯正之音，不能满足乱后的人需要辛辣的强烈的刺激的要求。

　　第三，“自开元以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音乐志》）天宝乱后，庙堂的一切尊严又都经过一次摧毁。宫廷音乐，参加民间的成分一定不少，同时也有不少的流传到民间。就是民间与庙堂的音乐的一个大混合。所以这时的妓女以及私家的姬妾所歌唱的已不仅是里巷之旧曲，而能谱文人的新调；而宫廷的音乐也不是板着脸孔的法曲所能满意，由里巷之音传入了不少的文人的新词。应着这个时代的新趋势，自然应有一种新的诗体突起。

　　这个新体的总要求，就是对旧体的革命。所谓旧体，就是南北诗体调和得zui纯熟的诗体。所以中唐是反纯熟时期。因为反对中和的纯熟，所以产生站在两个极端的诗体。

　　在这个时代有一个大散文家——韩愈出世，他的才很大，突破了八代的偶俪的拘束的文体。在诗的领域内，他亦使用他的用之于散文的方法来革命。这个方法便是“以文为诗”。凡在散文中所用的一切辞，一切句，一切意，他都可用之于诗。站在这一边的，便是卢仝、张籍等人。

　　元稹、白居易又站在一边，他们是“以语为诗”的。元稹上宰相书曰：“律体卑痹，格力不扬。苟无姿态，则陷流俗。常欲得思深语近，韵律调新，属对无差，而风情宛然。”白居易与元稹书曰：“仆常痛诗道崩坏，忽忽愤发，或食辍哺，夜辍寝，不量才力，欲扶起之。”所谓律体卑痹，诗道崩坏，便是很显然地对以前的诗体不满，于是提倡“思深语近”之诗。这个方法便是“以语为诗”。以语为诗为方法也不是凭空而起，它是应妓女度曲和朝廷采风的需要。所谓采风，并非真正设官采集民间的歌谣，不过是朝廷与里巷的歌曲打通了以后，宫廷常常取民间美妙的新词给帝王消遣。它因为应着这一个普遍的广大的要求，自然盛极一时。当时这类诗的形式就叫作元和体。

　　在这两种诗体对立中间，有一支异军特起，在当时虽不能形成一个有力的派别，但已表示了惊人的力量。在千军万马之中，这单刀匹马冲围突阵的勇士就是二十七岁的短命诗人李长吉。假使天假以年，绝不必到晚唐及初宋才由小邦蔚成大国。

　　这位诗人因为曾受过韩愈的帮助，所以从来论诗的人把他归到韩愈的麾下，忽略他自成一派的领导地位。其实这位年轻的诗人威风是十足的。

　　元相国稹年老，以明经擢第，亦攻篇什，常愿交结于贺。一日，执贽造门，贺览刺不容。遽令仆者谓曰：“明经擢第，何事来看李贺？”相国无复致情，惭愤而退。（《剧谈录》）

　　上则是《剧谈录》所载，真假不可得知。但他这样的气概是真的，看他自己的《公莫舞歌》的序就会知道：

　　《公莫舞歌》者，咏项伯翼蔽刘沛公也。会中壮士，灼灼于人，故无复书。且南北乐府率有歌引。贺陋诸家，今重作《公莫舞歌》云。

　　“贺陋诸家”，是何等自负！真有开创者气象。在他的诗中，这样自负的事是很多的。

　　他的诗体既不能归之昌黎“以文为诗”的一类，又不能归之元白“以语为诗”的一类。他是冷、艳、奇、险，自成一家。奇险是由于盛唐格律中和的反动，和社会在乱后需要强烈的刺激。冷是由于社会衰疲的反映，和他自己性情的消极。而性情的消极又是由于他身体的衰弱，和遭际之不良。艳是由于他的青年的情调和乐府曲词的需要。供人娱乐的东西既经衰飒而又淡素是极不相宜的。

　　唐代的诗有一个极大的趋势，就是从官僚酬应，而转到实际入乐。固然，初唐、盛唐文人的诗之播于管弦，亦未尝没有，不过没有中唐的普遍。李长吉诗不能入乐的很少。《唐书·文艺传》云：“未始先立题然后为诗，如它人牵合程课者。”所以他的诗完全脱离了馆阁体的官僚习气。至于他的诗是多可以入乐的证据，在史传与笔记一类书中，是屡见不鲜的。

　　其乐府词数十篇，至于云韶乐工，无不讽诵。（《旧唐书》）

　　乐府数十篇，云韶诸工，皆合之弦管。（《新唐书》）

　　张司业籍善歌行，李贺能为新乐府，当时言歌篇者，宗此二人。（《因话录》）

　　李贺乐府数十首，流播管弦。李益与贺齐名，每一篇出，乐人辄以重赂购之。乐府称为二李。（《谈荟》）

　　这是长吉诗播之管乐的证据。

　　寒食诸王妓游，贺入座，因采梁简文诗调赋《花游曲》与妓弹唱。（长吉《花游曲·自序》）

　　申胡子，朔客之苍头也。朔客李氏，亦世家子，得祀江夏王庙。当年践履失序，遂奉官北部，自称学长调短调，久未知名。今年四月，吾与对舍于长安崇义里。遂将衣质酒，命予合饮。气热杯阑，因谓吾曰：“李长吉，尔徒能长调，不能作五字歌诗。直强回笔端，与陶、谢诗势相远几里。”吾对后：“请撰《申胡子觱篥歌》。”以五字断句。歌成，左右人合噪相唱。朔客大喜，擎觞起立，命花娘出幕，徘徊拜客。吾问所宜。称“善平弄”，于是以弊辞配声，与予为寿。（长吉《申胡子觱篥歌·自序》）

　　这是他的诗在妓女中及私家姬妾中的势力。

　　所以长吉的诗，其历史的根源，是南北诗体调和得zui纯熟之后，渐渐地陷入板滞的格律的反动；其阶级立场，是由贵族蜕化的小资产阶级性的士大夫阶级，所以他的诗的内容多是个人主义的感伤与娱乐；其客观的需要，是乱后的强烈的刺激的要求，和朝野乐曲混合后，“法曲”式的宫词、里巷的旧调，皆已厌倦，而需要多量的新的歌曲的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