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中国经济2025:稳预期、促消费与扩内需

本书特色

·一书读懂2025年中国经济发展趋势，精准把握当下及未来发展方向。
本书紧贴2025宏观经济政策，详细阐述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关键问题，能够帮助读者了解2025年中国经济发展形势，深度解读一系列“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

·“十五五”时期作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承前启后的关键期，对这一时期阶段任务和政策重点进行梳理和分析。

·围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及部署，涵盖诸多读者关心的领域话题，如“宏观经济所面临的主要问题究竟是什么”“中国如何扩大内需”“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中国企业‘卷’的背后暗藏经济增长的秘密”等，立足当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切中当下饱受关注的时代议题，也为未来经济发展提供展望。

·刘世锦、黄奇帆、黄汉权等一众权威专家领衔解读。本书作者具有较强的专业背景和长期积累的研究经验，对中国经济具有深刻洞见，使本书极具可读性和权威性。

内容简介

2025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之年。在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仍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的背景下，2025年将“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这意味着中国经济运行的逻辑正在经历新的调整与转变。 当前中国经济形势怎么看、怎么干？本书由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领衔解读，黄奇帆、黄汉权等知名经济学家执笔，从守正创新与改革发展、宏观经济与预期管理、提振消费与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与新质生产力、对外开放与区域创新五大部分展开深入剖析，对当下经济发展的制度背景、问题挑战和发展方向做出全面分析，帮助你读懂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精准把握当下及未来发展机遇。

相关资料

以结构性改革扩消费稳增长
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必须把需求不足所引发的各类问题与需求不足的深层原因加以区别。中国现阶段的消费需求不足，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大体相同阶段的均值相比，偏差达
到1/4~1/3,这不是平均水平上的偏差，而是一种结构性偏差。当我们探讨需求不足这一议题时，必须明确需求不足并非投资不足，实际上在某些领域投资已经呈现过度的态势，真正不足的是消费，尤其是服务消费。因此，我认为现阶段若要扩大消费需求，就必须精准定位重点与关键痛点，主要涵盖以下三个方面：**，以基本公共服务为依托，包括教育、医疗卫生、保障性住房、社会保障、文化体育娱乐、金融服务、交通通信等以发展型消费为主的服务消费；第二，以农民工群体为重点的中低收入阶层；第三，以人为核心，推动发展权利平等的城市化和城乡融合发展进程。
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了我国消费的这种结构性偏差?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长期以来我国存在着重投资轻消费的体制机制和政策导向。
其次，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严重滞后。城市居民在近年来忧虑和困扰的是教育、医疗、住房这所谓的“三座大山”,但实际上在这些方面缺口*大的并非城市居民，而是农村居民，特别是近3亿的农民工群体，其中有近2亿的进城农民工。
*后，我国城市化的比重与质量均处于较低水平。在与我国处于相同发展阶段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城镇化率普遍在70%,甚至在80%以上，而我国目前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仅为66%,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48.3%。①在此，我要着重说明一下城市化水平的重要性。相当一部分消费，尤其是服务消费，与城市化水平有着密切关联，例如教育、医疗和一些文化娱乐服务，如果居住在农村地区或者人口聚集程度较低的县城，这些服务消费的可获取性很低，难以达到较高水平。
此外，从宏观背景来看，我国现阶段的收入差距相对较大。衡量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一般认为在0.4以下时，收入差距处于较为合理的范围，而我国前些年的官方统计数据显示，基尼系数约为0.45甚者更高。具体而言，我国目前的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约为4亿人口，大体占总人口的1/3。这就导致了我国消费市场出现了增长断层的现象，在宏观层面上表现为整体消费动力不足。

以结构性改革扩消费稳增长

刘世锦
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近两年来，中国经济在疫后复苏进程中虽历经波折，但总体上展现出回升向好的态势。然而，宏观经济也面临着总需求水平持续下降的压力。其中一个重要指标——GDP(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也就是总体价格水平已连续七个季度呈现负增长态势，这一状况在近几十年从未出现过。鉴于此，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予以了高度关注，2024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更是将提振消费列为九项重点工作之首，此前相关部门也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扩需求、稳增长的政策举措。2024年10月之后部分数据开始有所好转。
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必须把需求不足所引发的各类问题与需求不足的深层原因加以区别。中国现阶段的消费需求不足，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大体相同阶段的均值相比，偏差达
到1/4~1/3,这不是平均水平上的偏差，而是一种结构性偏差。当我们探讨需求不足这一议题时，必须明确需求不足并非投资不足，实际上在某些领域投资已经呈现过度的态势，真正不足的是消费，尤其是服务消费。因此，我认为现阶段若要扩大消费需求，就必须精准定位重点与关键痛点，主要涵盖以下三个方面：**，以基本公共服务为依托，包括教育、医疗卫生、保障性住房、社会保障、文化体育娱乐、金融服务、交通通信等以发展型消费为主的服务消费；第二，以农民工群体为重点的中低收入阶层；第三，以人为核心，推动发展权利平等的城市化和城乡融合发展进程。
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了我国消费的这种结构性偏差?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长期以来我国存在着重投资轻消费的体制机制和政策导向。
其次，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严重滞后。城市居民在近年来忧虑和困扰的是教育、医疗、住房这所谓的“三座大山”,但实际上在这些方面缺口*大的并非城市居民，而是农村居民，特别是近3亿的农民工群体，其中有近2亿的进城农民工。
*后，我国城市化的比重与质量均处于较低水平。在与我国处于相同发展阶段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城镇化率普遍在70%,甚至在80%以上，而我国目前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仅为66%,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48.3%。①在此，我要着重说明一下城市化水平的重要性。相当一部分消费，尤其是服务消费，与城市化水平有着密切关联，例如教育、医疗和一些文化娱乐服务，如果居住在农村地区或者人口聚集程度较低的县城，这些服务消费的可获取性很低，难以达到较高水平。
此外，从宏观背景来看，我国现阶段的收入差距相对较大。衡量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一般认为在0.4以下时，收入差距处于较为合理的范围，而我国前些年的官方统计数据显示，基尼系数约为0.45甚者更高。具体而言，我国目前的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约为4亿人口，大体占总人口的1/3。这就导致了我国消费市场出现了增长断层的现象，在宏观层面上表现为整体消费动力不足。
为了防止短期内经济出现过快下滑的局面，采取适度规模的刺激措施是必要的。关于这一点，我个人也曾发表过相关见解，但在此我要强调的是，刺激政策并非规模越大越好，因为刺激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欧美国家近年来推行量化宽松政策，从财政角度而言，它们也设有财政的中期平衡框架，即要求在数年时间内实现财政收支的平衡。我们实施刺激措施，短期内是为了稳定经济，更重要的是为了给推动一些更为根本性、能够从源头上解决问题的结构性改革争取时间与空间。
所以，我们既要重视刺激政策的短期效应，更要深刻认识到改革的长远意义与紧迫性。不能仅仅关注刺激政策而忽视改革，那种认为改革是一个长期过程、短期内难以见效的看法并不符合实际。事实上，部分改革措施一旦实施，其效果就能够迅速显现，短期内就能产生积极影响。因此，我们必须清晰地理顺刺激与改革之间的关系，运用“刺激 改革”的协同策略，在较短时间内集中精力解决制约消费需求，尤其是服务消费需求的深层次结构性与体制性难题。
关于扩大消费的思路与方法，我们可以借鉴治理污染的理念来进行阐释。
一种方式是末端治理，例如“直升机撒钱”式的发放消费券，也就是在消费水平较低时，直接向社会大众无差别地发放消费券或者现金。这种方式在短期内确实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比如在发放消费券的当月，消费数据可能会出现明显增长，但是，这种增长能否持续?下个月又会怎样?消费券能否精准地发放到低收入阶层手中本身就是一个挑战。即使消费券能够顺利发放到他们手中，他们固然可以用其购买一些商品，然而他们所面临的更为关键的是住房问题、子女教育问题、医疗保障问题、社会保障问题等，发放消费券对这些深层次的难题无济于事。
另一种方式是中端治理，比如在处理债务负担问题时，由于大量债务是向银行借贷形成的，如果将刺激性资金直接用于偿还债务，那么相当一部分资金将会回流到银行体系，而银行要把这些资金贷出去也是有难度的。当然，在债务化解过程中，有一部分资金能够用于解决企业拖欠的费用，其中部分资金会转化为员工工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带动消费，但是这种带动效应的规模究竟有多大是不确定的。当相关机构的债务负担减轻、需要重新推动增长时，很有可能会再次选择扩大投资、上马大型项目的传统路径。如此一来，我们就会发现投资规模持续扩大，而消费状况却依然没有实质性改善，这将导致供需矛盾进一步加剧。
那么,究竟什么样的方式才更为有效?我认为应当采取源头治理的办法，即将资金重点投入能够*大限度扩大消费，尤其是服务消费需求效应*为显著的人群与环节之中。并且，这不仅仅是一次性简单救助，而是“花钱建新制度”,形成一种长期可持续、能够有效解决我之前所提及的消费结构性偏差的制度性安排。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

作者简介

刘世锦
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中方首席顾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黄奇帆
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常务副主席，北京市“十五五”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曾任重庆市市长、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黄汉权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研究员。曾任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成本调查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