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诗性正义: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伦理思想研究

本书特色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作为一个有着先锋意识的作家，她的作品在很多时候已经超越了时代限制，其理论与创作具有世界影响力。虽然已有许多有关阿特伍德的研究著作问世，但本书依然能独辟蹊径：参考了努斯鲍姆的“诗性正义”概念，阐述阿特伍德在自己的文学想象和公共生活中对民族与国家、女性与家庭、动物等非人类他者以及科技与环境等所秉持的人生态度和哲学理念。作者将阿特伍德的伦理思想视作一个有机的整体加以研究，既关注到阿特伍德各方面伦理学主张的内在联系，也关注到其伦理思想前后相继的变化与发展。在整体性研究的基础上，又将阿特伍德的思想与创作置于西方与东方的宏观坐标体系中，从而揭示其成就、影响。

内容简介

本书将伦理学引入文学研究, 尝试以跨学科的文学伦理学为研究视角, 从责任伦理学、信任伦理学、关怀伦理学和生存伦理学几个方面出发, 分析阿特伍德作品中的国家叙事、家庭叙事、动物叙事以及环境叙事, 展现其“诗性正义”的人文理念, 探讨人与人该如何相处, 人与自然该如何相处, 社会将如何进步, 人类将如何发展。通过研究阿特伍德作品中的伦理思想, 本书意在促进人们对于真善美的认同强化, 加强个体与社会间关系的维系, 推动良好社会秩序的确立。

前言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1939年出生于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父亲卡尔·E. 阿特伍德（Carl E. Atwood）是一位森林昆虫学家。由于父亲的工作关系，阿特伍德的孩提时代大多在魁北克北部的丛林里度过，并经常往返于渥太华与多伦多之间。也正因为如此，阿特伍德直到8年级才有机会接受全日制教育，但她很小便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文学作品，包括《格林童话》（Grimm’s Fairy Tales）、加拿大动物故事、推理小说以及连环漫画。大量的阅读在潜移默化中培养了阿特伍德的文学素养，她也不再仅仅满足于被动地接受，而是尝试将自己丰富的想象诉诸笔端。阿特伍德从6岁起便着手写剧本和诗歌，到16岁时，她意识到自己想成为一名专业作家，便于1957年申请进入多伦多大学的维多利亚学院学习，师从文学大师杰·麦克弗森（Jay Macpherson）和文化批评家诺斯罗普·弗莱（Northrop Frye）教授。在大学期间，阿特伍德积极撰写诗歌和论文，发表在学院的文学期刊《维多利亚学报》（Acta Victoriana）上。
<p>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1939年出生于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父亲卡尔·E. 阿特伍德（Carl E. Atwood）是一位森林昆虫学家。由于父亲的工作关系，阿特伍德的孩提时代大多在魁北克北部的丛林里度过，并经常往返于渥太华与多伦多之间。也正因为如此，阿特伍德直到8年级才有机会接受全日制教育，但她很小便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文学作品，包括《格林童话》（<em>Grimm’s Fairy Tales</em>）、加拿大动物故事、推理小说以及连环漫画。大量的阅读在潜移默化中培养了阿特伍德的文学素养，她也不再仅仅满足于被动地接受，而是尝试将自己丰富的想象诉诸笔端。阿特伍德从6岁起便着手写剧本和诗歌，到16岁时，她意识到自己想成为一名专业作家，便于1957年申请进入多伦多大学的维多利亚学院学习，师从文学大师杰·麦克弗森（Jay Macpherson）和文化批评家诺斯罗普·弗莱（Northrop Frye）教授。在大学期间，阿特伍德积极撰写诗歌和论文，发表在学院的文学期刊《维多利亚学报》（<em>Acta Victoriana</em>）上。</p> <p> </p> <p>1961年，阿特伍德大学毕业，并于当年出版由自己设计并排版的诗集《双面普西芬尼》（<em>Double Persephone</em>），获得“E.J. 普莱特奖”（E.J. Pratt Medal），开始在文学领域崭露头角。一年之后，她在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学院获得硕士学位，接下来的两年，她继续留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研究“英国玄学派罗曼司”，却并未完成学业。此时的阿特伍德发现自己并不适合做一名批评家，于是把全部精力投入文学创作。1964年，诗集《圆圈游戏》（<em>The Circle Game</em>）问世，获得1966年加拿大*高文学奖项“总督奖”（Governor General’s Award），从此奠定了她在文坛的地位。此后，阿特伍德一发不可收，除了诗歌，她还涉足小说（长篇和短篇）、散文、剧本（歌剧剧本和电视剧本）、儿童文学和评论等领域，获得了除诺贝尔文学奖之外的诸多文学奖项，被尊为“加拿大文学女王”。如今，已经85岁高龄的阿特伍德仍然没有停止创作的步伐，不仅时有佳作问世，还积极参与各种社交活动。2017年，全美书评人协会奖（The National Book Critics Circle Award）评委会将“伊凡·桑德罗夫终身成就奖”（Ivan Sandrof Lifetime Achievement Award）颁给阿特伍德，以表彰她对文学的杰出贡献。2019年被《环球邮报》（<em>Globe and Mail</em>）称作“阿特伍德峰年”：她凭借小说《证言》（<em>The Testaments</em>）获得了布克奖，并因在文学上的突出成就被英国女王授予“荣誉勋爵”封号，在温莎城堡参加了授勋仪式。除此之外，她在这一年还获得了加拿大“年度艺术家”称号以及加拿大皇家学会在多伦多颁发的洛恩·皮尔斯勋章，并在纽约林肯中心举行的年度魅力女性颁奖典礼上获终身成就奖。2024年，阿特伍德又因在神话、奇幻和推想小说领域的成就获得了国际安徒生文学奖。</p> <p> </p> <p>阿特伍德的文学创作道路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每个阶段的作品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烙痕。阿特伍德初入文坛之时恰是加拿大民族文化风起云涌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加拿大正在努力寻求并建立自己的民族身份，试图摆脱英法殖民地的历史影响以及超级大国美国的经济和文化威胁。与此同时，北美掀起了第二波女性主义浪潮，西蒙·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的《第二性》（<em>The Second Sex</em>, 1949）和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的《女性的奥秘》（<em>The Mystique of Female</em>, 1960）对年轻的阿特伍德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一时期的阿特伍德作品兼具了后殖民和女性主义的双重视角。在诗集《苏珊娜·穆迪日志》（<em>The Journals of Susanna Moodie</em>, 1970），小说《可以吃的女人》（<em>The Edible Woman</em>, 1969）、《浮现》（<em>Surfacing</em>, 1972）和《神谕女士》（<em>Lady Oracle</em>, 1976），以及论著《生存：加拿大文学主题指南》（<em>Survival: A Thematic Guide to Canadian Literature</em>, 1972，简称《生存》）中，阿特伍德谈及了加拿大独特的民族传统、加拿大作为后殖民国家所面临的困境以及女性在父权社会中受到的压迫等与时俱进的社会问题。</p> <p> </p> <p>到了20世纪80年代，阿特伍德越来越频繁地介入国际政治，希望通过自己的文学作品唤起人们对人权的重视。诗集《真实的故事》（<em>True Stories</em>, 1981）描写了可怕的人类苦难，揭露了人类历史上的种种暴行。小说《肉体伤害》（<em>Bodily Harm</em>, 1981）从女性的角度描述了处于极权统治下的加勒比海地区普通民众的悲惨生活。反乌托邦小说《使女的故事》（<em>The Handmaid’s Tale</em>, 1985）揭示了极权统治下人权的失落。阿特伍德为写这部小说专门准备了一个文件夹，粘贴剪辑来自报刊的文章，包括拉丁美洲和伊朗、菲律宾等国暴行的报告。以上作品表明了阿特伍德作为一名公共知识分子对受压迫阶级的关注。</p> <p> </p> <p>1988年，加拿大政府正式通过并颁布《多元文化主义法案》（<em>The Multiculturalism Act</em>），多元文化主义进入制度化阶段。90年代，加拿大文化遗产部开始主管多元文化政策的各个项目，提出了“认同、公民参与和社会正义”的多元文化主义理念。在这一时期，阿特伍德有两部重要作品问世：《强盗新娘》（<em>The Robber Bride</em>, 1993）和《别名格雷斯》（<em>Alias Grace</em>, 1996）。与之前的作品相比，这两部小说的文风发生了很大变化。《强盗新娘》是一部后现代哥特式小说，它采用了传统的哥特式主题，如邪恶的幽灵、肉体的转换和神奇的镜子等，同时记录了多伦多战后的社会历史和文化，促使读者再思“认同、公民参与和社会正义”理念的可行性。《别名格雷斯》以加拿大历史上的一桩谋杀案为素材，展示了19世纪加拿大的社会状况，在对历史进行重述的同时，探讨了加拿大骨子里的“多元民族”事实，展现了作者对多元文化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思考。</p> <p> </p> <p>21世纪是科技文明飞速发展的时期，信息技术不断更迭，生物技术变革频繁，各种新材料层出不穷……一方面是科学技术带来的福音，另一方面人类却要面对污染、资源枯竭和全球变暖等环境问题。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阿特伍德便开始关注环境保护话题，并在多部作品中揭示了工业社会对技术的滥用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全球生态系统的破坏性影响。在进入21世纪之后，阿特伍德的生态环保题材更加多样，视野更为开阔。她在这一阶段的作品大多以反思科技文明为主：一方面继续探讨相对传统的主题，如滥用科技造成的生态灾难，对反生态的科技发展做出批判；另一方面更着重于展示基因技术和生物工程导致的科技伦理问题。《疯癫亚当三部曲》——《羚羊与秧鸡》（<em>Oryx and Crake</em>, 2003）、《洪水之年》（<em>The Year of the Flood</em>, 2009）和《疯癫亚当》（<em>MaddAddam</em>, 2013）——通过描写一场灭绝人类的大灾变，敦促人们思考“当今科学在生物工程、克隆、组织再生和农业杂交等方面的新进展……是否超出了限度走向疯狂”。在小说《*后死亡的是心脏》（<em>The Heart Goes Last</em>, 2015）中，阿特伍德则通过对性爱机器人的刻画，揭示了人工智能所造成的伦理问题：“这种技术是否有可能过了头，脱离了伦理道德控制下的理性范围？”</p> <p> </p> <p>阿特伍德的文学创作四阶段并非铁板一块。作为一个有着先锋意识的作家，她的作品在很多时候已经超越了时代限制。当人们还在津津乐道于她的民族情结或女性主义者的身份时，她已将触角伸向更多领域，或是为人权运动高呼呐喊，或是为生态环境保护奉献一己之力。阿特伍德就如同她笔下那位“神谕女士”，可以预知人类将要面临的种种困境，她的许多思想也在作品中互为渗透、交互碰撞。</p>

相关资料

我相信诗歌是语言的核心，语言通过诗歌的表达得以更新，保持活力。我相信小说写作是社会团体道德感和伦理意义的护卫者……小说是为数不多的一种形式，通过它，我们可以检验我们的社会，并非检验其特定的方面，而是检验其典型之处；通过它，我们能够看清自己，看清我们各自相处的方式，通过它，我们能够看清他人，评判自己。

——阿特伍德《读者的彼岸》

采访者尤其喜欢的问题是： 作家的“作用”是什么？作家“为”何而写作——是为证明上帝行事的正当性，为推进无产阶级的胜利果实，为见证自己的时代，或是在可能的情况下，仅仅是为挣点家用？作家在“为”谁写作——眼光敏锐的读者，受压迫和未被充分代表的人，灾后苟且偷生者，抑或寻找浪漫或幻想逃离世俗的冒险家？

——阿特伍德《波基斯页岩： 20世纪60年代加拿大写作版图》

作者简介

袁霞，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世界民族学会加拿大研究分会副会长；2011年加拿大外事部和国际贸易部“加拿大研究专项奖”（SACS）获得者，2023—2024年度“中加学者交换项目”（CCSEP）参与者；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阿尔伯塔大学和英国利兹大学访问学者。著有《生态批评视野中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女性、生态、族裔：全球化时代的加拿大文学》《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加拿大文学女王》等。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三项和重大招标项目子课题一项，目前在研的是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加拿大英语文学批评话语建构研究”和重大招标项目子课题“21世纪加拿大文学纪事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