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中国文学通史系列:唐代文学史(全二册)

本书特色

这部文学通史执行“以时代为序，以作家为纲”的编写体例。分期按朝代，立章或立节则按作家在文学史上的重要性，另设“概述”介绍时代的政治文化背景和文学概况，又设综述性章节叙述时代相近的作家群。除写入公认的大作家，给以较大篇幅，全书涉及的中小作家数量远超当时已有的多种文学史，故有“大文学史”之称。叙述内容的要求是力求稳妥公允，不简单化，不贴标签，对具体作家的叙述和评价要能够反映、体现当时研究的水平和一些*新成果。考据的结论、借鉴他人成果或尚有争议的问题，正文无法容纳，均在注释中加以说明。因此，这部文学史每章的注释数量多，大多具有较强的学术性。文字表达则要求客观平实，明白简练。——董乃斌

内容简介

唐代文学史是中国古代文学通史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本书上册主编为乔象锺、陈铁民。该书讲述了初、盛唐时期的文学，起于武德，至于大历初。从文学的史实出发，考察了初、盛唐这段特定的历史时期的文学现象，并分析了其发展的因果关系，对这个阶段的各种文学样式及文学思潮的总面貌做出了符合实际的描述。下册主编为吴庚舜、董乃斌，该书讲述了唐后期一百四十多年及五代十国五十多年的文学现象，结合具体的作家作品，对该时段文学的具体面貌、特征、性质进行了综合性的描绘。材料丰富翔实，叙述准确充分，全面科学地对作家、作品进行了分析评价。

前言

唐代文学史（上）

后记

唐代文学史（上），叙述了初、盛唐时期的文学现象，起于武德，至于大历初。这期间曾发生过天宝末的安史之乱，但文学创作仍处于盛期。我们这样划分，与唐王朝的盛衰治乱不大一致，却更符合文学的发展状况。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遵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从文学的史实出发，考察了初、盛唐这段特定的历史时期的文学现象，并分析了其发展的因果关系，以期对这个阶段的各种文学样式及文学思潮的总面貌作出符合实际的描述。同时，我们也用了一些篇幅叙述了当时与文学相关的社会史与艺术史的概况，希图使读者对那个时代的整个文化进程，有一个总体的轮廓的了解。由于我们的知识水平有限，这个设想或未能真正达到。<p>唐代文学史（上）</p> <p> </p> <p>后记</p> <p> </p> <p>唐代文学史（上），叙述了初、盛唐时期的文学现象，起于武德，至于大历初。这期间曾发生过天宝末的安史之乱，但文学创作仍处于盛期。我们这样划分，与唐王朝的盛衰治乱不大一致，却更符合文学的发展状况。</p> <p>在编写过程中，我们遵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从文学的史实出发，考察了初、盛唐这段特定的历史时期的文学现象，并分析了其发展的因果关系，以期对这个阶段的各种文学样式及文学思潮的总面貌作出符合实际的描述。同时，我们也用了一些篇幅叙述了当时与文学相关的社会史与艺术史的概况，希图使读者对那个时代的整个文化进程，有一个总体的轮廓的了解。由于我们的知识水平有限，这个设想或未能真正达到。</p> <p>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参考并吸收了近年来学术界不少的研究成果，为了节约篇幅，未能一一指明。在此谨向学术界的同志们表示感谢。</p> <p>本书的编写工作，是早在八十年代初就已开始了，其间时断时续，几经起伏，八十年代中、后期，执笔者先后写成初稿，经过相互传阅、讨论，完成了修改稿。</p> <p>本书修改稿完成后，曾送请廖仲安、陈贻焮、傅璇琮、曹道衡、吴庚舜等先生进行审阅，承蒙他们提了不少宝贵意见，并给以鼓励。余冠英先生又为我们审阅了部分文稿，在此我们谨向余先生及廖、陈、傅、曹、吴诸先生表示谢意。</p> <p>我们的工作大致是这样进行的：全书框架由乔象锺拟定，全体讨论通过。各章分工情况是：</p> <p>**、十六、十七、二十二等章由陈铁民执笔</p> <p>第二章由李少雍执笔</p> <p>第五、十（第五节由陈铁民）、十八、十九等章由乔象锺执笔</p> <p>第七章由杨柳执笔</p> <p>第十一、十二、十三、十四、二十三、二十四等章由陶文鹏执笔</p> <p>第三、八、九章由张锡厚执笔</p> <p>第十五章由杨镰执笔</p> <p>第四章由杨柳、陶文鹏执笔</p> <p>第六章由杨柳、乔象锺执笔</p> <p>第二十、二十一章由廖仲安、王学泰执笔</p> <p>自一九八八年十月到一九八九年七月，由乔象锺、陈铁民对全书进行了统一、修改，其中有一些章节作了较大的增删或改写。本书虽经反复修订，错误和疏漏仍是难免的，深切期望海内外专家予以指正。</p> <p>*后，我们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责编宋红同志及古典文学编辑室主任冯伟民同志对本书进行了认真的审阅，提出了不少宝贵意见，使本书得以顺利出版。</p> <p> </p> <p>乔象锺 陈铁民</p> <p>一九八九年七月十五日</p> <p> </p> <p>唐代文学史（下）</p> <p> </p> <p>后记</p> <p> </p> <p>根据《中国文学通史系列》的编纂计划，唐五代部分列为上、下两卷，由两组同志分别执笔。上卷完成较早，下卷定稿较迟，因而使出版时间有所推迟，这是首先要向读者致歉的。</p> <p>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书稿，是集体分工、个人撰写的成果。主编吴庚舜拟出章节目录后，由几位同志分头撰写。每一章从初稿到定稿，均由各撰著者在个人钻研的基础上独立完成。个别章节曾经集体讨论，所有章节皆做过几次修改。主编除做必要协调，使全书论述不致重复或扞格外，尽可能尊重各位撰著者的学术观点，一般不作改动。*后由吴庚舜通看全稿。</p> <p>本书共三十三章。兹略按书中章节次序，将撰著者分工情况说明如下：</p> <p>概论、贞元至大中时期文学概说、刘禹锡、李商隐、贞元至大中时期其他作家（上、下）、唐代小说（上、中、下）共九章——董乃斌；</p> <p>大历至兴元时期文学（上、下）两章——蒋寅；</p> <p>古文运动、韩愈、柳宗元、白居易（上、下）、孟郊贾岛与姚合共六章——许可；</p> <p>新乐府运动、张籍王建及李绅、元稹、杜牧四章——吴庚舜（杜牧章，与陈刚合作）；</p> <p>李贺一章——范之麟；</p> <p>咸通至天祐时期文学概述、皮日休和陆龟蒙、咸通至天祐时期其他作家（上、下）共四章——刘扬忠；</p> <p>唐代通俗文学（上、下）两章——张锡厚；</p> <p>唐代的词、温庭筠和韦庄、五代十国文学（上、下）、李煜共五章——贺中复。</p> <p>我们在撰写过程中，曾努力吸收已有学术成果，但限于水平和闻见，疏漏、不足之处在所难免，热切地期待着批评和指教。</p> <p>本书的编撰和出版，承人民文学出版社古编室陈建根、冯伟民、宋红等同志给予大力帮助；陈贻焮、程毅中同志在百忙中审读书稿，提出宝贵而中肯的意见。谨在此向他们致以诚挚的谢意。</p> <p> </p> <p>1993年10月</p>

相关资料

**章 唐代文学总论

**节 唐代文学繁荣的原因

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到了唐代，呈现出一派空前繁荣的景象。唐代文学的繁荣，首先突出地表现在诗歌方面。有唐一代，遗留下来的诗歌近五万首，不仅数量超出以前各代遗诗总和的两三倍以上，而且质量极高，有许多感人肺腑、脍炙人口的艺术精品。唐朝又是一个诗歌艺术天才成批涌现的时代。除李白、杜甫这两个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伟大诗人外，其他如陈子昂、孟浩然、王维、高适、岑参、王昌龄、韦应物、元稹、白居易、韩愈、孟郊、柳宗元、李贺、杜牧、李商隐等人，也都是开宗立派、具有独创风格的大家。此外，有成就、有特色、有影响的诗人，尚不下五六十之数。这些诗人的创作，在唐代诗坛上争奇斗艳，形成了百花齐放的伟观。唐人在诗歌方面的成就，不但是空前的，也是后人难以企及的。在散文方面，以韩愈、柳宗元为首的古文运动，开创了我国古典散文发展的一个新时代。“古文”家们不仅写出了许多具有高度思想、艺术价值的文学散文，如杂文、寓言、人物传记、山水游记等，而且完成了文体文风的革新，创立了一种精粹凝练、畅达明朗的新型“古文”，使散文的抒情、描写、叙事、议论功能得到新的拓展，为此后散文的发展，奠定了体制和方向。在小说方面，出现了不少优秀的“传奇”作品。它与六朝的志怪小说及志人小说相比，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内容上看，从志怪的主要记述鬼神怪异之事转向描写现实生活；艺术上，则有了曲折、完整的故事情节，生动、具体的细节描写，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大非六朝志怪的“粗陈梗概”与志人的简述轶事所能比拟。唐传奇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小说进入了成熟的阶段。另外，这个时期还出现了一些为前代所无的新兴文学样式，如变文及词等，它们的产生和广泛流传，为宋以后文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途径。
唐代近三百年的时间内，并不是每个时候文学都出现繁荣的局面。唐文学的繁荣，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阶段：玄宗开元年间至代宗大历初、德宗贞元至穆宗长庆年间、敬宗宝历初至宣宗大中年间。
形成唐代文学繁荣的原因是什么呢？
文学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表现出特别明显的继承性。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要想向前发展，都必须以前代人所到达的终点作为自己的起点。唐文学的繁荣，也受到了这一规律的制约。以诗歌而论，先唐诗歌创作经验的不断积累，就为唐诗的繁荣准备了条件。唐人正是在充分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之上，又作了新的创造，才把诗歌的发展，推上高潮的。

**章 唐代文学总论

**节 唐代文学繁荣的原因

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到了唐代，呈现出一派空前繁荣的景象。唐代文学的繁荣，首先突出地表现在诗歌方面。有唐一代，遗留下来的诗歌近五万首，不仅数量超出以前各代遗诗总和的两三倍以上，而且质量极高，有许多感人肺腑、脍炙人口的艺术精品。唐朝又是一个诗歌艺术天才成批涌现的时代。除李白、杜甫这两个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伟大诗人外，其他如陈子昂、孟浩然、王维、高适、岑参、王昌龄、韦应物、元稹、白居易、韩愈、孟郊、柳宗元、李贺、杜牧、李商隐等人，也都是开宗立派、具有独创风格的大家。此外，有成就、有特色、有影响的诗人，尚不下五六十之数。这些诗人的创作，在唐代诗坛上争奇斗艳，形成了百花齐放的伟观。唐人在诗歌方面的成就，不但是空前的，也是后人难以企及的。在散文方面，以韩愈、柳宗元为首的古文运动，开创了我国古典散文发展的一个新时代。“古文”家们不仅写出了许多具有高度思想、艺术价值的文学散文，如杂文、寓言、人物传记、山水游记等，而且完成了文体文风的革新，创立了一种精粹凝练、畅达明朗的新型“古文”，使散文的抒情、描写、叙事、议论功能得到新的拓展，为此后散文的发展，奠定了体制和方向。在小说方面，出现了不少优秀的“传奇”作品。它与六朝的志怪小说及志人小说相比，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内容上看，从志怪的主要记述鬼神怪异之事转向描写现实生活；艺术上，则有了曲折、完整的故事情节，生动、具体的细节描写，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大非六朝志怪的“粗陈梗概”与志人的简述轶事所能比拟。唐传奇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小说进入了成熟的阶段。另外，这个时期还出现了一些为前代所无的新兴文学样式，如变文及词等，它们的产生和广泛流传，为宋以后文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途径。

唐代近三百年的时间内，并不是每个时候文学都出现繁荣的局面。唐文学的繁荣，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阶段：玄宗开元年间至代宗大历初、德宗贞元至穆宗长庆年间、敬宗宝历初至宣宗大中年间。

形成唐代文学繁荣的原因是什么呢？

文学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表现出特别明显的继承性。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要想向前发展，都必须以前代人所到达的终点作为自己的起点。唐文学的繁荣，也受到了这一规律的制约。以诗歌而论，先唐诗歌创作经验的不断积累，就为唐诗的繁荣准备了条件。唐人正是在充分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之上，又作了新的创造，才把诗歌的发展，推上高潮的。

中国诗歌自西周初年发展到隋朝，经历了一千六百年时间，所积累的艺术经验已经十分丰富。例如《诗经》中的国风和一部分小雅，善用比兴，能以朴素简净的语言描摹事物、抒发感情，使读者感到十分亲切。屈赋则文辞绚丽，想象奇谲，带有浓烈的神话色彩和鲜明的个性特点。又“依诗取兴，引类譬喻”，继承并进一步发展了《诗经》的比兴传统。汉乐府民歌叙事性大大加强，诗歌叙事的技巧（如人物对话或独白的运用，人物心理描写和细节刻画，情节的选择与剪裁，语言的朴素生动等），也得到了较大发展。《古诗十九首》长于抒情，有言近旨远、语短情长之妙。建安诗歌“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文心雕龙·时序》），其代表作家曹操，文笔朴质而气韵沉雄。另一代表作家曹植，“骨气奇高，词采华茂”（《诗品》上），他更讲究艺术表现，注意语言的提炼，但又能保有浑朴沉健的本色。魏晋以后，人们对文学的特质与规律的认识越来越明晰，如曹丕说：“诗赋欲丽。”（《典论·论文》）陆机说：“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文赋》）梁萧绎说：“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金楼子·立言篇》）与此相应，人们对于诗歌的艺术表现，也就有了更高更自觉的追求。这一点在曹植身上已有了明显的表现。曹植之后的作者，更继续努力作这一方面的追求，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叶燮指出：“建安、黄初之诗，大约敦厚而浑朴，中正而达情。一变而为晋，如陆机之缠绵铺丽，左思之卓荦磅礴，各不同也。其间屡变而为鲍照之逸俊，谢灵运之警秀，陶潜之澹远。又如颜延之之藻缋，谢朓之高华，江淹之韶妩，庾信之清新。此数子者，各不相师，咸矫然自成一家。”（《原诗·内篇上》）这些诗人，艺术上都各有自己的独特造诣和贡献。其中陶潜的诗，自然、朴素、平淡，而又淳厚有味、富于情趣、极耐咀嚼，语言经过高度锤炼却又不见炉火之迹，把汉魏以来浑厚古朴的诗歌推上了发展的顶峰。谢灵运则另辟蹊径，开创了南朝诗歌的一代新风。他大量创作山水诗，在描摹山水风景时追求极貌穷态，精心锻炼字句。《文心雕龙·明诗》曰：“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这几句话正好道出了谢灵运诗歌的特点。齐梁诗人大抵都沿着谢灵运别辟的蹊路向前发展，潜心于艺术技巧的探索。他们的作品，讲求词采、声律、对偶、用事，工于炼字造境，用语精警流丽，刻画纤密细巧，在诗歌艺术的创新上，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尤其是二谢、阴、何等南朝诗人，在他们创作的大量山水诗中，把大自然作为具有独立美学价值的描写对象，不仅开拓了中国诗歌艺术美的新领域，还使得诗歌的艺术形象和造境手段更为丰富，表现方式更加多样，这对于后世诗歌的发展，起着不小的促进作用。还有，这个时期，诗歌语言的精练、灵活和形象化大大加强，说明诗歌语言的提炼已达到高水平，诗歌语言已日臻于成熟。这一切，都为唐代诗歌的高度繁荣，铺平了道路。

唐代所有有成就的诗人，无不努力从前代的诗歌中汲取艺术营养。例如王、孟、韦、柳，都得力于陶、谢；李白“祖风、骚，宗汉、魏，下至鲍照、徐、庾亦时用之”（陈绎曾《诗谱》）；杜甫更是“转益多师”，博采众长，“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因此可以说，如果没有前代诗歌艺术经验的丰富积累，就不可能有唐诗艺术的高度成就。

......

作者简介

乔象锺，女，1921年生，山西河津人。1944年就读于重庆中央大学，1954年毕业于北大政治经济研究生班。历任华北大学二部班主任，中央美院政治经济学教师，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20世纪5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著有专著《李白论》、《李白》等，并曾参加《中国文学史》（三卷）、《唐诗选》、《乐府诗集》、《中国古典传记》、《唐诗鉴赏辞典》等书籍的撰写、注释、整理工作。

陈铁民，1938年生，福建泉州人，北大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后期调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工作，为文学所研究员，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王维集校注》、《高适岑参诗选评》等。

吴庚舜，1932年生，原名赓舜，笔名挚谊，四川安县人。1959年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文学所学术委员，杜甫学会、李白研究会、苏轼学会、元好问学会、毛泽东诗词学会理事等。著有《元好问评传》、《张若虚评传》、《白行简评传》、《杜甫诗选注》等。

乔象锺，女，1921年生，山西河津人。1944年就读于重庆中央大学，1954年毕业于北大政治经济研究生班。历任华北大学二部班主任，中央美院政治经济学教师，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20世纪5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著有专著《李白论》、《李白》等，并曾参加《中国文学史》（三卷）、《唐诗选》、《乐府诗集》、《中国古典传记》、《唐诗鉴赏辞典》等书籍的撰写、注释、整理工作。

陈铁民，1938年生，福建泉州人，北大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后期调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工作，为文学所研究员，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王维集校注》、《高适岑参诗选评》等。

吴庚舜，1932年生，原名赓舜，笔名挚谊，四川安县人。1959年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文学所学术委员，杜甫学会、李白研究会、苏轼学会、元好问学会、毛泽东诗词学会理事等。著有《元好问评传》、《张若虚评传》、《白行简评传》、《杜甫诗选注》等。

董乃斌，江苏扬州人，1942年生于上海。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长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任研究员、该所副所长，兼该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后任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李商隐研究会会长等。著有《李商隐传》、《李商隐的心灵世界》、《中国古典小说的文体独立》、《陋室之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