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重建经学的普遍主义:康有为的经学革新

内容简介

本书从横、纵两个维度透视康有为的经学革新。横向维度上，以历时性的方式，对康氏经学革新的背景、动因、目标、过程、措施与结果进行充分揭示；纵向维度上，通过对比康有为经学与传统经学的差异与共性，把握康氏经学的革命性所在。本书从重建经学的普遍主义为视角出发，以康有为的经学作为研究主体，将康有为的经学革新置于经学史与时代问题的双重脉络之中，从经学的性质、功用、历史变迁及其所遭遇的问题着手，认识康有为经学改革的价值与意义、问题与局限，力图对康有为一生学术进行贯通性、整体性的理解，尤其是对康有为学术思想中表现出的抵牾、矛盾之处和几次重要的思想转变与调整，进行深入地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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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氏的经学革新之举，其价值当如何评估，又存在哪些问题值得反思？实际上，这是一体两面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可以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康有为的核心关切和问题意识；二是他所提供的解决方案。康有为所面对的是三千年未有之文明大变局，在此变局之中，以经学为代表的中国固有之学，面临着从具有普遍主义属性的文明形态退化为一种失效的地方性知识的危机，器物、军事乃至国政层面的危机皆为此文明危机的表现之一端，根本危机在于文明命运本身，因此，对文教命运危机的认识成为康有为的核心关切。一种古典文明如何在自我保存和延续中完成现代转型，从今日反观，康有为的文明命运关切可谓具有洞见和前瞻性。文教危机的本质何在？康有为基于其所继承的文化、历史与学术传统，看到了经学在既有文教传统中的奠基性角色，经学与文教互为表里，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种对经学— 文教一体化的认识，乃康有为与受西学影响的“五四”一代在学术眼光上的殊别处。如果说中国既已成立的现代性，是继承和发展“五四”一代的道路而来，那么康有为的意义在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中国现代转向的更早的时间节点和一条不同的思路。康有为改革经学的整体思路是重建经学的普遍主义。回溯经学的历史，可以看到，这一思路遵循了中国作为一文明实体的历史传统，既保存了经学的文明属性，也保存了经学面向更广阔世界和更遥远未来开敞的可能性，这与民国以后一批学者将经学内缩为一国固有历史文化之学的取径全然不同。康有为重建经学普遍主义的方案包含两大任务目标：一是在重整经学学术系统基础上，重新界定经学的性质；二是基于他所界定的新经学，做出新的经学一体化解释。经学史上两次*关键学术转向—今、古之学的转变和汉、宋之学的转变，均伴随着经学体系的重整、经学性质的重塑和经学一体化解释的重建，因此，从经学史的脉络来看，康有为这两个任务的目标均有合理性和可行性。不过，康有为的具体做法却是洞见与弊病并存的。“两考”是康有为完成**项任务的主要手段。《新学伪经考》通过将所有古文经斥为伪经的方式，“澄清”了孔子真经，既解决了经学中周、孔异制的矛盾，又处理了清代学术中长期存在的汉、宋相争问题。通过“澄清”孔子真经体系，经学成为孔子之法所在，也为康有为界定孔子之法即经学的性质提供了条件。然而，细考康有为的整个辨伪过程，绝非如钱玄同所称道的那般“极精审”。符定一评价《新学伪经考》云：“其征引也博，其属词也肆，其制断也武，其立意也无稽，其言之也不怍。” 此言切中康氏辨伪之病。若以廖平的今、古之辨作为对比，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分辨今、古的方式和手段显得尤为成问题。廖平曾经致书康有为称《新学伪经考》“外貌虽极炳烺，足以耸一时之耳目，而内无底蕴，不出史学目录二派之窠臼”。廖平看到，今、古之辨在本质上是一个经学问题，既然是经学问题，“经学有经之根柢门径”，那么，对今、古之学的分辨应该遵循经学的方式展开，因此，廖平的今、古之辨是通过对礼制的考察逐步展开的。以礼制立言，这是廖平学问的根柢所在，虽然通过礼制之辨以分今古之学的过程相当迂曲复杂，但这是正统的经学方式。然而，康有为取巧地使用了史学辨伪，避开了对经学核心问题的讨论，通过对“刘歆作伪”这桩史事的考辨来实现分辨今古的目的，是故蒙文通一针见血地指出：“康氏之学实以龚、魏为依归。” 换言之，《新学伪经考》不仅在史学辨伪上多有破绽，更关键的问题是，它没有从经学本身出发，正面回应今、古之辨这样一个经学议题，这样一来，该书所得出的结论在史学与经学两方面都难以真正立足。

康氏的经学革新之举，其价值当如何评估，又存在哪些问题值得反思？实际上，这是一体两面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可以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康有为的核心关切和问题意识；二是他所提供的解决方案。康有为所面对的是三千年未有之文明大变局，在此变局之中，以经学为代表的中国固有之学，面临着从具有普遍主义属性的文明形态退化为一种失效的地方性知识的危机，器物、军事乃至国政层面的危机皆为此文明危机的表现之一端，根本危机在于文明命运本身，因此，对文教命运危机的认识成为康有为的核心关切。一种古典文明如何在自我保存和延续中完成现代转型，从今日反观，康有为的文明命运关切可谓具有洞见和前瞻性。文教危机的本质何在？康有为基于其所继承的文化、历史与学术传统，看到了经学在既有文教传统中的奠基性角色，经学与文教互为表里，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种对经学— 文教一体化的认识，乃康有为与受西学影响的“五四”一代在学术眼光上的殊别处。如果说中国既已成立的现代性，是继承和发展“五四”一代的道路而来，那么康有为的意义在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中国现代转向的更早的时间节点和一条不同的思路。康有为改革经学的整体思路是重建经学的普遍主义。回溯经学的历史，可以看到，这一思路遵循了中国作为一文明实体的历史传统，既保存了经学的文明属性，也保存了经学面向更广阔世界和更遥远未来开敞的可能性，这与民国以后一批学者将经学内缩为一国固有历史文化之学的取径全然不同。康有为重建经学普遍主义的方案包含两大任务目标：一是在重整经学学术系统基础上，重新界定经学的性质；二是基于他所界定的新经学，做出新的经学一体化解释。经学史上两次*关键学术转向—今、古之学的转变和汉、宋之学的转变，均伴随着经学体系的重整、经学性质的重塑和经学一体化解释的重建，因此，从经学史的脉络来看，康有为这两个任务的目标均有合理性和可行性。不过，康有为的具体做法却是洞见与弊病并存的。“两考”是康有为完成**项任务的主要手段。《新学伪经考》通过将所有古文经斥为伪经的方式，“澄清”了孔子真经，既解决了经学中周、孔异制的矛盾，又处理了清代学术中长期存在的汉、宋相争问题。通过“澄清”孔子真经体系，经学成为孔子之法所在，也为康有为界定孔子之法即经学的性质提供了条件。然而，细考康有为的整个辨伪过程，绝非如钱玄同所称道的那般“极精审”。符定一评价《新学伪经考》云：“其征引也博，其属词也肆，其制断也武，其立意也无稽，其言之也不怍。” 此言切中康氏辨伪之病。若以廖平的今、古之辨作为对比，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分辨今、古的方式和手段显得尤为成问题。廖平曾经致书康有为称《新学伪经考》“外貌虽极炳烺，足以耸一时之耳目，而内无底蕴，不出史学目录二派之窠臼”。廖平看到，今、古之辨在本质上是一个经学问题，既然是经学问题，“经学有经之根柢门径”，那么，对今、古之学的分辨应该遵循经学的方式展开，因此，廖平的今、古之辨是通过对礼制的考察逐步展开的。以礼制立言，这是廖平学问的根柢所在，虽然通过礼制之辨以分今古之学的过程相当迂曲复杂，但这是正统的经学方式。然而，康有为取巧地使用了史学辨伪，避开了对经学核心问题的讨论，通过对“刘歆作伪”这桩史事的考辨来实现分辨今古的目的，是故蒙文通一针见血地指出：“康氏之学实以龚、魏为依归。” 换言之，《新学伪经考》不仅在史学辨伪上多有破绽，更关键的问题是，它没有从经学本身出发，正面回应今、古之辨这样一个经学议题，这样一来，该书所得出的结论在史学与经学两方面都难以真正立足。

作者简介

皮迷迷，女，1988年出生，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毕业，现为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经学、近现代中国哲学。在《哲学研究》《中国哲学史》《哲学动态》等多部期刊发表论文十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