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规划社会的来临

本书特色

本书作者的核心关切，*终可落实到对于“理性主义”在中国之兴起的反思。作者将《大同书》看作整个世界“现代性”的产物。规划社会之形成的几个核心步骤，从调查、统计、计算到设计和规划，再到管理和监控，这些俱是西方现代社会/现代性之神髓，这种精神上的共鸣及文本背后的冲动是作者关注《大同书》这一文本的出发点。而理性主义究竟能否解决20世纪中国的问题，《大同书》中诸多无法安置的裂隙，则是本书想要到达的地方：对规划社会的反思。在这一意义上，本书的写作具有了当下性，能够为我们今天对现代、理性、规划等等议题的讨论提供思想资源。

内容简介

为何说《大同书》是现代的？它与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的关系是什么？ 作为中国历史上**部系统的乌托邦著作，《大同书》是康有为对未来社会的精心表达。 此前对《大同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它的创作年代、版本流变、思想来源和内容方面，本书则试图表明，这一看似空想的著作，实际上深深地扎根于近代中国的改革历程中，昭示出中国思想取向的一次重大转折。 在细读《大同书》文本的基础上，作者重审“大同”观念的沉浮、晚清大同观念的重现及其与西方思想的关联；分析《大同书》预设的理论前提，如其中隐含的视觉观念、康有为的人性论与苦乐观；继而重点考察大同社会的“破坏”与“建设”方案，其脱离旧制走向大同的具体路径、实际运营和制度设计等；*终概述康有为的理性主义规划思维模型，并将《大同书》置于近代中国历史的视野中，理解中国“现代性”的基本特征。

相关资料

事实上，任何一个社会的运转都离不开某种程度的规划，但并不意味着它们就会成为一个“规划社会”。我所说的“规划社会”是指相信规划(及其周边的相应措施)是唯一有效治理手段的社会。因此，通过对资源和需求的全面掌握(统计、预算)、合理配置(计划)和对执行过程的严密监控(管理、调节)，将使整个社会有条不紊地达到一个完善境界。为了表述简洁起见，在下文中，我把这套信念统称为规划主义(我们可以把它看作理性主义在政治、社会问题上的具体表征)。
与崇尚零敲碎打、因事制宜的思维模式不同，规划主义的思维模式更看重预先构想和全面掌控事物的能力。正常情况下，这两种模式并不彼此排斥，而是各有其妙，完全可以并行或互补。但规划主义的信徒倾向于认为，零敲碎打的解决方案太过随意，像康有为用来打比 方的那个糊涂建筑师一样，无法有效实现既定目标，甚至可能造成意想不到的麻烦，而“意想不到”是充满风险、令人不快的。在美学效果上，这两种思维也各有偏好:零敲碎打的思维方式更为推崇随机性、复调性和(相对的)散漫性——至少也更为包容，把“天然”(当然， 实际上常是经过精心锤炼，而又精心抹去锤炼痕迹的“天然感”)看作美的*高境界;规划主义的思维模型则更喜欢整齐、一致、严密的风格，强调“人为”控制下的秩序感。
规划社会不同于乌托邦，倒毋宁是乌托邦的现实对应物。不过，它们在思维方式上都是规划主义的产物，而规划主义是“现代性”的典型特征。这提醒我们注意如下事实:在《大同书》写作的20世纪初，“现代性”还在中国舞台侧边徘徊，准备随时登场，但是这本书 已经泄露了规划社会在中国降临的消息。因此，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观察规划主义(或更大意义上的理性主义)是如何同时构建或想象“现实”和“理想”的。如今，穿过20世纪的漫天风尘，大同世界还遥遥无期，中国却已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规划社会。重读《大同书》，将目光聚焦于规划主义，从“理想”层面出发反观“现实”的历史，或许为我们重新领悟中国的“现代性”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规划社会在中国的来临，与西方的冲击密不可分。不过，也要注意到的是，中国历史上也曾流行过一种风格近似的思维。冯友兰就注意到，西汉经学“好系统，喜整齐”。在其代表人物董仲舒笔下，宇宙仿佛一台性能完好的巨型机器，由大大小小各种型号的齿轮构成，遵照固定的周期和程式，一步不差地持续运转。因此，人的所有活动也都需要经过精心安排，以准确应和天道的变化。此外，那一套方直板正的十进制空间结构，至少也潜在地受到了“(天圆)地方”说的影响，在早期文献中亦不乏类似图式。在此意义上，《大同书》也可看 作某些中国早期思维方式的复活——事实上，它们也许从未完全死亡，而是长期(至迟从宋以后)处在休眠中，此时则在西学中类似因素的刺激下霍然重生。

事实上，任何一个社会的运转都离不开某种程度的规划，但并不意味着它们就会成为一个“规划社会”。我所说的“规划社会”是指相信规划(及其周边的相应措施)是唯一有效治理手段的社会。因此，通过对资源和需求的全面掌握(统计、预算)、合理配置(计划)和对执行过程的严密监控(管理、调节)，将使整个社会有条不紊地达到一个完善境界。为了表述简洁起见，在下文中，我把这套信念统称为规划主义(我们可以把它看作理性主义在政治、社会问题上的具体表征)。

与崇尚零敲碎打、因事制宜的思维模式不同，规划主义的思维模式更看重预先构想和全面掌控事物的能力。正常情况下，这两种模式并不彼此排斥，而是各有其妙，完全可以并行或互补。但规划主义的信徒倾向于认为，零敲碎打的解决方案太过随意，像康有为用来打比 方的那个糊涂建筑师一样，无法有效实现既定目标，甚至可能造成意想不到的麻烦，而“意想不到”是充满风险、令人不快的。在美学效果上，这两种思维也各有偏好:零敲碎打的思维方式更为推崇随机性、复调性和(相对的)散漫性——至少也更为包容，把“天然”(当然， 实际上常是经过精心锤炼，而又精心抹去锤炼痕迹的“天然感”)看作美的*高境界;规划主义的思维模型则更喜欢整齐、一致、严密的风格，强调“人为”控制下的秩序感。

规划社会不同于乌托邦，倒毋宁是乌托邦的现实对应物。不过，它们在思维方式上都是规划主义的产物，而规划主义是“现代性”的典型特征。这提醒我们注意如下事实:在《大同书》写作的20世纪初，“现代性”还在中国舞台侧边徘徊，准备随时登场，但是这本书 已经泄露了规划社会在中国降临的消息。因此，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观察规划主义(或更大意义上的理性主义)是如何同时构建或想象“现实”和“理想”的。如今，穿过20世纪的漫天风尘，大同世界还遥遥无期，中国却已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规划社会。重读《大同书》，将目光聚焦于规划主义，从“理想”层面出发反观“现实”的历史，或许为我们重新领悟中国的“现代性”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规划社会在中国的来临，与西方的冲击密不可分。不过，也要注意到的是，中国历史上也曾流行过一种风格近似的思维。冯友兰就注意到，西汉经学“好系统，喜整齐”。在其代表人物董仲舒笔下，宇宙仿佛一台性能完好的巨型机器，由大大小小各种型号的齿轮构成，遵照固定的周期和程式，一步不差地持续运转。因此，人的所有活动也都需要经过精心安排，以准确应和天道的变化。此外，那一套方直板正的十进制空间结构，至少也潜在地受到了“(天圆)地方”说的影响，在早期文献中亦不乏类似图式。在此意义上，《大同书》也可看 作某些中国早期思维方式的复活——事实上，它们也许从未完全死亡，而是长期(至迟从宋以后)处在休眠中，此时则在西学中类似因素的刺激下霍然重生。

但也需要注意两个重要的差别:首先，早期思维偏重于齐整，但很少考虑流畅、效率等价值——可以说那完全不在他们关注的范围内;其次，汉人对“系统”和“整齐”的喜好意在响应天道的要求(因此这种秩序是早就存在于事物中的，只是隐而不彰，需要人将其辨识出来)，而在康有为那里，它们出自人的谋划，主要是为了服务于人的需求。二者表象上不无相似，理路上却有“天”“人”之别。不妨比较一下大同历与《礼记·月令》，不难发现，这两套时间秩序的背后是两种理论预设:前者着眼于如何为人提供方便，后者对人事活动的详密规定则是为了因应天时。因此，《大同书》的理论前提更接近近代欧洲产生的那种新观念:“计划是诉诸理性的规范，而不是在存在中早就起作用的那种秩序”;“能动者是在建构秩序，而不是合乎那些已在‘自然’(天性)中的秩序”。合理性并不来自天授，而是理性的创作;它为了人的需要产生，并始终属于人的世界。

需要规划的不只是空间，也包括时间，《大同书》中收入的《大同合国三世表》和《人类进化表》为我们提供了两个范例。在其中，一个完整的历史过程被细分为三个阶段，每一个阶段的特点都清楚地罗列其中。然而，尽管已经明了历史行进的方向和目标，我们仍需根据种种迹象分辨自己所处的时段，据以规范自己的言行和需要，小心翼翼地保持各种因素的平衡，警告自己不能任由主观愿望肆意驰骋。即使我们所在的历史阶段远非自己的期望，也仍然需要保持足够耐心，“视其分疏以为进退”，“权其轻重以为去留”，绝不可不顾现实，轻举妄动。它对决策者有很高的要求:既要了解世界的复杂性，预备“曲礼三千之繁”，亦要维持条理的秩序，使虽“多积而不滞”;既要知晓表面冲突的事物在本质上本来“并行而不悖”，又能使万物“各得分理”“各合事宜”。

这也意味着，一个好的社会必定存在一个强大的中控室:它是社会的规划者、设计师、掌舵人，历史进步的守望者。它密切关注局势变化，准备随时调整历史钟表的齿轮。中控室的意象完美贴合了康有为心中的“圣人”形象:他高瞻远瞩，地位超然，不必受任何普通道 德尺度的制约。比如，孔子为“改制”而“托古”，看似满纸谎言，完全违背了“硁硁必信”的规范，但圣人其实别有苦心，完美演绎了“以智为导，以仁为归”的理念(参看第三章)。这就是孟子所云“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的意思。此是“大人之德”，绝非“小 人”所知。我们知道，康有为一向以“圣人”自居，他当然也是以“大人之德”而非“小人之德”来要求自己的。

作者简介

王东杰，河南濮阳人，历史学博士，曾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现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从事中国思想文化史、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著有《国家与学术的地方互动：四川大学国立化进程(1925—1939)》《历史·声音·学问:近代中国文化的脉延与异变》《声入心通：国语运动与现代中国》《乡里的圣人：颜元与明清思想转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