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东亚海域一千年》

本书特色

1.读者可以从本书中一窥海洋中国发展的真实细节和历史碎片，从而更深切、更全面地认知中国历史的面貌和演变。

2.该书通过“以中国为中心”的海洋史思维，揭示了中国在东亚海域历史中的重要角色，并强调了其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

3.该书结合了历史学、考古学、海洋学等多个学科的研究方法，提供了多角度的分析。

内容简介

《东亚海域一千年》共收录论文十五篇，内容依时间先后排序。有考证，有分析；在经济、贸易之外，更扩及人员的互访与文化的交流。针对旧的议题，如郑和下西洋，作者提出新的看法，从追寻苏木、胡椒与长颈鹿来探讨船队成行的动机；新开发的议题，如在讨论中国与东南亚的文化交流中，指出中文常见的“公司”一词，早在十七世纪以后就已成为马来文的字根……等，于严肃的学术意义之外，别具一般性的趣味。其他文章则涉及中国与东南亚、欧洲地区的交往，特别着重在广州与厦门的对外贸易所引发的种种问题，对中国在近代初期亚洲的海洋贸易网络中所扮演的角色，有深入的探讨。

相关资料

节选一
郑和替明朝（1368—1644）的第三位皇帝（明成祖永乐帝，在位：1403—1424）工作。他出身穆斯林家庭。可能因为在军事上打过几场胜仗，有助于朱棣取得政权，因此相当受到宠信。三十四岁那年，他获选率领船队出使西洋。前后完成“七下西洋”之举。为何郑和要带领强大的船队造访西洋？又为何要多达七次？这需要一些解释。
历来学者已经提出过种种推测，我不打算加以讨论，只说说自己的看法。先前在1999年10月9日《经典》杂志社举办的 “郑和下西洋”演讲暨座谈会时，我曾提出解决沿海人民就业问题的一种辅助性说法。不过，那只是一种辅助性的解释，并不是要完整地考虑下西洋的动机。现在我打算提出一个我个人认为比较合理的全面性的解释。那就是：“下西洋”有其外交的目的，同时也牵涉到经济的利益。而这两项目的又巧妙地纠结在一起。
外交目的不是指防堵帖木儿。外交活动的目的是指促使海外邦国前来朝贡。万邦来朝可以使永乐皇帝得到君临天下的快感。万邦来朝时，同时带来中国所无的商品，特别是大宗的胡椒与苏木，则能满足中国社会对外国商品的需求。
本来宋代的国际贸易以进口熏香料（incenses）为主，这 包括了乳香、没药、檀香与沉香等西亚、南亚及东南亚产品； 至于构成香辛料（spices）之大宗的胡椒当时则主要当成药材来使用。蒙古人统治中国时，胡椒被大量用为肉类的防腐剂及调味料，促成胡椒消费的普及。到明初时，已成民生必需品。
苏木用作红色染料，早在唐朝时就已是珍贵的进口商品。南宋末至元初，中国开始发展木棉业。明太祖亦曾以政策推广植棉。苏木为棉布的极佳红色系染料。中国不产，仰给海外。然而明太祖不喜欢华人出海贸易，甚至连下海捕鱼也加以禁止。既然他这么认为，也就成了朱家皇帝的“祖宗成法”， 难以变更。
中国百姓不被许可下海谋生，不过，明代的中国人还有两种途径可以获得海外商品的供应。一是官营海外贸易，一是让外国人前来中国贸易。“下西洋”之举，一方面是尝试进行官营海外贸易，但更主要的是推动“朝贡贸易”。
官营贸易早有先例可循。不久之前才被明朝取代的蒙古政权元朝，可能早在至元二十一年（1284），即统一中国后五年， 就已实施官本贸易。《元史》卷九四《食货志》“市舶”条云：
二十一年，设市舶都转运使于杭、泉二州。官自具船、给本，选人入番，贸易诸货。其所获之息，以十分为率，官取其七，所易人得其三。凡权势之家，皆不得用己钱入番为贾。犯者罪之，仍籍其家产之半。

节选一

郑和替明朝（1368—1644）的第三位皇帝（明成祖永乐帝，在位：1403—1424）工作。他出身穆斯林家庭。可能因为在军事上打过几场胜仗，有助于朱棣取得政权，因此相当受到宠信。三十四岁那年，他获选率领船队出使西洋。前后完成“七下西洋”之举。为何郑和要带领强大的船队造访西洋？又为何要多达七次？这需要一些解释。

历来学者已经提出过种种推测，我不打算加以讨论，只说说自己的看法。先前在1999年10月9日《经典》杂志社举办的 “郑和下西洋”演讲暨座谈会时，我曾提出解决沿海人民就业问题的一种辅助性说法。不过，那只是一种辅助性的解释，并不是要完整地考虑下西洋的动机。现在我打算提出一个我个人认为比较合理的全面性的解释。那就是：“下西洋”有其外交的目的，同时也牵涉到经济的利益。而这两项目的又巧妙地纠结在一起。

外交目的不是指防堵帖木儿。外交活动的目的是指促使海外邦国前来朝贡。万邦来朝可以使永乐皇帝得到君临天下的快感。万邦来朝时，同时带来中国所无的商品，特别是大宗的胡椒与苏木，则能满足中国社会对外国商品的需求。

本来宋代的国际贸易以进口熏香料（incenses）为主，这 包括了乳香、没药、檀香与沉香等西亚、南亚及东南亚产品； 至于构成香辛料（spices）之大宗的胡椒当时则主要当成药材来使用。蒙古人统治中国时，胡椒被大量用为肉类的防腐剂及调味料，促成胡椒消费的普及。到明初时，已成民生必需品。

苏木用作红色染料，早在唐朝时就已是珍贵的进口商品。南宋末至元初，中国开始发展木棉业。明太祖亦曾以政策推广植棉。苏木为棉布的极佳红色系染料。中国不产，仰给海外。然而明太祖不喜欢华人出海贸易，甚至连下海捕鱼也加以禁止。既然他这么认为，也就成了朱家皇帝的“祖宗成法”， 难以变更。

中国百姓不被许可下海谋生，不过，明代的中国人还有两种途径可以获得海外商品的供应。一是官营海外贸易，一是让外国人前来中国贸易。“下西洋”之举，一方面是尝试进行官营海外贸易，但更主要的是推动“朝贡贸易”。

官营贸易早有先例可循。不久之前才被明朝取代的蒙古政权元朝，可能早在至元二十一年（1284），即统一中国后五年， 就已实施官本贸易。《元史》卷九四《食货志》“市舶”条云：

二十一年，设市舶都转运使于杭、泉二州。官自具船、给本，选人入番，贸易诸货。其所获之息，以十分为率，官取其七，所易人得其三。凡权势之家，皆不得用己钱入番为贾。犯者罪之，仍籍其家产之半。

海外贸易容易累积大量资本，以至于“富可敌国”。元世祖除了有财政的目标外，其目的大概也包含压抑私人资本家的意味。由政府经营，则是繁荣国家经济。这个政策立意不差， 看来值得明朝皇帝效法。

让外国人前来贸易也是在禁止平民下海后，除了官营贸易之外的唯一选择。这本来不是很困难的一件事。可是在明初却有大困难。因为一旦涉及外国人，就涉及明代建国者的世界观。朱元璋强烈主张中国高高在上，其他国家皆为夷狄。夷狄要与中国开展贸易往来，就必须承认中国皇帝君临天下的地位，必须向中国朝贡。简单地说，所谓的“朝贡贸易”就是“有贡有市，无贡无市”。

本来若只是要外国人前来贸易，则商人们自己会考量风险与利润，有利即来，无利则否。但贸易要以遣人朝贡为前提， 不免就让外国商人裹足不前。

朝贡的动作繁文缛节、旷时废日，而且所费不赀。对于有些邦国，如暹罗及琉球，其政权自己经营而且垄断航海贸易，因此是否进行朝贡以取得贸易机会，答案就比较直接而且肯定。

但是对那些政权并不直接介入贸易的邦国来说，事情就不一样了。外国的商人与该国政权未必利害一致，该国政权未必肯为商人而经常遣使。即使愿意遣使，该国商人也一定得付出相当代价，从而减少己身的利润。

获得因贸易而滋生的利润，固然是外国政权遣使的诱因。但遣使至中国必须下人一等地“朝贡”，并不是每个君主乐意为之的。假如该政权所得的利益不是大得不得了，也就不必委曲求全地遣人朝贡以遂行贸易目的。

因此，“朝贡贸易”的理念架构不容易普遍实行。

没办法，只好遣人出国招谕番邦前来朝贡，同时进行官营贸易。“招谕”需要提供诱因，或其反衬的形式—威胁。若是经济上、商业上、财政上的好处未能打动番邦君主时，做出某种形式的武力展示，迫使这些番邦国家为了避免遭受攻击而同意朝贡，可就成了实现“朝贡贸易”的有效手段了。

郑和下西洋，带了那么大一支船队，主要的目的就是“武力展示”（show of force）。当土著政权不知畏惧时，郑和的士兵便加以攻击，使之屈服。这样的战役其实也不多。因为无预警地一口气来了两万多名战士、水手在自己的港口上，土著政权大概都难以应付。但是郑和的目的只是要番邦遣使朝贡，没有其他野心。因此“武力展示”以展示为原则，真正动手的场合并不多。若真正动手，则都发生于陆地或港口，而非海上。严格而言，郑和的船队其实是一支移动的陆战部队，不是海军。郑和船队并没有从事海战的打算、准备与训练，也没有那样的设备，因为被期待到中国朝贡的，本来就都是陆上政权。

（后文要进一步讨论的苏木与胡椒，只是森林产品和农产品， 而不是海洋产品。）

武力的展示有助于一时朝贡贸易的推动。“下西洋”中止之后，这种压力消失了。少掉威逼的力量，万邦来朝就只剩下少数几国继续进行朝贡贸易。再者，“下西洋”的中止，也意味着官营海外贸易画下休止符。在1567年开放月港，正式准许国人下海贸易之前，明代社会只能靠有限的朝贡贸易获得合法的苏木、胡椒以及其他异国商品。但是在1567年以前，中国似乎也不太短缺苏木、胡椒这类东西，因为它们同时还经由非法的渠道进口。

节选二

关于“公司”起源之研究，日本的松浦章先生在1993年写了一篇《清代“公司”小考》， 指出*早论及“公司”一词之起源的，当为田汝康1954年的论文《十八世纪末期至十九世纪末期西加里曼丹的华侨公司组织》。松浦先生也许是在强调中、日文方面的论著吧。事实上，有关“公司”问题的讨论，在荷兰文、英文方面，早有一些成绩。而在一般关于南洋华人史的通论性书籍中，往往也有一些篇幅处理这个名词或制度。

对当代台湾或大陆的人而言， “ 公司” 是一个耳熟能详的名词，似乎用不着太多的解释。大家也都知道，它的日文相等语为“会社”，荷兰文为“ compagnie”，英文为“ company”。不过，在中西早期贸易史的文献上， “compagnie”或“company”其实都音译作“公班衙”，而不是“公司”；译作“公司”已经是十八世纪末年的事。然而“公司”这个名词或制度却早在十七世纪时就已出现在中文文献，到了十八世纪则又出现在东南亚的华人社会。在东南亚，“公司”（kongsi）的含义（connotation）远比现时台湾或大陆使用它时来得丰富许多。

就台湾而言，一些小地名到现在都还带有“公司”字样。例如“公司田”“公司寮”之类，是清代台湾开发时期留下来的。可是为什么带着“公司”这样的字眼，到目前为止尚未有人提出合理而有据的解释。

至于在十八、十九世纪的南洋华人世界，“公司”这个名词更是司空见惯。一般都将之认定为一种海外华人的社会、经济组织，并且经常与秘密社会有关。“公司”*早在东南亚地区出现，应该是十八世纪的事，因为此前并无任何记载。当时许多中国东南沿海居民（特别是广东的客家人）移民到邦加（Bangka）、婆罗洲（Borneo）等东亚海域（East Indies）岛屿，从事开矿的工作，而“公司”制度也跟着陆续浮出台面， 成为代表海外华人的社会、经济组织。当中*为著名的，就是嘉应人罗芳伯在婆罗洲西岸坤甸（Pontianak）所建立的“兰芳公司”，时在1776年。到十九世纪下半叶时，马来半岛霹雳州（Perak），华人团体“义兴公司”与“海山公司”间的争斗（即所谓的“拉律战争”，the Larut War），也使得南洋的华人“公司”制度成为关注的焦点。

作者简介

陈国栋，台湾大学历史系学士、硕士，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博士。曾经在英国剑桥大学与荷兰莱顿大学从事研究与教学。现在任职于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主要研究领域为经济史、明清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