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古道西风:袁复礼诞辰130周年纪念论文集(黄文弼中心丛刊)

内容简介

《古道西风——袁复礼教授诞辰130周年纪念文集》在中国地质大学召开的“高山仰止，精神永存——纪念袁复礼先生130周年诞辰座谈会暨学术研讨会”所发表的论文的基础上 编辑而成的学术纪念文集。论文集收录论文按照主题分为三组。**组为袁复礼先生在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的考察活动研究；第二组为袁复礼其他科学活动及其他西北科考团成员的文 献；第三组为袁复礼及其他成员在新闻报道中的记录。可以为丝绸之路研究、中国西北开发,提供学术史的参照和借鉴。

相关资料

地质学与考古学的交汇点——袁复礼在中国西北科考团期间的甘肃考察
徐维焱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一、 考古学的轴心时代
20世纪初是中国考古学肇兴与发展的关键时期，在从传统金石学向现代考古学发展飞跃的过程中，地质学的方法和理论是一个关键的因素。张光直先生指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道路与西方极为相似，早期的工作都是由“探险家和自然历史学家完成的”，安特生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正是这位瑞典的地质学家推开了中国考古学的大门：“有必要指出，安氏和他的地质调查所的西方同事应用于考古学和地质学的某些基本方法，对中国考古学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样有必要了解，安氏和他的同事们是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而非受过专业训练的考古学家。他们的主要方法更适合于地质学和古生物学，而不是考古学。这些方法包括收集田野资料，跟自然科学家的合作，地层学，以及标准化石的使用等等。”熟悉安特生和早期中国考古学的学者进一步指出，在考古学从地质学中脱胎而出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学者同样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这位关键的人物，指的自然是袁复礼，他与考古学的渊源始于1921年的仰韶村。

地质学与考古学的交汇点——袁复礼在中国西北科考团期间的甘肃考察
徐维焱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一、 考古学的轴心时代
20世纪初是中国考古学肇兴与发展的关键时期，在从传统金石学向现代考古学发展飞跃的过程中，地质学的方法和理论是一个关键的因素。张光直先生指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道路与西方极为相似，早期的工作都是由“探险家和自然历史学家完成的”，安特生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正是这位瑞典的地质学家推开了中国考古学的大门：“有必要指出，安氏和他的地质调查所的西方同事应用于考古学和地质学的某些基本方法，对中国考古学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样有必要了解，安氏和他的同事们是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而非受过专业训练的考古学家。他们的主要方法更适合于地质学和古生物学，而不是考古学。这些方法包括收集田野资料，跟自然科学家的合作，地层学，以及标准化石的使用等等。”熟悉安特生和早期中国考古学的学者进一步指出，在考古学从地质学中脱胎而出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学者同样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这位关键的人物，指的自然是袁复礼，他与考古学的渊源始于1921年的仰韶村。
1918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以北洋政府农商部矿业顾问的名义来到河南渑池县进行古脊椎动物化石的调查。1920年，地质调查所的刘长生在仰韶村采集到600多件磨制石器，引起了安特生的兴趣。1921年10月，安特生来到仰韶村，袁复礼作为团队的骨干成员，在发掘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安特生在其名著《黄土的儿女们：中国史前史研究》中回忆道：整个发掘期间，袁复礼先生一直在协助我，他是北京地质调查所的专家，不仅对整个发现区域进行了地形测量，同时主持了与当地居民和地方当局的一切谈判。得益于他的智慧和圆滑，我们的工作推进得十分顺利，没有受到任何阻碍。作为发掘工作的主持者，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安特生的记载将袁复礼形容成一位“测量员”或“协调员”，有意无意地淡化了袁复礼在发掘工作中的学术贡献。就连当地的老百姓也将袁复礼看成外国考古队的“翻译官”，这对一位为中国考古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先驱是极不公平的。事实上，安特生本人的考古方式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都受到不少诟病，*主要的一点是，他常常将具体的工作全权委托给某位负责人，自己则脱离发掘现场，只是不时地前来工地验收考古成果。夏鼐先生对此有深刻的批评：我在洮河流域做调查时，便听当地人民说，安特生在这地工作时，大部分时间住在城中，让技工负责各处的发掘，自己隔几天到各处巡视一下。后来知道他认为自己发现的河南河阴县秦王寨、池沟寨、牛口峪等遗址，都是他的助手发现的。他自己根本没有去过，只不过出钱派人去调查和采集而已。这是“老爷式”的考古。仰韶村的考古也不例外，安特生兼职众多，现场考古工作完全由袁复礼主持，精通测绘的袁复礼还为仰韶村绘制了地形图，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由于袁复礼先生为人谦和，不贪名利，经常将采集的地质标本和考古文物发现交予他人进行研究，以致他在考古学方面的贡献常常被埋没。
1923年，安特生发表了仰韶村的重大发现，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袁复礼将其节译之后，以《中华远古之文化》为题发表于北京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地质汇报》上。这部短小精悍的考古报告，仿佛是中国考古学发轫时期的缩影。在“绪言”部分，安特生提纲挈领地阐释了地质学理论和方法对考古学的指导和借鉴作用，而将其翻译成中文的袁复礼，自然也成为地质学和考古学、西方考古学和中国考古学之间的桥梁。地质学与考古学虽范围不同，而实际研究往往互相用。其关于方法者，如判别古代器物之新旧，文化发达之次第，为考古学之要事，皆不得不借助于地质学之测绘地形鉴定地层诸方法。而关于观察结果者，例如在河南等省所见沟濠壁立，皆由河流冲刷作用而成。而此作用实发轫于古址湮没之后，由此可推知冲刷作用之速率。此则由考古结果而入于地质之推论矣。同为跨界到考古学领域的地质学家，袁复礼先生对于安特生的观点想必是十分赞同的，否则也不会将其作为方法论介绍给中国的同仁。从后来的考古经历来看，袁复礼也确实成为了中国考古领域的先行者。
1925年底，由美国佛利尔博物馆出资，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组织的联合考古团成立，李济与袁复礼一起再次回到山西，从1926年10月开始，发掘位于运城市夏县的西阴村遗址，中国考古史上的另一个重大事件就此拉开序幕。西阴村遗址的发掘，是中国科学家**次独立进行的考古发掘，被视作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开端，李济先生也因此被称作中国的**位考古学家。为期近两个月的考察中，袁复礼的贡献巨大，他一边管理发掘事务，一边还承担着测量和画图的工作，此外还需要对所有的出土遗物进行逐件登记。西阴村的考古工作完成后，李济在《西阴村史前的遗存》一书中，收录了袁复礼所绘制的“探坑地层剖面图”和“掘后地形图”，以及由袁复礼用英文撰写、李济翻译为中文的《西阴村史前遗址图说》《山西西南部的地形》两篇文章。在这篇中国学者独立发表的**部考古报告中，袁复礼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仰韶村和西阴村的考古发掘中，袁复礼虽然都有深度的参与，但都是作为副手担任协调、测绘等方面的部分工作。作为一名专业的地质学家，考古仅仅是袁复礼所从事的一项副业。然而，当他以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团员的身份走向西北的戈壁荒漠之后，尤其是在甘肃境内考察期间，袁复礼带领小分队独立自主地完成了多项考古调查，并且提出了许多创见，充分体现出他在考古学方面丰富的知识储备和可靠的实地考察经验。
二、 甘肃民勤境内的考古调查

作者简介

朱玉麒，江苏宜兴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新疆师范大学黄文弼中心主任、西域文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西域文史》主编。

刘长星，新疆沙湾人,文学博士。新疆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西方文论、区域文学研究。编有《简明外国文学教程》《二十世纪外国文学选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