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全面深化改革与中国经济新发展

本书特色

1.从前沿热词看改革趋向：2024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年份。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经济高质量发展是重点。本书围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主题，探讨经济领域关键问题，有助于把握新征程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
2.汇聚经济政策领域的专家学者，提供有力的思想和学术支撑：本书是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丛书系列，汇聚樊纲、刘尚希、刘元春、黄益平、黄群慧、刘伟、李扬、江小涓、马名杰等12位专家，从12个主题畅谈经济高质量发展：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发展新质生产力与中国式现代化、深化经济体制机制改革、财税金融改革、科技创新机制、数字治理、乡村治理等。
3.两会期间上市，对经济领域政策制定者和市场参与者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全面深化改革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当前时期经济领域各个主体关注的焦点，也是今后更长时间需要思考和落地的重要现实问题。本书研究视角全面且有焦点，适用于经济金融领域专家、学者，各级政府、经济政策部门，对宏观经济政策解读和趋势分析感兴趣的大众读者。

内容简介

全面深化改革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当前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焦点。本书汇聚樊纲、江小涓、刘尚希、黄群慧、李扬、马名杰等12位经济学者与专家的观点，研议深化经济领域改革中的突出问题。全书充分、全面地探讨了12个主题：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发展新质生产力、深化经济体制机制改革、财税金融改革、科技创新改革、数字治理、乡村治理，以及中国经济的挑战与出路等。在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命题下，本书有助于及时引导经济领域各主体更好地理解改革趋向，把握中国经济新方位。

相关资料

长安讲坛是中国经济50人论坛坚持了20多年的经济政策讲坛， 有深厚的底蕴和丰富的积累，影响力很大。我曾经多次出席长安讲坛，能够再次受邀演讲，感到很荣幸，也很亲切。
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已经发生深刻变化，因此中国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成为全球普遍关注的问题。今天我所讲的主题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围绕这个主题，我们探讨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立足新发展阶段，把握历史性的机遇和挑战
二十届三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特别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所谓“关键时期”我理解是指我国发展，特别是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从大的历史进程来说，我们实现了**个百年奋斗目标，在此基础上开始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努力，我国正处于这样一个新的发展进程。
党的十八大之后，我国的发展进入新阶段。**个百年奋斗目标是在建党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党的十六大到党的十八大，党代会报告的核心命题都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21 年 7 月 1 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二十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或者说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一个新阶段，就是努力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分成两个阶段：**个阶段，从 2020 年到 2035 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 2035 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由此开启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我们进入一个新发展阶段。在此之后，我们一方面面临着新的历史机会，另一方面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从历史机遇来讲，概括成一句话，就是近现代以来，距离现代化的目标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近，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有能力、有信心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目标，这是一个新的历史性机遇。2024 年 9 月 3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招待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为什么说进入不可逆转的进程？我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理由。

长安讲坛是中国经济50人论坛坚持了20多年的经济政策讲坛， 有深厚的底蕴和丰富的积累，影响力很大。我曾经多次出席长安讲坛，能够再次受邀演讲，感到很荣幸，也很亲切。
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已经发生深刻变化，因此中国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成为全球普遍关注的问题。今天我所讲的主题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围绕这个主题，我们探讨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立足新发展阶段，把握历史性的机遇和挑战
二十届三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特别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所谓“关键时期”我理解是指我国发展，特别是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从大的历史进程来说，我们实现了**个百年奋斗目标，在此基础上开始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努力，我国正处于这样一个新的发展进程。
党的十八大之后，我国的发展进入新阶段。**个百年奋斗目标是在建党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党的十六大到党的十八大，党代会报告的核心命题都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21 年 7 月 1 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二十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或者说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一个新阶段，就是努力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分成两个阶段：**个阶段，从 2020 年到 2035 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 2035 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由此开启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我们进入一个新发展阶段。在此之后，我们一方面面临着新的历史机会，另一方面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从历史机遇来讲，概括成一句话，就是近现代以来，距离现代化的目标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近，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有能力、有信心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目标，这是一个新的历史性机遇。2024 年 9 月 3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招待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为什么说进入不可逆转的进程？我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理由。
**个理由，经过长期发展，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新时代 以后，我国经济稳健持续增长，已经发生了深刻的格局性变化。以经济总量为例，改革开放初期，中国 GDP 占全球比重不足 1.8%，2023 年我国 GDP 超过 126 万亿元，按照汇率折算大体上是 18 万亿美元，占全球比重的 18% 左右。从 1.8% 到 18%，这不是简单的量变，而是一个深刻的结构变化。还有很多数据，这里不一一列举。这些变化归纳到一起，可以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
第二个理由，历经几十年的改革，我们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开启了改革开放新时期；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邓小平盛赞其“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系统部署了进入新时代后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务；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这一步步里程碑式的进程走下来，到现在已经形成更为成熟、更为定形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根本制度，以及各方面的重要制度。这就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备的制度保障。
第三个理由，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国共产党人经过了上百年的探索，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次历史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又一次历史性飞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在经济思想上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理论探索和不断丰富发展，特别是“两个确立”，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因此，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在全面实现小康、摆脱绝对贫困的基础上，我们面临的一个*大的历史机遇，就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一个新阶段。有机遇就有挑战，越是接近现代化目标，越是形势复杂，越是任务艰巨，这是我们目前面临的*大挑战。这个过程不像敲锣打鼓那样轻轻松松，而是充满惊涛骇浪和各种复杂的矛盾与斗争的过程。要实现这个历史进程，需要我们有斗争的精神，勇敢地面对各种困难和挑战。我们目前面临的挑战，从经济发展角度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个方面，目标函数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后，20 世纪末实现初步小康，21 世纪在建党一百周年前后实现全面小康，实现初步小康和全面小康实际上是摆脱贫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很多发展中国家在政治上独立起来了，面临的任务就是经济发展和克服贫困，但是这个过程非常艰难。由于经济中存在恶性循环，发展中国家陷于贫困落后之中难以摆脱，发展经济学家把这种现象称作“贫困陷阱”，即“马尔萨斯陷阱”。 一个地方贫困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贫困而贫困，或者说是贫困再造贫困，这是贫困的累积效应。从需求侧来看，如果一个地方贫困，表现为人均收入水平低，购买力就低，市场需求就小，市场需求规模对投资者的吸引力就弱。由于没有投资，这个地方的经济发展缓慢，新增就业机会少，而人口在增长，所以人均收入水平进一步下降，导致更加贫困。从供给侧来看，同样的道理，由于贫困，进而人均收入水平低，储蓄能力就弱，金融部门把储蓄转为投资的能力就弱，意味着这个地方的自我积累能力差，经济增长速度慢。经济增长速度慢，就业机会少，而人口在增长，人均收入水平进一步下降。
“马尔萨斯陷阱”理论认为，假设经济增长速度是算术级，人口增长速度是几何级，那么就意味着人口增长速度始终快于经济增长速度，因此人均收入和人均财富越来越少。当经济和人口之间的严重不相称到达极限，就会引发战争或者瘟疫、饥荒，导致人口锐减，使得人口和经济增长水平之间强制协调。
如何克服这个“贫困陷阱”？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一个难题。中国通过改革开放推动经济发展，成功跨越了“马尔萨斯陷阱”，实现全面小康，摆脱了困扰我们几千年的绝对贫困。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举世瞩目。
但是经济发展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我们跨越了“贫困陷阱”，实现了全面小康，在此基础上还要继续向前走，开启现代化的新征程。新征程面临新的挑战，首先就是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当代发展中国家在跨越贫困、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由于各方面条件的变化，这些国家为了实现新的发展目标会遇到新的挑战。如果发展方式不改变的话，往往很难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现阶段世界上有 80 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入高收入阶段。高收入阶段是以 1987 年人均 GDP 达到 6 000 美元作为底线，无论哪一年，换算回去相当于 1987 年的 6 000 美元，就是高收入阶段。为防止全球经济波动带来的不稳定形成经济倒退，作为稳健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要求，现在这个标准又向上浮动 20% ~ 30%，即 15 000 美元左右。
我们做过一个分析，这些高收入国家和地区从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阶段，所用的时间平均为 12 年零 3 个月。在这 80 多个国家和地区当中，发展中国家只有 13 个，其他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处于中等收入或者低收入阶段。另外，世界上的贫困国家还有 36 个左右。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由于发展方式转变不过来，不能适应新阶段的变化，50% 以上的发展中国家 30 年之久无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70% 的发展中国家 25 年之久无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可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2014 年 11 月 10 日，习近平主席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同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对话会时致辞：“对中国而言，‘中等收入陷阱’过是肯定要过去的，关键是什么时候迈过去、迈过去以后如何更好向前发展。”时间拖得越长，各种社会矛盾越深，而解决矛盾需要 的经济资源却越来越匮乏，就可能导致现代化进程严重停滞甚至中断。稳健跨越中等收入阶段之后，要实现 2035 年远景目标，即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据相关测算，如果以人均 GDP 赶上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为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则从2021年至2035年，我国年均 GDP 要增长 4.8%。从目前的发展方式来看，其自然增长率达不到。因此，在新的阶段，目标函数发生变化，对发展也会提出新的要求。
第二个方面，约束函数的变化。
对于约束经济发展各个方面的条件，供给侧的变化和需求侧的变化。需求侧的变化与过去不同，过去是需求膨胀、经济短缺，现在是产能过剩、需求疲软。过去要解决的是“有没有”的问题，只要快速发展就有市场；现在要解决“好不好”的问题，所以必须要求高质量，这样才能在市场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现在和过去相比，*突出的变化是“羊群效应”没有了。
从供给侧来看，各种投入要素条件也发生了变化。过去我们的劳动力、自然环境、原材料、土地等资源，都比较丰富而且便宜，所以有竞争力，而现在越来越稀缺，成本也越来越高。以往通过低要素成本进行竞争的模式很难继续，我们要重塑新优势。从过去主要依靠扩大要素投入量来带动经济增长，转变为主要依靠要素的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来带动增长；从过去的规模迅速扩大来实现高速发展，转变为高质量发展。只有实现这种转变，才能适应现在一系列约束条件的变化，使经济发展真正具有可持续性。
第三个方面，国际环境的变化。
过去很长一个时期，全球化加速发展，在国际分工体系当中，中国的劳动力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具有竞争力。我们有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建立了以中国为枢纽和世界的联络，形成像数字“8”一样的上下连接的双环流。向上是北部发达国家，我们向其出口具有竞争优势的劳动密集型消费品，进口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由此改造国民经济体系，这就形成了与发达国家的一个贸易环流。向下是南部世界和发展中国家，我们进口初级产品和原材料，利用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庞大制造业的制造能力，进行加工和再加工，形成工业制成品，再出口工业制成品，由此与这些国家也形成一个贸易环流。中国恰恰是这个双环流的枢纽。在改革开放之后很长的一个过程中，经济循环有一个特点——“两头在外、大进大出”，指的就是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衰退，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甚至民粹主义迅速抬头。十九届五中全会闭幕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在《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一文中提出，要注意防范“固守‘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旧思路”。这种“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循环模式走到了尽头，要有新的模式，要锻造新的格局。
从上述三个方面来看，目标函数、约束函数和国际环境的变化对我国发展方式的转型提出了要求。如何应对这些挑战从而把握机遇，是现在要解决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机遇与挑战虽然并存，但是它的内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必然要求构建新发展格局》，讲话指出，“机遇更具有战略性、可塑性”。所谓战略性，就是方向具有趋势性，但在战术上可能还有很多问题和困难；所谓可塑性，就是不确定性，机遇是有弹性的。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一个新阶段，这是历史性机遇，这种机遇是一种可能性。但有了这种可能性并不代表唾手可得，要应对各种困难和挑战从而把握机遇，才能把可能性转变为现实。
挑战发生了什么变化呢？习近平总书记说，“挑战更具有复杂性、全局性”。我们面临的挑战不是碎片式挑战，而是具有全局性的系统性挑战。机遇与挑战并存，挑战前所未有，如果应对得好，机遇也前所未有。在机遇和挑战的关系上，挑战更具有全局性，只有把应对挑战做好，才谈得上把握机遇。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要处理好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二、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只有贯彻新发展理念，也就是从根本上转变发展方式，才能真正适应现在的一系列变化，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树立新发展理念，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五大理念。理念具有战略性、纲领性和引领性，理念就是指导思想，如果指导思想不改变，行动就不可能改变。
新的发展理念是相对于过去旧的发展理念而言的。我认为，在改革开放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发展理念或者基本指导思想的集中体现实际上就是三句话。
**句话，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 GDP 的增长为核心指标。
第二句话，十年翻一番，以快速增长为基本方略。1979 年，邓小平同志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次提出“小康”概念以及“三步走”战略。“三步走”战略即，**步，到 20 世纪 80 年代解决温饱问题；第二步，到 20 世纪末实现小康；第三步，到 21 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当时邓小平同志讲，“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具体就是以 GDP 为基本指标，然后以十年翻一番为基本方略，十年翻一番意味着每年平均增速要达到 7.2%。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年均增长率在世界上是比较高的，在 6% 左右，所以保持年均增长 7.2% 是一个非常大胆的设定，不仅中国没有过，在世界上也是领先于高速增长。而且当时提的是连续增长 20 年，实现翻两番。
第三句话，以迅速摆脱贫穷为根本目标。当时这种指导思想，无论是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历史主义观来看，还是从社会主义发展的内在生命力的要求来看，都是完全正确的。也符合中国实际，因为当时中国是一个贫穷的国家。从可能性来看，从改革开放到 20 世纪末的 20 年，GDP 年均增长 9% 以上，翻两番目标提前实现。发展是历史的，这种战略思想在当时是正确的，符合中国的客观要求，但是目标函数的变化、约束函数的变化和国际环境的变化，都使得高速增长不具有可持续性。
党的十八大之后，顺应社会、历史、经济变化的要求提出新发展理念，努力通过新发展理念的引领，从过去靠要素投入量扩大为主带动经济高速发展的模式，转变为靠要素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主带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模式。提出新发展理念有其历史客观必然性，符合新阶段的要求，而过去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符合当时的历史条件，不能把它割裂开，更不能把它对立起来。我们提出新发展理念，不是要否定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而是要适应新时代的新要求，使发展能够更高质量，更具有可持续性。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为什么提得这么高呢？因为现代化经济体系是新发展理念能够得以贯彻的机制、途径、桥梁，没有现代化经济体系，新发展理念就只能停留在理念上，传导不到实践中来，发展方式就不可能发生根本改变，也就实现不了从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的转换。所以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建设非常重要。
什么是现代化经济体系？它的内涵是什么？ 2018 年 1 月 30 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进行第三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对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进行深入探讨。我理解现代化经济体系可以概括为七个方面。
**是现代化的产业体系，这是基础；第二是现代化的市场体系，这是体制；第三是现代化的收入分配体系，这是动力；第四是现代化的城乡区域发展体系，即区域和空间协调；第五是现代化的绿色发展体系，就是经济发展和自然的关系；第六是现代化的全面开放体系，就是高水平的开放；第七是现代化的经济体制，主要指政府、企业、市场三者的关系，要建立微观主体有活力、市场机制有效、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机制。这七个方面体现了新发展阶段的改革、开放、发展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要求，是一个有机整体，七个方面的建设要统一推进。这就提出了现代化经济体系这样一个历史性的任务。
通过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把新发展理念贯彻到实践中去，目的是通过新发展理念引领实现高质量发展。什么是高质量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作了全面论述，我的体会主要有六个方面。
**，从微观意义上，高质量发展是指要素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带动经济发展。第二，从宏观意义上，高质量发展是指供给和需求在运动当中趋于均衡的发展，也就是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供求之间形成双向良性互动的一个动态发展。第三，从结构意义上，高质量发展是各方面的关系相互协调的发展。发展中国家的结构性失衡、二元性特征比较突出，所以实现高质量发展一定要体现结构协调，包括城乡结构、区域结构、产业结构等，是结构协调的发展。第四，高质量发展要体现绿色方式，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上是一种和谐的发展，使自然资源能够得到更有效的使用，同时和经济社会发展更和谐。第五，高质量发展一定是高水平安全的发展。在发展的风险防控上，大国经济不能置于高风险当中，要有一个稳定的基础要求。第六，在国际竞争中一定是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的发展。
高质量发展在经济上的一个集中体现，就是实现经济发展中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质的有效提升体现在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壮大方面。2023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黑龙江等地考察调研期间发表重要讲话，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的概念。
2024 年 1 月 3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系统阐述了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涵和主要特征，强调新质生产力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以创新驱动为根本性特点，以产业变革升级为一个重要的载体。
生产力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过程。生产力的劳动工具从石器、铁器、铜器、机器到现在的智能；生产力的动力经历了从自然力、热力、电力、网力到算力的提升过程；生产力发展的产业形态经历了从渔猎、游牧、农耕、工商到现在的信息、服务的结构升级。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这个变化速度更快。从 18 世纪下半叶到 19 世纪上半叶是工业革命的**个阶段，人类告别了农耕时代，形成了机械化生产。从 19 世纪下半叶到 20 世纪初期，第二次工业革命和产业革命推动了时代的变化，电器化代替了机械化。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到 21 世纪初，是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第三个阶段，从经济发展角度看，人们实现了信息化对电器化的替代。现在进入新一轮产业革命，前景和目标还不十分确定，大趋势是由信息化再进展到数字化。目前看到的三大技术领域——数字技术、低碳技术和生物生命科学技术，带来了经济发展方向性的变化，即数字经济、绿色经济和健康经济。这些方面的变化不仅显示出趋势性的变化，而且已经开始了一系列新的通用技术的变革。
新质生产力就是要把体现新时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等历史进步的变化因素，注入生产函数当中去，从而使我们的生产方式具有新一轮科技革命和新时代的显著特征，形成产业革命在科技革命推动下结构的质变和升级。当代全球竞争的本质不是简单的量的问题，而是质的问题，是新一轮科技革命的产业渗透和结构变革。量的问题是一个竞争问题，但是相对于质的竞争和结构升级的竞争，它是次要的问题。
1840 年，**次鸦片战争是西方文明对中国的冲撞，结果是我们被打败。19 世纪上半期，按照现在的国民经济核算方法，在单一经济体中，中国 GDP 总量排在世界**，超过英国、法国。
作为当时的**大经济体，中国为什么不堪一击呢？原因有很多，包括政治、文化、军事等。从经济上看，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是传统的农耕经济，产出五谷杂粮、养殖牛马猪羊，由此形成世界上规模*大的经济体。而在**次工业革命结束的时候，以英国为首，带动西欧国家完成**个工业化阶段，告别了农耕文明，进入现代工业社会。农耕文明对工业文明，肯定打不过。还有一个微观的例子，当时中国造船厂的制造船坞，比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造船中心利物浦制造的船坞还要长、还要大，但我们造的是木船，动力靠风帆；英国造的是钢铁结构的船，动力是蒸汽机。无论是速度，还是抗击打能力，都不是一个等级的，这是质的差距。
前些年大家在讨论一个问题：中国 GDP 总量什么时候能赶上美国？当时的结论非常乐观。改革开放初期，按照汇率折算，中国 GDP 相当于美国 GDP 的 6.3% ；党的十八大以前，我们相当于美国 GDP 的 54% ；党的十九大前夕，我们相当于它的 62% ；党的二十大前夕，我们相当于它的 77%。我们是大踏步赶上来的。按照这个趋势，人们做了一个分析，假设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经济年均增速 5% 左右，美国达到前 20 年的平均速度 2.5% 左右，大概在2033 年前后，中国 GDP 总量将赶上美国。这是一件令人振奋的事情，我们从 GDP 世界排名**掉落下来，在经历了上百年的时间后，不久的将来，我们将重回 GDP 世界**的位置。
近年来有一些新的变化，2023 年，美国经济的反弹强度比较大，2024 年上半年尽管有波动，势头仍然很强劲。2023 年底，我国 GDP 相当于美国的 60%，较之前有所下降；2024 年上半年，下降到相当于美国的 58%。2033 年前后，中国 GDP 总量能不能赶上美国，似乎又成为一个问题。其实更重要的是质，在结构上要缩小差距。
美国前一段时期持续加息，从基准利率为 0 一路升到 5.5，大量企业无法承受而进入破产程序，资产负债表要进行调整。人们估计美国经济可能会出现衰退，虽然通货膨胀率下降，但经济活跃程度也降下来，失业率可能会提高。但 2023 年下半年，美国经济强势反弹，从宏观指标来看，并没有像预料中那样出现严重逆转，反而有所改善。经济增长速度是 2.9%，接近充分就业，通胀率在 4% 左右，距离 2% 的理想区间很近。怎么解释这种现象？有可能的一个原因是，自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经过一系列调整，一批新的产业和企业发展起来了，这些产业和企业的竞争效率和盈利能力远远覆盖高利率的成本。这就说明中美作为第二大经济体和**大经济体，二者之间的竞争焦点不是 GDP 数量，而是质的问题，也就是结构的问题。美国真正拉开的是结构上的差距，是质的差距。这是我们要高度关注的问题。美国并不限制中国量的增长，包括低技术含量、劳动密集、能源消耗密集的出口扩大，美国打压的是中国在质的方面的改变，包括高科技产业的产业链关键环节等。
在**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中，我们还处于落后时期，没有条件参与；第三次工业革命，我们开始改革开放，赶上了一个尾巴，就是学习、模仿、跟跑；到了第四次产业革命，我们不仅参与了，而且在一些方面具有竞争力，甚至是并跑、领跑。在新一轮产业革命推动国际分工产业链布局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像以往那样，被定义在产业链和价值链末端这样一种从属地位。我们要进入世界产业链的顶端，这是真正竞争的白热化。要培育新质生产力，形成科技革命带动下的产业变革、产业升级，这是实现生产力发展的根本路径。高质量发展*终一定要体现在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上，体现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上。这是根本出路，也是真正竞争的矛盾焦点。
在质的有效提升的同时，高质量发展还需要量的合理增长，就是宏观经济的均衡。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定性分析，从量的逻辑看，是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2020 年中等发达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平均是 25 000 美元，我们是10 500 美元。实现这个目标要考虑人口等各方面的条件，要求我国GDP 总量在 15 年的时间里增长一倍，人均增长水平翻一番，因为人口会减少。2022 年，人口负增长 85 万人，2035 年比 2022 年继续减少，所以 GDP 总量按照不变价格翻一番，人均水平也会翻一番多，接近或达到 25 000 美元。这里主要讲的是定性分析，但是背后有量的增长逻辑。
其中，GDP 总量在未来 15 年翻一番这个指标很好计算，72% 除以 15，就是年均增长 4.8%。能不能实现这个增长目标？按照目前的发展方式顺其自然往下走，就是所谓“自然增长率”，我们做了很多测算，测算结果是未来 15 年平均增长 4% 左右，悲观一点是 3.8%，乐观一点不超过 4.3%，达不到 4.8% 的水平。所以一定要高质量发展，一定要发展新质生产力，结构要升级，只有质的有 效提升，才能带动量的合理增长，如果质的有效提升没有进步，量的合理增长这个目标就很难达成。
三、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快形成现代化经济体系
现代化经济体系包含七个方面的内容，我们要采取一系列战略举措来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了时间表，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再次强调了这个时间表。2035 年要形成新发展格局，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如果没有新发展格局的形成，没有一系列有效的战略举措的实施，现代化经济体系就建不成；如果现代化的经济体系建不成，新发展格局就落实不下去；新发展格局落实不下去，高质量发展就实现不了，现代化目标就难以达成。所以2035 年要想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前提是要形成新发展格局，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
2020 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的经济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时强调，“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之所以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目的就是要形成现代化经济体系。构建新发展格局包含一系列战略举措，比较重要的是四个方面。
**，以立足扩大内需作为战略基点。大国经济大多是基本内向型的，基本内向型并不是封闭，而是国民经济循环的投入和产出，大部分通过本国市场实现。从量化标准看，有人提出达到甚至超过 80% 的投入和产出，通过国内市场实现循环就是基本内向型。
这是大国经济的一个突出特点，因为大国的经济体量大，如果更多依赖国际市场实现循环，不稳定且风险大。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是新发展格局的一个重要的战略原则和战略举措。
从投资来看，2023 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增长 3%，总规模是 50.3 万亿元；2024 年 1—9 月，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增长 3.4%，总规模在 38 万亿元左右。按照单一国家来计算，如果换算成美元的话，我国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一方面，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在很多方面都需要投资。另一方面，在经济低迷的时候，政府的逆向调节能力比较强，这是一个超大规模的投资。
从消费来看，2023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7.2%，总规模超过 41.2 万亿元，如果换算成美元，同样名列前茅。2024 年 1—9 月，我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是 3.3%，总规模超过 35 万亿元。同期按照单一国家经济体来算，我国的规模确实是名列前茅，这为中国经济增长基本面提供了支撑。
2023 年，中国经济增长 5.2%，消费贡献大概 4 个百分点，投资贡献 2 个百分点（净出口的贡献为负）；2024 年前三季度经济增长 4.8%，消费贡献大体上是 3 个百分点，投资需求拉动了超过 1 个百分点，净出口增长由负转正，贡献了大约 0.7 个百分点。
当前中国宏观经济有一个特点，即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我们的韧性和抗击打能力比较强，超大规模经济体的特点这一基本面没有变。无论是投资还是消费，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具备客观条件。
第二，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战略方向或者战略主线。
这是党的十八大以后提出来的，习近平总书记讲，宏观调控可以从需求侧入手，也可以从供给侧入手，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根据宏观经济失衡矛盾的不同情况可以有不同选择。
党的十八大以后，我们分析认为，中国*突出的问题还是供给侧结构性矛盾。我们的规模大，但竞争力不足，技术水平、产业素质和企业竞争力较弱，属于“大而不强”，因此党中央后来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久后开始提“三去一降一补”，后来提的是“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即巩固“三去一降一补”成果，增强微观主体活力，提升产业链水平，畅通经济循环。需求侧的政策和改革，影响的是消费者行为；供给侧的政策和改革，影响的是生产者行为，这是二者*大的不同。要解决深层次的长期性问题，关键在生产侧，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战略主线。
第三，以创新驱动作为战略支撑。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
第四，以高水平开放作为战略前提。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中国式现代化不可能是封闭条件下的现代化，一定是融入全球化的现代化。历史上发达国家通过殖民融入全球化，而我们走的是和平发展道路，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式现代化一定是以高水平开放融入全球化的，现代化不是简单和自己过去比较有没有进步，而是看我们在全世界范围是不是领先，这是现代化的进步意义所在。
以立足扩大内需作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战略方向，以创新驱动作为战略支撑，以高水平开放作为战略前提，这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四个重要的战略原则。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目的是形成现代化经济体系。2022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春季班开学式上的讲话指出，新发展格局提出来两年多了，我们取得了一些成绩，形成了一些新的气象，但是现在看来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当时习近平总书记概括为五大方面的问题。
**，要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两大战略性举措不能割裂，一定要联系起来。如果供给侧改革脱离了需求的牵引，实际上就脱离了市场，脱离市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定是行政性改革，*后一定没有效率，会导致产能过剩。从需求侧来看，造成内需不足有很多原因，其中非常重要的是供给侧的问题。如果供给水平低，结构不好，价高质次，人们有钱也不愿意消费，所以提高供给水平是刺激高质量需求的基础。供给创造需求，需求牵引供给，要形成这两方面的良性互动。
第二，要解决好发展壮大现代化产业体系和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关系。现代化经济体系有七个方面，其中包含一定的逻辑关系。*基础的首先是现代化的产业体系，要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新型工业化就是工业化、数字化、信息化和绿色化的深度融合，要用现代科技革命的技术去改造、推动、牵引工业化，传统工业化的高消耗、高污染道路不可持续。近些年来出现“脱实向虚”的现象，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这些都是实践当中存在的一些矛盾。
第三，要加快科技自立自强步伐，解决国际社会特别是美西方
“卡脖子”的问题。一方面，我们要自立自强；另一方面，要想尽办法扩大开放，突破美西方对我们的围堵。举个例子，乒乓球是中国的“国球”，20 世纪 60 年代，中国的乒乓球水平在世界上是*高的，打败日本，横扫欧洲。从 1966 年开始，我们缺席三届世乒赛，等后来重新组队去欧洲交流，连十六七岁的选手都打不过。这说明，哪怕原来居于先进水平，只要封闭就会落后。 现代文明进步的趋势一定是开放。所谓高水平开放，不是简单 跟自己过去相比较，而是在世界范围内比别人更先进。什么是“更先进”？就是市场更有效率，环境更公平，竞争更充分，人才、资本、技术更愿意到市场上来。
第四，要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解决了“绝对贫困”，下一个紧接着的是“乡村振兴”。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有两条路径：一个是城市化，特别是大城市和中心城市，把边缘农业落后地区的人口吸引到城市里；另一个是改造农村，使其现代化，从而带动整个社会现代化。与这两条路径相对应的，是发展经济学中的两个模型：一个是刘易斯模型，另一个是托达罗模型。
如何处理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两方面的关系，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来说是一个难题。
农村的公共服务落后，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加强，但更重要的是农村人口流失。曾经留守的老人和儿童，现在也都进城了，乡村很多地方是空的。我有一个学生来自山区农村，我去他的家乡做客，他的母亲和兄弟姐妹都来了，还来了很多邻居，大家坐在一起吃饭，很是热闹。吃完饭之后我们准备返回城里，结果他的家人和老乡也要回县城，我很奇怪地问他们。他们说，因为有客人来了他们才回到农村，客人走了他们也回城里。我听完很有感触，如果人都留不住了，乡村怎么振兴呢？随着城镇化的发展，那些有能力的人就被吸引到城市去了。
第五，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下，国际关系错综复杂。如何适应国际形势的变化，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也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我党的中心任务。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实现高质量发展，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经济高质量发展。从二十届三中全会可以看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就是要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特别是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体制机制的保障，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体制机制和制度创新方面的条件。

作者简介

樊纲，中国经济50人论坛学委会成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
刘尚希，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原院长
黄益平，中国经济 50 人论坛成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刘元春，中国经济 50 人论坛成员、上海财经大学校长
黄群慧，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李扬，中国经济 50 人论坛成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
许善达，中国经济 50 人论坛成员、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
陈锡文，中国经济 50 人论坛成员、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原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
江小涓，中国经济 50 人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国务院原副秘书长、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评奖委员会主任

樊纲，中国经济50人论坛学委会成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
刘尚希，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原院长
黄益平，中国经济 50 人论坛成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刘元春，中国经济 50 人论坛成员、上海财经大学校长
黄群慧，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李扬，中国经济 50 人论坛成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
许善达，中国经济 50 人论坛成员、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
陈锡文，中国经济 50 人论坛成员、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原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
江小涓，中国经济 50 人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国务院原副秘书长、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评奖委员会主任
马名杰，中国经济 50 人论坛特邀专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部长
刘伟，中国经济 50 人论坛成员、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
余斌，中国经济 50 人论坛成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