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精装)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发展史

本书特色

1.本书实现了历史与批评的有效结合，把当代长篇小说放在历史语境里去研究，注重历史的延续性。结合历史，分析了众多重要作家和其代表作品、*新作品。
※ 张炯先生力求尊重历史，不避讳地谈及新中国成立以来各个时期的长篇小说创作的文学现状，公正平和的评述中也包含了对一些作家的欣赏、悲悯等情绪，但是含而不露，尽可能不去左右读者的评判。
2.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领域领军人物张炯历时多年完成的鸿篇巨制，高瞻远瞩、体大精深，深耕经典文本，总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的时空格局。
※ 本书是对新中国以来长篇小说发展过程全面而细致的描述。作者坚持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相统一的标准，以长篇小说题材的扩展（如革命历史小说、农村改革小说、家族小说、地域民族风情小说等）为线索，通过对一系列作品的新的解读和若干长期被忽视的作家、作品的重新发现，揭示中国当代长篇小说与我国历史发展总体趋势的紧密联系，还尤其对未来长篇小说写作的历史意识、文化意识、文体意识和语言意识提出了要求。
※ 全书分为三卷，分别论述新中国成立初三十年、改革开放后，以及各民族和地域长篇小说的发展。
※ 本书吸收作者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优点，又将近年研究成果融会贯通，展现出作者深厚的学术积累和犀利的批评眼光。
3.亲历文坛六十年，不落窠臼，视角独特，在众多的文学史著作中独具特色。
※ 特色之一，作者作为50-70年代文坛亲历者，通过对众多被忽视的作家，如于逢、马识途、张峻等的再发现，大大丰富了人们对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的认识；
※ 特色之二，重点关注了改革开放后曲波、陈学昭、朱仲丽等老作家的新创作，勾画出社会经济转轨时期复杂的文学生态；
※ 特色之三，梳理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的地理分布格局，专辟“晋冀鲁豫风情长篇”“四川地域民族风情长篇”等章节，与近年“新东北文学”“新南方写作”等概念形成对话。
4.学界关注与评价：张炯作为一位辛勤耕耘、笔耕不辍作家和活跃的文艺评论家，长期奋战于文坛和评论一线，见证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
※ 张炯是进入新时期以后，以文学理论家的身份较早介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改革开放以来，他先后发表了关于当代文艺思潮与当代文学作品的大量论文，以自己扎实、厚重的研究成果，参与了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的建构、奠基工程，而且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的创会元老之一。

1.本书实现了历史与批评的有效结合，把当代长篇小说放在历史语境里去研究，注重历史的延续性。结合历史，分析了众多重要作家和其代表作品、*新作品。

※ 张炯先生力求尊重历史，不避讳地谈及新中国成立以来各个时期的长篇小说创作的文学现状，公正平和的评述中也包含了对一些作家的欣赏、悲悯等情绪，但是含而不露，尽可能不去左右读者的评判。

2.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领域领军人物张炯历时多年完成的鸿篇巨制，高瞻远瞩、体大精深，深耕经典文本，总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的时空格局。

※ 本书是对新中国以来长篇小说发展过程全面而细致的描述。作者坚持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相统一的标准，以长篇小说题材的扩展（如革命历史小说、农村改革小说、家族小说、地域民族风情小说等）为线索，通过对一系列作品的新的解读和若干长期被忽视的作家、作品的重新发现，揭示中国当代长篇小说与我国历史发展总体趋势的紧密联系，还尤其对未来长篇小说写作的历史意识、文化意识、文体意识和语言意识提出了要求。

※ 全书分为三卷，分别论述新中国成立初三十年、改革开放后，以及各民族和地域长篇小说的发展。

※ 本书吸收作者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优点，又将近年研究成果融会贯通，展现出作者深厚的学术积累和犀利的批评眼光。

3.亲历文坛六十年，不落窠臼，视角独特，在众多的文学史著作中独具特色。

※ 特色之一，作者作为50-70年代文坛亲历者，通过对众多被忽视的作家，如于逢、马识途、张峻等的再发现，大大丰富了人们对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的认识；

※ 特色之二，重点关注了改革开放后曲波、陈学昭、朱仲丽等老作家的新创作，勾画出社会经济转轨时期复杂的文学生态；

※ 特色之三，梳理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的地理分布格局，专辟“晋冀鲁豫风情长篇”“四川地域民族风情长篇”等章节，与近年“新东北文学”“新南方写作”等概念形成对话。

4.学界关注与评价：张炯作为一位辛勤耕耘、笔耕不辍作家和活跃的文艺评论家，长期奋战于文坛和评论一线，见证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

※ 张炯是进入新时期以后，以文学理论家的身份较早介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改革开放以来，他先后发表了关于当代文艺思潮与当代文学作品的大量论文，以自己扎实、厚重的研究成果，参与了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的建构、奠基工程，而且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的创会元老之一。

※ 他是我国当代著名的文学评论家、理论家，长期活跃于中国当代文学评论、研究领域，参与、见证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而且，他长期从事管理工作，曾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评论》主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等职，也是一位文学界的重要领导，他不仅出版的个人成果多，主持的集体成果更多，对当代文学研究队伍的凝聚、培养有目共睹，学术界对其动态关注也较多。

内容简介

本书是以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发展为专题的学术著作，它系统、深入地对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发展的历史及各个层面进行了梳理。全书以历史时间节点和文学发展思潮为两大坐标，全面研究梳理了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发展各个阶段的文学特质、时代风貌、历史土壤、创作高潮，并对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文学地位、历史成就做出了总结，确立了当代长篇小说评价的历史与美学标准。作品着重弘扬中国精神与中国风格，富有极高的学术成就，对当代长篇小说研究具有创新价值与意义。

相关资料

视野宏阔，学养丰厚，行文严谨，史料翔实，张炯先生悉心解读中，人的性格、国的命运、英雄传奇、作家谱系、民族史诗跃然纸上，《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发展史》堪称一部深度阐释新中国长篇小说时代贡献与历史成就的厚重之作。 ——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创研室主任，文学评论家 何向阳 张炯先生这部新著，全面、系统、深入地剖析了新中国七十年长篇小说的创作历程与创作成就，点、面、线结合，既有宏大论述，又有微观研究，代表了近年来长篇小说研究的*新成果，堪称当代长篇小说研究的一部力作。——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文学评论家 何平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发展史
绪论
第三章│新中国长篇小说的历史性成就
走向了人民文学的新时代——刻画了我国历史的真实长卷——塑造了系列具有时代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拓展了长篇的题材、主题、形式、风格和表现手段——提升了长篇创作的思想高度和深度。
应该看到，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长篇小说不同时期的生态环境存在差异，其中也产生不少平庸，乃至失败之作。但总体上仍然获得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取得显著的成就，产生了大量超越性的优秀作品。人们不应忽视，七十年来长篇创作的成就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方面也不断有提高，产生了新的历史特质、新的描写对象，具有了新的思想内涵和新的艺术探索。总体来看，新中国长篇小说的成就主要表现于如下方面：
【走向了人民文学的新时代】 新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的历史性成就，首先在于它与新中国文学一起走向了人民文学的新时代。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平民文学”和后来“革命文学”“左翼文学”的兴起，特别是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号召文艺应表现工农兵、为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人民群众包括工农兵与知识分子，以及其他人民阶层，都被许多文学作品所描写。而到新中国成立之后，不但文学描写的对象产生巨变，人民群众代替了传统文学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文学的写作者也发生巨变，除了五四以来的作家仍在写作，新作家更不断涌现和成长，包括从工农兵中涌现和成长的作家，如陈登科、胡万春、高玉宝。大批女作家涌现和成长，到了世纪之交，女作家已占文坛的“半边天”。大量业余作者和网络文学作者，更多来自广大的人民群众，如“打工文学”的作者多是“农民工”，如写出八卷长篇《新战争与和平》的作者李尔重便长期在革命工作岗位坚持业余写作。如今网络文学写手，据《文艺报》报道，竟达千万人以上。新中国成立时，全国人口5.5亿人，文盲占80%，而到了2000年，全国人口增到14亿人，文盲仅占6.72%。今日全国各族人民中网民便超8亿。文学的接受者随着全民族教育的普及和文化水平的提高，自然从旧的知识阶层变为广大的人民大众。长篇小说领域的情况也大体如此。这一切都标志着人民写、写人民和为人民而写的文学新时代的到来。
【刻画了我国历史的真实长卷】 刻画了我国历史发展的真实长卷，比较深刻地反映时代本质，应是新中国长篇小说的又一重要成就。

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发展史

绪论

第三章│新中国长篇小说的历史性成就

走向了人民文学的新时代——刻画了我国历史的真实长卷——塑造了系列具有时代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拓展了长篇的题材、主题、形式、风格和表现手段——提升了长篇创作的思想高度和深度。

应该看到，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长篇小说不同时期的生态环境存在差异，其中也产生不少平庸，乃至失败之作。但总体上仍然获得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取得显著的成就，产生了大量超越性的优秀作品。人们不应忽视，七十年来长篇创作的成就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方面也不断有提高，产生了新的历史特质、新的描写对象，具有了新的思想内涵和新的艺术探索。总体来看，新中国长篇小说的成就主要表现于如下方面：

【走向了人民文学的新时代】 新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的历史性成就，首先在于它与新中国文学一起走向了人民文学的新时代。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平民文学”和后来“革命文学”“左翼文学”的兴起，特别是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号召文艺应表现工农兵、为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人民群众包括工农兵与知识分子，以及其他人民阶层，都被许多文学作品所描写。而到新中国成立之后，不但文学描写的对象产生巨变，人民群众代替了传统文学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文学的写作者也发生巨变，除了五四以来的作家仍在写作，新作家更不断涌现和成长，包括从工农兵中涌现和成长的作家，如陈登科、胡万春、高玉宝。大批女作家涌现和成长，到了世纪之交，女作家已占文坛的“半边天”。大量业余作者和网络文学作者，更多来自广大的人民群众，如“打工文学”的作者多是“农民工”，如写出八卷长篇《新战争与和平》的作者李尔重便长期在革命工作岗位坚持业余写作。如今网络文学写手，据《文艺报》报道，竟达千万人以上。新中国成立时，全国人口5.5亿人，文盲占80%，而到了2000年，全国人口增到14亿人，文盲仅占6.72%。今日全国各族人民中网民便超8亿。文学的接受者随着全民族教育的普及和文化水平的提高，自然从旧的知识阶层变为广大的人民大众。长篇小说领域的情况也大体如此。这一切都标志着人民写、写人民和为人民而写的文学新时代的到来。

【刻画了我国历史的真实长卷】 刻画了我国历史发展的真实长卷，比较深刻地反映时代本质，应是新中国长篇小说的又一重要成就。

一切文学作品都体现创作主体与客体的统一，虽然不能要求文学作品像银版照相一样再现现实，但文学史上的优秀作家总能深刻地反映现实的本质，描绘出现实生动真实的画卷，而杰出的作家所创作的长篇小说更能够成为社会生活生动丰富的百科全书。正因篇幅长，故事情节逶迤曲折，描写人物众多，丰富复杂的社会生活才能够得到从容真实的描绘。《水浒传》《红楼梦》之类的作品，在一定意义上，堪称是“时代的镜子”，举凡三教九流、贵宦平民、城乡风情和民俗，乃至建筑样式、上贡礼单、治病药方等等，特定时代社会生活中的一切，莫不入作家的笔下。新中国成立以后，作家多具有历史唯物史观，能够更正确认识历史中复杂的人物关系，再现人际关系形成的一定社会结构，而在对生活的亲身或间接体验中又能把握很多具有时代特征的生动细节，从而也就能够描绘广阔的社会历史图画，在相当真实的基础上再现新中国的社会变动或我国古代的历史浮沉。这些都使其作品描绘的真实画卷超越于前人，多能再现历史长河奔腾的主流和脉动。如梁斌的《红旗谱》、欧阳山的《一代风流》、陆地的《瀑布》等反映我国民主革命的艰难历程；赵树理的《三里湾》、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柳青的《创业史》、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描写新中国成立后农村的变革；草明的《原动力》、雷加的《春天来到鸭绿江》、艾芜的《百炼成钢》、程树榛的《钢铁巨人》等再现我国工业化的崎岖路途；“文化大革命”的伤痕与悖谬，在陈国凯的《代价》和柯云路等人的多部长篇中都得到生动的刻画；玛拉沁夫的《茫茫的草原》等各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长篇小说，更展开了我国文学史上罕见的各兄弟民族地区的高原、沙漠、大山、草原的风光和绚丽多彩的民俗风情；而姚雪垠的《李自成》以及凌力、二月河、刘思奋等的历史长篇书写不同朝代的风云变幻，举凡庙堂中的庭争面折、战场上的金戈铁马、深闺里的儿女情长，莫不见于作家笔下，从杨书案的《炎黄二帝》到任光椿的《辛亥风云录》，举凡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直到孙中山，在新中国都有长篇小说家写过。他们的创作，堪称展现了中国历史波澜壮阔的璀璨长卷，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

【塑造了系列具有时代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 塑造了系列具有时代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也是新中国长篇小说的重要成就之一。

文学是人学。人物形象的刻画是文学*吸引读者的所在，也是作家描写的中心。而典型人物形象的塑造，历来是优秀文学作品的追求。一部长篇小说往往能够描写几十、上百个甚至数百个人物，表现他们的性格、行为和命运，刻画人物丰满、生动的形象，乃至塑造深刻的艺术典型，呈现特定时代丰富的人物画廊，因而，自然比其他艺术形式更能满足人们广阔的审美和认知需求。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新中国长篇小说作家多能够从复杂的人物关系中去把握人的命运和性格，因而所描写的人物形象极为丰富多样。既有普通的工农兵和知识分子等人民群众的形象，也有其他阶层代表性的人物形象，还有历史上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贩夫走卒等三教九流的形象，其中许多人物形象都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尤其是对具有新时代特征的人民英雄的典型形象的塑造，更为我国文学画廊添加了前所未有的意义深远的色彩丰富的群像。如梁斌《红旗谱》中的朱老忠，杨沫《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曲波《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艾芜《百炼成钢》中的秦德贵，柳青《创业史》中的梁生宝，罗广斌和杨益言《红岩》中的江姐、许云峰，还有玛拉沁夫《茫茫的草原》中的铁木尔，李乔《欢笑的金沙江》中的挖七、阿火黑日等，都深刻影响了广大的读者，促进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

塑造英雄典型，这是世界文学和我国文学的重要传统。马克思主义指出人民群众在创造历史中的决定性作用，但也承认英雄人物的重要历史作用。英雄人物总体现一定的进步性，其超人的品质和坚强性格，往往为人们所景仰，并鼓舞人们为更美好的未来而奋斗。在中国的革命历程中，革命英雄人物辈出，新中国长篇小说为这样的人物塑造光辉的典型，乃属必然，也是作家的光荣责任。

在人物形象刻画中，如何理解人性，必然成为历代作家难以回避的认识课题。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人性是历史地形成的。正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为阐释人性的发展和进步、揭示人性从野蛮走向文明提供了科学的基础。我们曾有抽象人性论泛滥的误区，也有将阶级性与人性相对立而将共同人性描写视为歧途和畏途的偏向。其实，共性总存在于个性中，阶级社会里人性总有阶级性的一定烙印，也总存在其他普遍的共同的人性，如家族性、民族性、人类性等，这完全符合辩证法的思想。新中国长篇小说家，特别是近四十年来的长篇小说作家，大多是维护这种见解的。因此，对于人性复杂结构的探求，对于美好人性的赞颂和对于人性丑恶的鞭挞，一直为多数作家所努力。这也使他们的作品具有对人性激浊扬清的作用，往往成为铸造美好人性，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教科书。上述《红旗谱》等优秀的长篇小说塑造的众多人物形象正激发了我国广大读者对于美好人性的向往和对丑恶人性的鄙弃；而从王蒙的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对倪吾诚形象的刻画以及姚雪垠的历史小说《李自成》对李自成、崇祯皇帝等形象的描写中，读者也见识了不同人物的复杂人性。七十多年来，特别是近四十年，对于人的解放、人性的挖掘和崇高人性的赞颂，日益成为长篇小说的自觉追求，从而使长篇小说深刻地影响一代又一代人的精神世界。

【拓展了长篇的题材、主题、形式、风格和表现手段】新中国长篇创作的另一重要成就，是拓展了长篇的题材、主题、形式、风格和表现手段。

新中国成立之初，歌颂人民革命和反映社会主义建设，成为长篇小说创作*主要的题材和主题。当年的长篇小说只有《李自成》**部属于历史题材。其他如《风云初记》《保卫延安》《红日》《林海雪原》等描写的都是人民革命斗争，而《三里湾》《山乡巨变》《创业史》《百炼成钢》《乘风破浪》《上海的早晨》等反映的都是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而新中国成立初继承五四新文学的传统，特别是解放区文学的传统，还受到苏联文学的有力影响，长篇小说的形式已初见多样，小说风格在明朗、清新、淳朴的时代风气下也显现具体作家作品的不同。写革命风云，孙犁的《风云初记》诗意洋溢，梁斌的《红旗谱》笔锋雄健；写战争，吴强的《红日》与曲波的《林海雪原》也风格各异。自改革开放以来，长篇小说的题材、主题、形式、风格更趋多样化。天上、地下、历史、未来、鸟兽、鬼怪无不进入长篇小说的创作，可谓五花八门，令读者眼花缭乱。仅莫言的长篇小说，从《红高粱家族》的反传统描写，到《檀香刑》的奇想与民间唱词体，到《生死疲劳》中的地主下世能变成各种动物经历时代的变革，等等，就见出作家探索的多种向度。长篇小说风格或清新、俊朗，或细腻、柔美，或刚健、雄浑，不一而足。除了现实主义的白描、浪漫主义的幻想，还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意识流、象征、荒诞、魔幻、碎片化和客观真实主义等手法，也莫不被这时期长篇小说作家所吸收和借鉴。而从新中国长篇小说发展的宏观角度来看，叙事方式、描写语言大步走向民族化、大众化，则是明显的艺术主流。我国传统长篇虽也多用白话，但往往固化于章回体的模式。五四以来新文学的长篇创作，固然有许多新创，包括叙事形式和语言运用的新创，但一度出现欧化的现象，往往脱离广大的读者群众。新中国长篇小说如上所述既继承“五四”新文学的优良传统，又发扬了解放区文学民族化、大众化的成就，在七十年的创作过程中，还汲取现代西方小说的优点和长处，包括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可取视角和表现手段，因而，叙事形式不仅有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也有**人称或并用多人称以及故事体、日记体、书信体、词典体等多种体式。在群众性口语的基础上，既吸纳传统文言有生命力的成分，又借鉴西方严密的语言逻辑，还大量从民间汲取生动活泼的口语，从而创造出新的现代化、民族化、群众化的小说语言。这些都是新中国文学，包括长篇小说的新贡献。

【提升了长篇创作的思想深度和高度】 提升了长篇创作的思想深度和高度，同样是新中国长篇创作的重要成就。

长篇小说创作的思想深度和高度，既取决于作者对社会生活体验和把握的深度，也取决于作者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达到的时代高度。新中国长篇小说家多传承和发扬传统的爱国主义思想，多受到马克思主义——当代科学世界观和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的影响和熏陶，因而他们的优秀作品大多达到新的思想深度与高度，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陶冶人性、铸造民族灵魂提供了正向的能量。

在新中国长篇小说的创作中，如何对待人道主义思想，曾是颇具争议的难题，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才获得比较合理的认识。这一议题的讨论对于提高文学创作的思想深度和高度，有着重要的影响。

元明清以来，我国长篇小说传播的思想基本上仍是封建的思想体系。毛泽东曾指出，对于封建时代的文化，我们应当“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 。封建时代儒家的“泛爱众而亲仁”的仁爱观念和“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的民本思想，就属于民主性精华，体现了那时朴素的人道主义。西方启蒙主义思想家伏尔泰、狄德罗都受过西方传教士从中国带回欧洲的上述儒家思想的影响。

五四前后，西方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启蒙思想传到我国，个性解放、自由、平等、博爱等民主观念曾成为一时的思想潮流，新文学的开端莫不传布这种潮流。但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传播到我国，唯物史观包括阶级及阶级斗争的学说很快产生强大的影响，革命文学的兴起便是在传播这种影响。新文学中上述两种思想倾向的冲撞和斗争，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的前后。这在新中国成立初的我国文学，包括长篇小说创作中都有明显的体现。由于认识存在一定偏颇，当时文学创作中对于人道主义往往一概否定，展开过不止一次的批判。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术界和文学界都重新审视人道主义问题，承认传统人道主义在世界资产阶级革命中起过伟大的历史作用，而在反封建方面，仍是马克思主义的“同盟军”；还指出社会主义学说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过程中，实际上将人道主义的理想纳入唯物史观的轨道，指出自由、平等、博爱的真正实现和人的个性的彻底解放，只有到阶级消灭后的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完全做到。如马克思所说，共产主义导致人性“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丰富成果的”复归，“等于人道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都不曾笼统地否定人道主义的理想，只是反对和揭露资产阶级张扬人道主义的虚伪。马克思指出，一旦工人阶级起来反抗，资产阶级就把“自由、平等、博爱”代之以“步兵、骑兵、炮兵”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中曾阐明社会主义学说“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十八世纪法国伟大启蒙学者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为彻底的发展”。上述观点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因而这时期的文学创作，包括长篇小说创作中，作家传播的思想就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在承认唯物史观的前提下，也承认人道主义仍存在历史的进步性，提倡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提倡对弱势群体的悲悯精神，便成为许多作品的突出主题。如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戴厚英的长篇小说《人啊，人》和《诗人之死》等“伤痕文学”的主题便较早张扬人道主义。之后，如铁凝的《玫瑰门》《大浴女》，张洁的《方舟》《无字》等，在对人性的深入刻画中，其女性主义倾向就隐含人道主义的立场。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中也凸显对弱势群体的悲悯精神。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既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又充分继承了人类历史上具有进步价值的思想，其中也包含人道主义的积极主张，从而把我国作家的思想水平提到新的深度和高度。其中，长篇小说所起的传播作用尤为重大。

辛亥革命以来，“五族共和”的倡导和中华民族观念形成，而新中国的爱国主义思想不仅更加昂扬，而且与国际主义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想相联系，新时代的爱国主义精神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习近平总书记更一再强调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对于提高我国文学艺术思想性的重要。

爱国主义、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发展，成为新中国文学和长篇小说的重要思想支柱，从而也就使中国长篇小说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精神光彩！

作者简介

张炯，1933年11月出生，1948年参加革命，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1960年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兼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评论》主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名誉会长。著有《文学真实与作家职责》《新时期文学论评》《走向世纪之交》及《新中国文学史》等文学评论、理论、文学史著作三十余种，主编《中华文学通史》《中华文学发展史》等大型丛书，曾获鲁迅文学奖、中国图书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佳研究成果奖等多个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