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李洁非明史书系:野哭--弘光列传(精装)

李洁非的史传叙事往往不满足于对史实的描述，而是把它作为“有力的思想认识方式和工具”；但是，他又很自觉地排斥以义理约束历史叙事的方法，直接用历史材料说明历史。这使得他的史传不仅克服了义理的空疏和概念化，而且区别于通俗历史读物的猎奇和夸张。 ——解玺璋（文学评论家）野哭·序（节选）
两年间，都在从事关于明末弘光朝的写作。去年写完一本，《黑洞：弘光纪事》，是从专题的角度来写，写了十个问题。这一本写人物，名之《野哭：弘光列传》。
书名取自少年英雄夏完淳的《细林野哭》。我在《夏完淳集》里一见到，就被“野哭”两个字攫住了，觉得有股异样的力量。“野”在古汉语，有无家、荒芜并兼野鄙陋文诸意。“野哭”并非只在完淳的笔下出现过，其他朝代，亦有以此为题赋诗者，如唐刘叉之七古，清沈曾植之五律等；但我感觉，似乎用于明清易代之际，这词才格外有百感交集的况味。
弘光年，是明为清亡真正而确切的时间。中国历史，在此面临一个大节点。
盖自宋代以来，中国自身文明经二千年世界领先的农业生产、社会发展所积累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已开始闪现向新的文明阶段跃升或转型的轨迹，《万历十五年》曾称宋代诸多方面“已如现代国家”。惜为蒙人所灭，上述进程中断一百年。好在这一百年，从全球范围看，时间尚不紧迫，中国还耽误得起。元朝被逐，重回荒漠，明继宋起，在思想、文化以及经济发展上，全面祧续宋人。明是个很奇特的朝代，一面很是衰迈、昏黯以至暴虐，一面又孕育着朝气蓬勃的社会历史因素，逮至万历间，各种突破迹象已十分明显。然天不佑中华，明朝自身积攒的激烈社会矛盾终于爆发而导致严重内乱，同时，曾为蒙古所败的金人后裔，在沉沦荒蛮、几近湮灭三百年后，重获新生，日渐具备强大破坏力，而益为明朝大患。内外双忧，并至齐发。明遂先于甲申年（1644）失北都，复于乙酉年（1645）丧南京，终于灭亡。这是继宋亡之后，作为汉族国家的中国第二次整体亡国。但这次后果更为惨痛，原因是同时西方的欧洲也开始其现代转型。无论从经济发展还是文化积累来看，东西方世界本可谓棋逢对手、铢两悉称，正待好好比试一番。可惜，中国却因一个意外情形，从竞赛中退出了——好比奥运会选手在起跑时却突然退赛。
我们于中国因被清朝所主所遭受真正损失的解读，不在民族主义方面或感情。这当中，过去不太注意或很少谈论的，是新统治者与中国文明之间有很大的落差。随之，带来两个后果，一是本身创新能力已然不足，次而，作为异族入主者又势必采取精神思想的高压与箍束。两个因素交织，造成各种羁绊，令中国活力顿失，而严重拖了历史后腿。
事实证明，有清一代，中国虽能秉其发达农业之优势，以及在东方暂无敌手之地利，续其强盛国势至康雍乾时期，但在思想、制度和经济上，却无变革迹象。清朝的好处是，总算比元朝能识良莠，虚心接受、学习和融入高等的文化；而它的问题是，受制于自身高度，只能亦步亦趋，照搬照抄前朝，论创新的能力，实在不足观。这对中国，无形中是多大拖累，后人很难设身处地体会到。实际以明代*后五十年思想、政治、社会的情形来看，若非这一干扰，中国经过当时业已启动的思想启蒙，得以进入制度变革、完成历史蜕变，可能性相当大。然而，异族统治尤其是文化落差，突然间扭转了历史方向。中国落在西方后头，关键就在这二百余年。

野哭·序（节选）

两年间，都在从事关于明末弘光朝的写作。去年写完一本，《黑洞：弘光纪事》，是从专题的角度来写，写了十个问题。这一本写人物，名之《野哭：弘光列传》。

书名取自少年英雄夏完淳的《细林野哭》。我在《夏完淳集》里一见到，就被“野哭”两个字攫住了，觉得有股异样的力量。“野”在古汉语，有无家、荒芜并兼野鄙陋文诸意。“野哭”并非只在完淳的笔下出现过，其他朝代，亦有以此为题赋诗者，如唐刘叉之七古，清沈曾植之五律等；但我感觉，似乎用于明清易代之际，这词才格外有百感交集的况味。

弘光年，是明为清亡真正而确切的时间。中国历史，在此面临一个大节点。

盖自宋代以来，中国自身文明经二千年世界领先的农业生产、社会发展所积累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已开始闪现向新的文明阶段跃升或转型的轨迹，《万历十五年》曾称宋代诸多方面“已如现代国家”。惜为蒙人所灭，上述进程中断一百年。好在这一百年，从全球范围看，时间尚不紧迫，中国还耽误得起。元朝被逐，重回荒漠，明继宋起，在思想、文化以及经济发展上，全面祧续宋人。明是个很奇特的朝代，一面很是衰迈、昏黯以至暴虐，一面又孕育着朝气蓬勃的社会历史因素，逮至万历间，各种突破迹象已十分明显。然天不佑中华，明朝自身积攒的激烈社会矛盾终于爆发而导致严重内乱，同时，曾为蒙古所败的金人后裔，在沉沦荒蛮、几近湮灭三百年后，重获新生，日渐具备强大破坏力，而益为明朝大患。内外双忧，并至齐发。明遂先于甲申年（1644）失北都，复于乙酉年（1645）丧南京，终于灭亡。这是继宋亡之后，作为汉族国家的中国第二次整体亡国。但这次后果更为惨痛，原因是同时西方的欧洲也开始其现代转型。无论从经济发展还是文化积累来看，东西方世界本可谓棋逢对手、铢两悉称，正待好好比试一番。可惜，中国却因一个意外情形，从竞赛中退出了——好比奥运会选手在起跑时却突然退赛。

我们于中国因被清朝所主所遭受真正损失的解读，不在民族主义方面或感情。这当中，过去不太注意或很少谈论的，是新统治者与中国文明之间有很大的落差。随之，带来两个后果，一是本身创新能力已然不足，次而，作为异族入主者又势必采取精神思想的高压与箍束。两个因素交织，造成各种羁绊，令中国活力顿失，而严重拖了历史后腿。

事实证明，有清一代，中国虽能秉其发达农业之优势，以及在东方暂无敌手之地利，续其强盛国势至康雍乾时期，但在思想、制度和经济上，却无变革迹象。清朝的好处是，总算比元朝能识良莠，虚心接受、学习和融入高等的文化；而它的问题是，受制于自身高度，只能亦步亦趋，照搬照抄前朝，论创新的能力，实在不足观。这对中国，无形中是多大拖累，后人很难设身处地体会到。实际以明代*后五十年思想、政治、社会的情形来看，若非这一干扰，中国经过当时业已启动的思想启蒙，得以进入制度变革、完成历史蜕变，可能性相当大。然而，异族统治尤其是文化落差，突然间扭转了历史方向。中国落在西方后头，关键就在这二百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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