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吕著中国通史(图文导读版)精--吕思勉历史著作集/吕思勉著 张国刚导读

本书特色

◎原作者享誉史林，久为读者青睐。吕思勉先生深受顾颉刚、谭其骧、杨联陞、严耕望等史学名家大家之赞誉，如顾颉刚赞为“全国中精熟全史者唯此一人”，谭其骧称“能如先生之于书几无所不读，虽以史学名家而兼通经、子、集三部，述作累数百万言，淹博而多所创获者，吾未闻有第二人”，严耕望先生更是推许其为民国四大史学家之一。所撰二十种左右的教科书，大多自出版以来再版不断。

◎名家倾情撰写导读，纵论其学术地位。新版特邀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张国刚先生撰写导读，宏文从中国现代学术两大转变着眼，指出吕思勉先生与梁启超、王国维、胡适、顾颉刚、陈寅恪、傅斯年、郭沫若、范文澜等均为**次转变的重要代表人物。吕思勉先生既接受了新学的洗礼，又保持着浓厚的旧学传统，著述多持平允之论，在当今具有重读、再读的价值。

◎学术性与通俗性兼备，文化史经典读本。书分为上编和下编，作者有意将上编“中国文化史”置于下编“中国政治史”之前，一反传统史书的旧体例。作者认为人类的一切行为都与文化有关，因此他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纳入广义文化史中，使得上编涉及婚姻、族制、政体、阶级、财产、官制、选举、赋税、兵制、刑法、实业、货币、衣食、住行、教育、语文、学术、宗教共十八个专题，内容广博，条理清晰，学术性与通俗性兼备，是不可多得的文化史经典读本。

◎还原历史场景，甄选一百七十余图。在当今视觉时代之下，“无图不成书”，“无图不读书（通俗类）”。此次新版配有与书中内容密切相关的图片一百七十余幅，不仅来源广，而且类型多，涉及绘画、书法、壁画、石刻、旧刻本、手稿、老照片、年画、版画、漫画，等等。版式美观，文图交辉。

内容简介

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中国近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与陈垣、陈寅恪、钱穆并称为“现代四大史家”。《吕著中国通史（名家导读版）》是“吕思勉历史著作集”的一种，拟请著名历史学家、虞云国教授进行导读，引导读者深入了解本书的特点、影响，以及吕思勉历史研究的价值等。当代名家学者导读前辈历史名著，相当于不仅给读者提供智慧宝藏，还给配送了一把打开宝藏的钥匙，对更好理解历史有很好的帮助。同时，本书将采用适合现代读者阅读习惯的新版式，打造一套高品质、高质量的历史文化大众读本。

前言

绪 论

历史，究竟是怎样一种学问？研究了他，究竟有什么用处呢？
这个问题，在略知学问的人，都会毫不迟疑地作答道：历史是前车之鉴。什么叫做前车之鉴呢？他们又会毫不迟疑地回答道：昔人所为而得，我可以奉为模范；如其失策，便当设法避免；这就是所谓“法戒”。这话骤听似是，细想就知道不然。世界上哪有真相同的事情？所谓相同，都是察之不精，误以不同之事为同罢了。远者且勿论。欧人东来以后，我们应付他的方法，何尝不本于历史上的经验？其结果却是如何呢？然则历史是无用了么？而不知往事，一意孤行的人，又未尝不败。然则究竟如何是好呢？
历史虽是记事之书，我们之所探求，则为理而非事。理是该括众事的，事则只是一事。天下事既没有两件真相同的，执应付此事的方法，以应付彼事，自然要失败。根据于包含众事之理，以应付事实，就不至于此了。然而理是因事而见的，舍事而求理，无有是处。所以我们求学，不能不顾事实，又不该死记事实。<p><strong>绪 论</strong></p> <p> </p> <p>历史，究竟是怎样一种学问？研究了他，究竟有什么用处呢？</p> <p>这个问题，在略知学问的人，都会毫不迟疑地作答道：历史是前车之鉴。什么叫做前车之鉴呢？他们又会毫不迟疑地回答道：昔人所为而得，我可以奉为模范；如其失策，便当设法避免；这就是所谓“法戒”。这话骤听似是，细想就知道不然。世界上哪有真相同的事情？所谓相同，都是察之不精，误以不同之事为同罢了。远者且勿论。欧人东来以后，我们应付他的方法，何尝不本于历史上的经验？其结果却是如何呢？然则历史是无用了么？而不知往事，一意孤行的人，又未尝不败。然则究竟如何是好呢？</p> <p>历史虽是记事之书，我们之所探求，则为理而非事。理是该括众事的，事则只是一事。天下事既没有两件真相同的，执应付此事的方法，以应付彼事，自然要失败。根据于包含众事之理，以应付事实，就不至于此了。然而理是因事而见的，舍事而求理，无有是处。所以我们求学，不能不顾事实，又不该死记事实。</p> <p>要应付一件事情，必须明白他的性质。明白之后，应付之术，就不求而自得了。而要明白一件事情的性质，又非先知其既往不可。一个人，为什么会成为这样子的一个人？譬如久于官场的人，就有些官僚气；世代经商的人，就有些市侩气；向来读书的人，就有些迂腐气；难道他是生来如此了么？无疑，是数十年的做官、经商、读书养成的。然则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亦是如此了。中国的社会，为什么不同于欧洲？欧洲的社会，为什么不同于日本？习焉不察，则不以为意，细加推考，自然知其原因极为深远复杂了。然则往事如何好不研究呢？然而已往的事情多着呢，安能尽记？社会上每天所发生的事情，报纸所记载的，奚啻亿兆京垓分之一。一天的报纸，业已不可遍览，何况积而至于十年、百年、千年、万年呢？然则如何是好？</p> <p>须知我们要知道一个人，并不要把他已往的事情，通统都知道了，记牢了。我，为什么成为这样一个我？反躬自省，总是容易明白的，又何尝能把自己已往的事，通统记牢呢？然则要明白社会的所以然，也正不必把已往的事，全数记得，只要知道“使现社会成为现社会的事”就够了。然而这又难了。</p> <p>任何一事一物，要询问他的起源，我们现在，不知所对的很多。其所能对答的，又十有八九靠不住。然则我们安能本于既往，以说明现在呢？</p> <p>这正是我们所以愚昧的原因，而史学之所求，亦即在此。史学之所求，不外乎：（一）搜求既往的事实，（二）加以解释，（三）用以说明现社会，（四）因以推测未来，而指示我们以进行的途径。</p> <p>往昔的历史，是否能肩起这种任务呢？观于借鉴于历史以应付事实失败者之多，无疑地是不能的。其失败的原因安在呢？列举起来，也可以有多端，其中*重要的，自然是偏重于政治。翻开二十五史来一看，从前都说二十四史，这是清朝时候，功令上所定为正史的。民国时代，柯劭忞所著的《新元史》业经奉徐世昌总统令，加入正史之中，所以现在该称二十五史了。所记的，全是些战争攻伐，在庙堂上的人所发的政令，以及这些人的传记世系。昔人称《左氏》为相斫书，近代的人称二十四史为帝王的家谱，说虽过当，也不能谓其全无理由了。单看了这些事，能明白社会的所以然么？从前的历史，为什么会有这种毛病呢？这是由于历史是文明时代之物，而在文明时代，国家业已出见，成为活动的中心，常人只从表面上看，就认为政治可以该括一切，至少是社会现象中*重要的一项了。其实政治只是表面上的事情。政治的活动，全靠社会做根柢。社会，实在政治的背后，做了无数更广大、更根本的事情。不明白社会，是断不能明白政治的。所以现在讲历史的人，都不但着重于政治，而要着重于文化。</p> <p>何谓文化？向来狭义的解释，只指学术技艺而言，其为不当，自无待论。说得广的，又把一切人为的事，都包括于文化之中，然则动物何以没有文化呢？须知文化，正是人之所以异于他动物的。其异点安在呢？凡动物，多能对外界的刺激而起反应，亦多能与外界相调适。然其与外界相调适，大抵出于本能，其力量极有限，而且永远不过如此。人则不然。所以人所处的世界，与动物所处的世界，大不相同。</p> <p>人之所以能如此，（一）由其有特异的脑筋，能想出种种法子；（二）而其手和足全然分开，能制造种种工具，以遂行其计划；（三）又有语言以互相交通，而其扩大的即为文字。此人之所知、所能，可以传之于彼；前人之所知、所能，并可以传之于后。因而人的工作，不是个个从头做起的，乃是互相接续着做的。不像赛跑的人，从同一地点出发，却像驿站上的驿夫，一个个连接着，向目的地进行。其所走的路线自然长，而后人所达到的，自非前人所能知了。然则文化，是因人有特异的禀赋，良好的交通工具，所成就的控制环境的共业。动物也有进化的，但他的进化，除非改变其机体，以求与外界相适应，这是要靠遗传上变异淘汰等作用，才能达到目的的，自然非常迟慢。人则只须改变其所用的工具，和其对付事物的方法。我们身体的构造，绝无以异于野蛮人，而其控制环境的成绩，却大不相同，即由其一为生物进化，一为文化进化之故。</p> <p>人类学上，证明自冰期以后，人的体质，无大变化。埃及的尸体解剖，亦证明其身体构造，与现今的人相同。可见人类的进化，全是文化进化。恒人每以文化状况，与民族能力，并为一谈，实在是一个重大的错误。遗传学家，论社会的进化，过于重视分子的先天能力，也不免为此等俗见所累。至于有意夸张种族能力的，那更不啻自承其所谓进化，将返于生物进化了。从理论上说，人的行为，也有许多来自机体，和动物无以异的，然亦无不披上文化的色彩。如饮食男女之事，即其*显明之例。所以在理论上，虽不能将人类一切行为，都称为文化行为，在事实上，则人类一切行为，几无不与文化有关系。可见文化范围的广大。能了解文化，自然就能了解社会了。人类的行为，源于机体的，只是能力。其如何发挥此能力，则全因文化而定其形式。</p> <p>全世界的文化，到底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这个问题，还非今日所能解决。研究历史的人，即暂把这问题置诸不论不议之列亦得。因为目前分明放着多种不同的文化，有待于我们的各别研究。话虽如此说，研究一种文化的人，专埋头于这一种文化，而于其余的文化，概无所见，也是不对的。因为（一）各别的文化，其中仍有共同的原理存；（二）而世界上各种文化，交流互织，彼此互有关系，也确是事实。</p> <p>文化本是人类控制环境的行为，环境不同，文化自因之而异。及其兴起以后，因其能改造环境之故，愈使环境不同。人类遂在更不相同的环境中进化。其文化，自然也更不相同了。文化有传播的性质，这是毫无疑义的。此其原理，实因人类生而有求善之性，智。与相爱之情。仁。所以文化优的，常思推行其文化于文化相异之群，以冀改良其生活，共谋人类的幸福。其中固有自以为善而实不然的，强力推行，反致引起纠纷，甚或酿成大祸，宗教之传布，即其一例。但此自误于愚昧，不害其本意之善。而其劣的，亦恒欣然接受。其深闭固拒的，皆别有原因，当视为例外。这是世界上的文化所以交流互织的原因。而人类的本性，原是相同的。所以在相类的环境中，能有相类的文化。即使环境不同，亦只能改变其形式，而不能改变其原理。正因原理之同，形式不能不异，即因形式之异，可见原理之同，昔人夏葛冬裘之喻*妙。此又不同的文化，所以有共同原理的原因。以理言之如此。以事实言，则自塞趋通，殆为进化无疑的轨辙。试观我国，自古代林立的部族，进而为较大的国家，再进而为更大的国家，再进而臻于统一，更进而与域外交通，开疆拓土，同化异民族，无非受这原理的支配。转观外国的历史，亦系如此。</p> <p>今者世界大通，前此各别的文化，当合流而生一新文化，更是毫无疑义的了。然则一提起文化，就该是世界的文化，而世界各国的历史，亦将可融合为一。为什么又有所谓国别史，以研究各别的文化呢？这是因为研究的方法，要合之而见其大，必先分之而致其精。况且研究的人，各有其立场。居中国而言中国，欲策将来的进步，自必先了解既往的情形。即以迎受外来的文化而论，亦必有其预备条件。不先明白自己的情形，是无从定其迎距的方针的。所以我们在今日，欲了解中国史，固非兼通外国史不行，而中国史亦自有其特殊研究的必要。</p> <p>人类已往的社会，似乎是一动一静的。我们试看，任何一个社会，在已往，大都有个突飞猛进的时期。隔着一个时期，就停滞不进了。再阅若干时，又可以突飞猛进起来。已而复归于停滞。如此更互不已。这是什么理由？解释的人，说节奏是人生的定律。个人如此，社会亦然。只能在遇见困难时，奋起而图功，到认为满足时，就要停滞下来了。社会在这时期，就会本身无所发明；对于外来的，亦非消极的不肯接受，即积极的加以抗拒。世界是无一息不变的。不论自然的和人为的，都系如此。人，因其感觉迟钝，或虽有感觉，而行为濡滞之故，非到外界变动，积微成著，使其感觉困难时，不肯加以理会，设法应付。正和我们住的屋子，非到除夕，不肯加以扫除，以致尘埃堆积，扫除时不得不大费其力一样。这是世界所以一治一乱的真原因。傥使当其渐变之时，随时加以审察，加以修正，自然不至于此了。</p> <p>人之所以不能如此，昔时的人，都以为这是限于一动一静的定律，无可如何的。我则以为不然。这种说法，是由于把机体所生的现象和超机现象并为一谈，致有此误。须知就一个人而论，劳动之后，需要休息若干时；少年好动，老年好静；都是无可如何之事。社会则不然。个体有老少之殊，而社会无之。个体活动之后，必继之以休息，社会则可以这一部分动，那一部分静。然则人因限于机体之故，对于外界，不能自强不息地为不断的应付，正可借社会的协力，以弥补其缺憾。然则从前感觉的迟钝，行为的濡滞，只是社会的病态。如因教育制度不良，致社会中人，不知远虑，不能豫烛祸患；又如因阶级对立尖锐，致寄生阶级，不顾大局的利害，不愿改革等，都只可说是社会的病态。我们能矫正其病态，一治一乱的现象，自然可以不复存，而世界遂臻于郅（zhì，意为极、*）治了。这是我们研究历史的人*大的希望。</p> <p>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序》，把历史上的事实分为两大类：一为理乱兴亡，一为典章经制。这种说法，颇可代表从前史学家的见解。一部二十五史，拆开来，所谓纪传，大部分是记载理乱兴亡一类的事实的，志则以记载典章经制为主。表二者都有。理乱兴亡一类的事实，是随时发生的，今天不能逆料明天。典章经制，则为人豫设之以待将来的，其性质较为永久。所以前者可称为动的史实，后者可称为静的史实。史实确乎不外这两类，但限其范围于政治以内，则未免太狭了。须知文化的范围，广大无边。两间的现象，除（一）属于自然的，（二）或虽出于生物，而纯导源于机体的，一切都当包括在内。他综合有形无形的事物，不但限制人的行为，而且陶铸人的思想。在一种文化中的人，其所作所为，断不能出于这个文化模式以外，所以要讲文化史，非把昔时的史料，大加扩充不可。**部所定大学课程草案，各学院共同必修科，本有文化史而无通史。后又改为通史，而注明当注重于文化。大约因为政治的现象，亦不可略，怕改为文化史之后，讲授的人，全忽略了政治事项之故，用意固甚周详。然大学的中国通史，讲授的时间，实在不多。若其编制仍与中学以下同，所讲授者，势必不免于重复。所以我现在换一个体例。先就文化现象，分篇叙述，然后按时代加以综合。我这一部书，取材颇经拣择，说明亦力求显豁。颇希望读了的人，对于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文化现象，略有所知，因而略知现状的所以然；对于前途，可以预加推测，因而对于我们的行为，可以有所启示。以我之浅学，而所希望者如此，自不免操豚蹄而祝篝车之诮，但总是我的一个希望罢了。</p>

作者简介

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笔名驽牛、程芸、芸等，江苏常州人。中国现代著名史学家。曾任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编辑。1926年至1951年任上海光华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1951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任历史学一级教授。1957年病逝于上海，享年74岁。2018年，入选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推出的首批“上海社科大师”。吕思勉先生毕生致力于历史研究和教学，为教学与研究互动之楷模。学术体系博大精深，贯通与专精兼具，在通史、断代史、社会史、民族史、文学史、文字学等领域皆有建树。教学之余，勤于著述，主要著作有《白话本国史》《吕著中国通史》《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吕著中国近代史》《先秦学术概论》《经子解题》《理学纲要》《宋代文学》《中国社会史》《中国民族史》《吕著史学与典籍》《文字学四种》《吕思勉读史札记》等，后被汇集为《吕思勉全集》。

张国刚，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主要致力于中国古代史、中西文化关系史的研究。为清华大学本科生及社会各界讲授《资治通鉴》，颇受欢迎。2014年被评为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学名师。所著《〈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入选“2016中国好书”。主要著述包括《〈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中西文化关系史》《唐代藩镇研究》《佛学与隋唐社会》《唐代家庭与社会》《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从中西初识到礼仪之争：明清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资治通鉴启示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