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思潮论争史

**章　文艺复兴思潮与新人文主义思潮的论争
　**节 “五四"新文化倡导者与“学衡派’’
　　一、“学衡派”产生的背景
1917年1月，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刊登于《新青年》，他提出改良文学的“八事”，发起文学革命。2月，陈独秀即发表《文学革命论》，提出“三大主义”，矛头直指封建文学“文以载道”的主张，“不顾迂儒之毁誉”大胆批判以归有光、方苞、刘大槐、姚鼐为代表的尊古蔑今、咬文嚼字的桐城派古文，袁枚、邵齐焘、刘星炜、孔广森、吴锡麒、曾燠、孙星衍、洪亮吉八大家的铺陈空泛、涂脂抹粉的骈体文和以黄庭坚为代表的内容枯燥、用典冷僻、文字艰涩的江西诗派。倡导广大民众易于接受的新文学，即内容新鲜、立诚，形式明了，具有通俗、平易、抒情特点的国民文学、写实文学和社会文学，强调文学“革新政治”、“开发文明”，改造“国民性”的社会功利目的。无论胡适还是陈独秀，都主张彻底打倒孔孟之道，高擎科学、民主两面大旗，“以白话为文学正宗”。
“五四”文学革命由此拉开了序幕，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等立即热烈响应。钱玄同指斥“选学妖孽”、“桐城谬种”，力主“言文一致”；刘半农提出破旧韵造新韵，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打破旧文体；周作人更是从理论上深化了文学革命，发表《人的文学》、《平民文学》和《思想革命》三篇文章，批判封建文学是“非人的文学”，张扬人道主义和个性解放，倡导“灵肉一致”和“为人生”的文学主张。之后，鲁迅以白话创作的《狂人日记》实践了文学革命的理论主张，无可辩驳地证实了“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主张的正确。文学革命由此进入了深入发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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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事物在发展过程中都有可能走向它的负面。1923年后，“整理国故”和“研究国学”，从理论到实践都暴露出了自身的许多问题。……（胡适）向广大青年大开 “国学书目”，要求中学的国文课以四分之三的时间去读古文，而更为偏激的是要求一年级学生就去读封建复古派章士钊、林纾等人的古文。结果害得一些无知青年埋入故纸堆里，脱离现实；一些顽固的封建文人则趁此诋毁新文学。1925 年后，胡适退出新文化统一战线，号召青年踱进研究室，其消极作用更是不可低估。虽则如此，我们还不能因此否定胡适在 “整理国故” 初期所起的积极作用和“整理国故”这一日号在实践上的进步意义。

鲁迅目睹封建旧文人大搞复古活动，使不少无知青年陷进“故纸堆”里，对他触动很大，他再也不能保持沉默了，于是先后写了《所谓“国学”》、《以震其艰深》、《不懂的音译》、《望勿“纠正”》、《未有天才之前》、《青年必读书》、《就是这么一个意思》、《碎话》、《忽然想到（六）》等一系列文章，尖锐地揭示“整理国故” 的内容和方向的转化带来的弊端。……在《青年必读书》中，他认为：“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要紧的是 “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

……显然，鲁迅对青年的告诚是针对胡适而言的，胡适以整理国故为由，给青年大开读书书目，致使青年钻进故纸堆中，“与现实人生离开”。鲁迅告诚的良苦用心还在于使青少年——或者竟不受封建文化的毒害，希望他们从外国书里借鉴活人的崭新的生活。另外，在思想观念、价值取向上，他与胡适的观点相左，他强调现在的青年*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即在民族危亡之际，*要紧的是投身到实践斗争中去，把个人利益与民众的生存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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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对损害文学的自身独立性是极为反对的。他认为文学自身的独立性丧失后，必然出现两种倾向：一是文学与政治结缘；一是文学与商业结缘。其结果是文学的“清客化”和文学的“商业化”，前者使文学成为政治的“副产物”或“点缀品”，显示出纯粹的政治功利；后者使文学成为商家牟利的工具，而显示出“太近于‘白相的’文学态度了”。他的这一观点，在左翼文学与“新月派”论争时已有表述。

沈从文并不否认文学与社会人生的联系，也不否认政治是人生的一部分。因此，他认为文学反映社会人生时应不只是限定在政治之中，它应该有广阔的视角和题材。他承认文学应该
去描写高尚的人生理想，甚至去宣扬“民主”、“社会主义”的主张，以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但是必须要求作家“贴近血肉人生”，真切地透彻地感受和认识社会人生，而不是随意地标签式地去描写现实，否则，文学的审美艺术、个性特征便丧失殆尽了。

他的这种要求文学自身的独立性的文学观在 30年代特定的历史和文学的背景下是孤立无援的。
——廖超慧《中国现代文学思潮论争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