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昌硕经典印作技法解析

吴昌硕的一生，以诗、书、画、印“四绝”蜚声艺坛，名震海内外。他先学印，再学诗、书，后学画，*后将此四者融会贯通，创造性地继承了中国民族艺术的优秀传统，并独立发挥他自己的个性与特长。从而在书、画、印方面形成了鲜明的个人风格，可谓画中有书、印，印中有书、画，且各有诗情意境。他的艺术作品，都具有强烈的艺术特征，那就是“气势磅礴，魄力雄伟，用笔豪放，墨色浓重，于浑朴中见华滋，于厚重中寓灵动”(刘江《吴昌硕篆刻艺术研究》)，将伟大的民族精神，质朴的时代风貌，憨厚的个人品格融会其中。在书法方面，昊昌硕青少年时期多以临摹楷书为主，先从颜体入手，后沉湎于魏晋钟繇小楷，注重用笔的含蓄和结字的浑朴内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青少年时期他游学于杭州、湖州、苏州，因结识拜见时彦如杨见山等，便对篆隶浸染较多，受邓石如、吴让之等书家笔法的影响很大，曾临摹过大量的汉碑，如《嵩山石刻》、《张迁碑》、《石门颂》、《祀三公山碑》等等。定居苏州后又醉心于篆书，可能他已认识到篆书对篆刻创作的重要作用，*后他选定《石鼓文》作为主要的临摹对象，其后数十年临池不辍，并深入钻研。他在题《何子贞(绍基)太史书册》诗中写遣“曾读百汉碑，曾抱十石鼓。”这是他对自己学书的小结。而且他65岁自记《石鼓》临本时还说：“佘学篆好临《石鼓》，数十年从事于此，一日有一日之境界。”的确，他在书法上的创造，以石鼓篆文之新境*为夺目。吴昌硕的行草书，初学王铎，后学欧阳询与米芾，中年后多参黄庭坚书意，能以篆隶笔法作行草，又以行草结体作篆书，因此他的书法作品，起笔多藏锋，行笔重气势，结字多斜侧，体貌皆舒展，线条疾涩相生，遒劲凝练，显示出激越的气派、铿锵的节奏和开阔的境界。 吴昌硕学习绘画，要比学书、学印晚得多。有资料记载大约在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他29岁时，在上海认识画家高邕之，受到感染和影响后在家乡从潘芝畦学画梅，继而在杭州从吴伯滔学山水、花卉等，但进步不明显。后来由于他的书法篆刻功夫渐深，又曾有幸在大收藏家府上观赏到文物、古字画、金石拓片等，眼力大有提高，因此，当他经高邕之介绍向上海画家任伯年求教时，任说吴绘画用笔好，这增强了吴昌硕学画的信心，从此任、吴二人常在师友之间，交往甚笃。其间，吴昌硕又结识了蒲华、胡公寿、陆廉夫等画家，谈艺切磋，绘画有长足进步。因为眼界开阔，学养渐深，吴昌硕开始广泛吸取传统绘画之精华，极为推崇青藤(徐渭)、雪个(八大山人)、石涛(朱若极)、石田(沈周)等大家，并且熔多家之长于一炉，遗貌取神，为己所用，又参以书法用笔之妙，使其画亦透出笔酣墨舞，真气磅礴的雄伟气象。因画科为大宗，所以吴氏的画名反而逐渐比他的书法、篆刻之名更响。 吴昌硕的艺术世界中，篆刻举足轻重一是学习篆刻的时间早(14岁)：二是从事篆刻创作的时间长，“予少好篆刻，自少至老，与印不一日离”(吴昌硕《西泠印社记》)；三是生前所出版的印谱多(约十多种)。在长期的篆刻艺术实践中，吴昌硕“不受束缚雕镌中”(《自述》诗)，探索出治印求变之道，形成了“自我作古空群雄”的独特印风。关于吴昌硕篆刻的学习过程，其印风的演变和影响，是本书的重点，下文再详述。总之，吴昌硕的生平及其艺术道路是崎岖不平的，青少年艰辛困苦，为避乱谋生而四处奔波；壮年好学，寻师访友多游历于苏杭，这是他在艺术上走向成功的关键一步；晚年艺成，诗、书、画、印融会贯通，正如他的《刻印偶成》诗句所言：“诗文书画有真意，贵能深造求其通”。 P9-P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