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艺术(五)

正因为灵魂或绝对实体具有如上性质，所以尽管各项二元对立都曾遭到苏格拉底或柏拉图的怀疑，但在始源的层面上，他们始终倾向于认为，它们是成立的。不过，正如《巴门尼得篇》所*终证明的那样，前述二元对立的论断*终是无法证明的，那么，绝对的本质同一性、从不在场的价值的始源、纯全的美和善究竟是如何起源的，又是如何书写进可朽的、不统一的、无理智的、可分解的、从来都不可能保持自身一致的凡人的心灵的呢？——解构的建树性就恰恰表现在此处：
　　在德里达看来，尽管所有的二元对立都是虚假的，尽管意义的踪迹由差异和差异的差异构成，但世界的原初起源仍然是可能的。这一可能性就是：在意义这一绝对的他者、书写者与书写的接受者之间，存在着某种“本质”的反复。如果没有了这种反复，意义如何能一再地自我显现并与意义的领会者一再地照面？如果没有了这种反复，任何单个的书写行为如何可能被书写的接受者认可为书写行为？因此，如果存在着边界，那么任何边界都不发生在灵魂／肉体、神圣／凡俗、不朽／可朽、理智／情感、统一／分解、单一／复杂、善／恶、回忆／想起、言说／书写等等的“二元对立”之处，而只能发生在“绝对实体”自身之中，意义的重复显现本身之中。因而，所谓世界的原初起源，所谓存在的普全意义，就只能存在于世界、意义、自我与他者交互领会的时刻。不仅如此，连世界、意义、自我与他者自身也只能存在于彼此的交互发生之中。如是，所谓柏拉图文本的署名难题就得到了裁决；当代社会文本隐秘的构织原理和游戏规则也有了解读的可能。
　　然而，如果说意义的绝对始源本身是交互发生的，如果书写本质上具有一种话语间性沟通式的处境，如何才能判定当代书写的有效性呢？在当代现实中，苏格拉底和德里达所梦想的那种写作是否还具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