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生失败者(从小人物身上汲取失败的教训)

  
静静的绝望的生活
    1862年5月，一个明媚的下午，当繁花盛开的苹
果树宣告春天的降临时，美国梦却过早夭折，长眠于
地下。下午三点，钟响了44下。每一下便代表着生命
中一年光景的流逝。放学后，300名学生在豁亮的阳光
中列队参加葬礼。他们中那些幸运的勇敢者将在镀金
时代成长起来，改变美国的资本主义。然而，在这个
日子，天空中弥漫的气息不是铜臭，而是野花的芬芳。
紫罗兰点缀着**牧区教堂外的草地。前厅内的棺材
上放满马醉木编织的花圈，覆盖着如茵的鲜花，散发
出春日甘醇的馨香，弥漫整个圣所。
    厅内挤满市民和应邀出席的名人。他们倾听着致
悼词者的演说。他确认了人们的一贯想法：仙逝者荒
废了自己的天赋。他既非闲汉，也非酒鬼。他是*倒
霉的失败者：一个梦想家。致词者悲痛地陈说：“他为
伟大而生……我总忍不住想，没有雄心壮志是他的缺
点。”他不是工程师或伟大的将军，“他是越橘党①的领袖”。不采浆
果的时候，亡者从事过各种职业：教师、勘测员、铅笔制造商、房屋
粉刷工、石匠、农夫、花匠和作家。那天聚集在马萨诸塞州康科德的
一些人认为，不管爱默生对自己亲爱的朋友评价得多正确，但在亨
利·梭罗的葬礼上说那些事情是不适宜的。爱默生说，亨利的古怪志
向毫无意义。
    或许，在场的众人没人能完全领会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关于
“雄心壮志”的话是什么意思，那些孩子就更不用说了。他们在教堂
的长凳上心不在焉地遐思浮想。有一天他们也将经历荣辱沉浮，陷入
牧师在布道中预示的世界。在那里，采摘浆果之罪甚于破产之罪。如
果一个人只是因为不能成功或不够努力就一败涂地，那么所谓的雄心
壮志便不是机遇，而是义务。孩子们随着棺材来到墓地，不时弯腰捡
拾从棺材上飘落的花瓣，他们埋葬的不仅仅是曾在树林里或街道上遇
到的那个古怪的矮个子男人。希冀成功的美国梦有一部分破碎了：那
一部分会让他们选择不同的成功道路。
    我们怀着爱默生对梭罗的那种失望，过着日常的生活。美国的允
诺是：没有人是天生的失败者。但谁没有这样想过：“我是在浪费自
己的生命吗?”我们想象着逃离这世间的纷乱，却为缺乏动力而懊悔。
缺乏雄心壮志甚至比缺乏成就更让美国人恼怒。重要的是我们如何玩
这场游戏，至少我们是这么说的。不管梭罗是成功还是失败，在那本
广为传诵的《瓦尔登湖》里，梭罗在长满山茱萸的湖岸上嘲弄我们：
“碌碌众生过着静静的绝望的生活。”我们全力以赴，试图逃脱失败，
获取成功。失败让人联想起失魂落魄，那画面栩栩如生。因此，很难
想象，曾经有一个时期，也就是美国内战之前，“失败”一词通常只
意味着“生意失败”——破产。这个词怎么会变成缺乏完美自我的代
名词，成为用红字标记的耻辱个性?我们为什么像管理生意那样——
通过投资、冒险、获利与亏损——来对待个性?我们为什么像计算损
失金钱带来的失败那样来衡量梦想破灭带来的失败?
    本书将讲述美国那些默默无闻的失败者：在这个崇尚成功的国家
里一败涂地的人。那是在19世纪，资本主义日趋成熟，企业家成为
美国人*主要的身份标志。这是一个白手起家者和天定命运论的时
代。我们现在知道的这个国家是从托马斯·杰斐逊和西奥多·罗斯福
就任总统的100年间(1801～1901年)发展起来的。这是一个由白宫
的帝国建造者们开创和结束的世纪，他们是个人主义和积极进取的象
征。工业革命带动经济飞速发
展，内战重新激活了自由和政
治进步，大众传媒的兴起带动
了文化发展，西进运动的开拓
边疆和帝国主义的侵略确保了
领土的扩大。21世纪的公众所
了解的19世纪的美国大致
如此。
    那种集体记忆很少提及19
世纪的另一面：1819～1893年
经济恐慌时期的艰难。前所未
有的发展带来了同样前所未有
的动荡。二者都激发人们重新
思考经济身份，重新思考自由
的基础。  “我已经54岁了，”
1866年，一位破产的商人写信
乞求国会通过一项联邦破产
法，“已经放弃了苦苦打拼30
年才得来的一切，难道我还没
    亨利·D．梭罗，44岁。1861年8月
末，当一位朋友让他坐下来，为他画这*
后一张肖像的时候，梭罗知道自己即将死
去。  (玻璃干版照片由E．s．邓希拍摄，
1879年版权为乔治·F．帕洛所有。美国国
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
有权利获得合法豁免?没有权利重新抬起头来，感觉自己还保留了一
丝做人的尊严?”那些身患疾病者或绝望者的妻子同样承受着生活的
重负。1892年，一名宾夕法尼亚州的妇女倾诉说：“我丈夫64岁……
似乎都不能翻身、照料他自己了。我42岁，一切负担都落在我肩上。
现在我接过他的生意，到西部去，一个子儿一个子儿地攒钱。”一些
家庭让治安官和拍卖商走投无路，数十载如此，而那些立法者、改革
家、资本家则争论着如何应付企业家文明中不可缺少的债务、信用、
流通与破产问题。
    本书主要讲述一些商人的故事。因为他们损失的金钱和人格尊严
促使国家从法律、商业和文化上解决他们的问题。正是这些解决方法
重新定义了什么叫失败：从破产导致的资金损失到浪费生命导致人们
失去的机会。失败不再只是一种痛苦经历，它已经转变为一种身份。
这就扩大了失败者的“候选人”。现在，沦为失败者的已经不仅仅是
男性白人商人，连妇女、工人以及非洲裔美国人都榜上有名。20世纪
一开始，类似“失败者自白”一样的新闻素材给大众媒体带来了活
力。《世界主义杂志》(The Cosmopolitan)将“失败恐惧症”称为许
多青年男女的克星。函授学校奚落劳动者们，让他们逃避“单调的生
活处境”。在成立全国黑人商业联盟的时候，布克·T．华盛顿力劝人
们“更多地关注那些获得成功的(黑)人，少谈论那些失败者”。到
1900年，任何人都可能成为“无名小卒”，在“许多通往‘徒劳无
功’之地的道路上苦苦劳作”。失败是留给新千年的唯一礼物：这是
成就与个人身份的联系中*具毁灭性的象征。“我觉得自己像个失败
者。”这种表达如此自然而然，以至于我们都忘记了它是用商业语言
描绘精神状态的一种形象化比喻。
    艰难困苦是所有人的母校。这所学校开除的学生至少和毕业的学
生一样多。如果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失败就是这只手用来训练并
驱逐那些不适应资本主义的人的手段。一个世纪以前，马克斯·韦伯
在他著于1905年的经典之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Q厂Capitalism)中提到：“在美国文化中，
为了获得成功而努力奋斗不仅是一种必要的品质，还是一种神圣的责
任。”他解释道：“当今的资本主义经济是一片广漠的宇宙，个人就出
生于其中，它向人——至少向作为个人的人——展示了他必须生活于
其中的不可更改的秩序。只要个人涉足于市场关系的体系，资本主义
经济就会迫使他服从于资本主义的行动准则。”这些准则包括合理地
追求利润，把资本的不断增长当作其内在目标，培养贪得无厌的个
性，相信无休无止的工作是生活必需品。
    在美国，通常只有资本家被人们视为唯一合法的身份。这一点鲜
有例外。在各行各业中，投资与获利是前进和避免停滞的关键。梭罗
在1840年写道：“安逸的生活远非我们所向往——我们必须紧张地生
活。”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斯·韦伯以学者的方式强调了梭罗的告诫：
在美国，偿还债务、谦逊，以及自重都依赖于永远昂扬勃发的进取精
神。而失败总是会伴随着那些不愿意或不能够“紧张地生活”的人。
在韦伯的分析中，资本主义那种不断前进的理论要求在经济行为甚至
性格上适应资本主义。他总结说：“谁若不使自己的生活方式适应资
本主义成功的条件，他就必定失败，至少不能成功。”
    不适应资本主义的人就是我们此处所说的“天生的失败者”。在
本书中，他们大部分人的名字都不为人所熟知，甚至大部分人在他们
活着时就无足轻重。人们称他们是破产者、落魄者、绝望者、出局
者、信誉欠佳者、废物、无用之人、三流货、奴才、流浪汉、小东
西、小人物、老顽固、无可救药者、失败者、过气人物、饭桶、无名
小卒、被遗忘的人。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在
1883年的一篇关于小人物的文章中使用了“被遗忘的人”一词。当
改革家们把餐券递给懒惰的废物时，小人物却在勤勤恳恳、步履艰难
地过着日子，从不抱怨或请求帮助。1932年，富兰克林·D．罗斯福
借用了萨姆纳的这一短语(反用其意)来尊称大萧条中的落拓之人，
即“那些在经济金字塔底层的被遗忘之人”。对罗斯福而言，这些被
遗忘之人都是些吃亏的好人、能干的公民，由于缺乏大胆的政府改
革，他们都湮灭无闻。文化关注增加了大萧条中的经济暴行。失败摧
残酒鬼和流浪汉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是，优秀者的败落却是关系国
家危亡的大事。
    远在大萧条之前，美国人就纷纷开始跳楼自杀了。在1829年，
据说遭受挫败的波士顿人“宁愿自杀也不愿沮丧而屈辱地活着”。在
1837年的经济恐慌中，爱默生在日记中写道：“整个大陆弥漫着自杀
的恶臭。”在离开教堂讲道坛从文之后，他坦称“很高兴布道不再是
自己的职责”，因为他实在是不知道应该说什么了。1841年，《大角
星》(Arcturus)杂志重新为白手起家者的时代命名：“我们的年代是
自杀与神秘失踪的年代。”
    非文学的叙述者同样也很严酷。纽约的一个职员在日记中记录下
了许多失败者，他介绍说：“这个国家令人担忧的自杀人数上升……
通常报纸上都有评论。很少有一天不发生一起或更多的自杀事件。”
这种灾难扩散的范围远不止商业城市。一位弗吉利亚州的验尸官裁
定：由于“财务困难”，斯蒂芬·伍德森“将自己打得脑袋开花”。
1837年，一位船长被“陆地海盗”抢劫后在纽约州的罗切斯特自杀；
一个路易斯安那州的商人“开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可能是因为业
务困境和财务麻烦”。1839年，在贺拉斯·格里利的《纽约客》(New
Yorker)杂志上出现了一整篇记录自杀事件的文章。1846年，地方检
察官威廉·普赖斯在曼哈顿自我了结之前，在笔记中描写了“财政麻
烦”。关于自杀的报道属于艰难时代的传闻。在那些日子里，未来自
身似乎都充满危险。1837年，一个纽约商人不无担忧地说：“没人能
够预测事情会朝着什么方向发展。后人的天空或许能艳阳高照，但我
们这代人的世界却是黯淡无光。”
    学者们对艰难时代的分析虽然有所不同，但却同样严酷。彼得·
J．克尔曼在他关于债务人与债权人关系的历史著作中评论说：“在19
世纪早期，每五个户主中就有一个在一生的工作期内会彻底破产，而
不是背负某一种债务。”彼得·德克发现，在19世纪50年代，有一
半到三分之二的旧金山商人破产。而那些由于法律的庇护而避免正式
破产的商人都被视为怯懦者。同样的，克莱德·格里芬和赛莉·格里
芬断定，在纽约州的波基普斯，有30％～60％的小企业在三年之内倒
闭。所有这些学者都强调，除了那些破产的和倒闭的，尚有成千上万
的商人在破产的边缘挣扎数年。
    同代人整理出了他们自己关于艰难时代的事实和数据。其中*令
人感到苦涩的是梭罗在《瓦尔登湖》中的看法：在所有商人当中，
“绝大部分，甚至100个里面有97个都肯定会破产”。他补充说，“甚
至很可能剩下的三个也未能成功地拯救他们的灵魂。与那些诚实的破
产者相比，他们或许在更糟糕的意义上也是破产的”。梭罗喜欢“统
计学揭示的*美好的事实”，但他的责骂却不如数据本身那么有力。
100个当中有97个!这个数字在1834年的一部关于曼哈顿商业区的
小说——《珍珠街的危险》  (The Perils of Pearl Street)中首次出现，
它一直是这个世纪被引用得*多的破产率。1840年，亨利·迪尔伯恩
将军(1812年战争中的英雄)在一篇多次发表的演讲中确证了这一
点。他根据自己多年担任波士顿港口收税员的经历判断，“在这个城
市里，每100个商人中只有三个可以获得足以自给的收入”。就像小
孩子的耳语游戏一样，这个数字在私人日记和国会报告中不断流传，
它所代表的不仅仅是关于波士顿的真相，而是与更广泛的文化有关的
真相。从废奴主义者托马斯·温特沃思·希金森到奴隶制度的辩护者
乔治·菲茨休，每个人都引证这个统计数据来支持这种或那种动机。
从1870年到1925年，拉塞尔·康韦尔在其激发积极性的著名演讲
《钻石田》(Acres VDiamonds)中，向六千多名听众传播这个数据。
寄给编辑们的信件用来自城市通讯录、遗嘱记录和“古董”商人回忆
录的资料证实了这个数据。1905年，布拉兹特里特的征信所*终在
《成功》(Suecess)杂志上揭穿了这个数据的真面目。可《系统：商业
杂志》(System：The Magazine of Business)却在1908年的一期关于失
败的特刊中恢复了这个数据的权威地位。这个数字产生的阵阵余波回
荡了整整75年。因为它传达的不仅仅是无所不在的失败在经济上的
严重影响，更是这种失败在情感上的巨大影响。
    在他们那个时代以及我们现在，那些被这种夸张手法“称颂”的
人已经被遗忘。自从《本杰明·富兰克林自传》(The Aulobiography of
 Benjamin Franklin)的廉价版本于19世纪40年代**次出版以来，成
千上万的自助手册、励志手册以及学习手册大获成功，而有关失败者
的书则非常少。19世纪50年代，仕途不顺的林肯哀叹道：“人们都急
切地想出版他们如何奋斗成功的书，但非常羞于出版有关那些失败者
的书。人们被这种遮掩谬误与失败的片面做法毁掉了。”1881年，一
本流行的成功指南读物重复了林肯的观点，书中问道：“为什么失败
不能像成功那样，拥有自己的普鲁塔克(古希腊传记作家和哲学家)
来记录其历史呢?”它给出的答案是一个失败者的自传“既不具有激
励人心的可读性，又过于消沉”。1952年，一个冷战时期的实业家严
厉批评海明威的《老人与海》(The Old Man and the Sea)。他问道：
“为什么会有人对一个失败且一事无成的老头子感兴趣?”而学者们一
直到目前都认同这一观点。迟至1975年，杰出的商业历史学者小艾
尔弗雷德·D．钱德勒还评论说，对失败本身及其相关内容的研究并
不是一项有用的事业。随着一些社会历史学者“从下到上”彻底修正
过去的历史，许多人把生意人视为破坏罢工者和政治掮客——他们理
应失败，却常常并非如此。对中产阶级消费主义感兴趣的文化历史学
者更关注欲望和财富的积累，而不是屈辱和丧失财产，并认为前者才
是美国生活的特征。
    落魄者似乎没有讲述自己的故事。一些著名的图书馆保存了历史
缔造者的文献资料，但是，到哪里去寻找失败者留下的蛛丝马迹呢?
到处理无法投递信件的“死信办公室”去寻找吗?历史学者乔伊丝·
阿普尔比写道：“这个社会的言说者和作者都更愿意谈论成功者。因
此那些在努力寻求自主能力中不断失败的人，形成了一个失语的底层
社会。”另一方面，正因为失败是如此普遍，无数图书馆、美术馆以
及公共档案馆中才会没有留下失败者那废纸似的记录。本书中的文献
记录就是隐藏在文化乐观主义中的悲观历史。这些失败者(及其妻
儿)的声音和经历回响在私人书信、日记、业务记录、破产案例、自
杀遗书、政治信函、征信所报告、慈善请求以及回忆录之中。
    如果我们能够耐心倾听，就会发现那些失败者的故事无处不在。
19世纪的文化核心，就是记录并评价这些生活故事的道德和经济价
值。“穷困潦倒”与“白手起家”是同样有价值的故事。正如这些习
语所示，生活故事承负着不同的酬报和惩罚。“每个人的名字都以这
样或那样的方式溜进印刷品中，”1842年，一位波士顿牧师在布道中
谈论失败时这样说道，“要么是通过‘死亡’或‘结婚’名单，要么
是通过警察报告或火车上夸张的旅客名单……”记者和官僚现在都在
撰写有关普通大众的事情，给所有人“一个平等的机会，让他们通过
白纸黑字而流传百世”。在19世纪中叶，一个人的成功或失败往往取
决于他会怎样讲述自己的故事，或别人怎样讲述他的故事。诸如信用
等级评定机构、破产法庭以及慈善机关等官僚机构将自己的纪律规则
加之于市场之上。这种机构的运行方式是把人分为三六九等，将他们
分别装入贴有“失败”或“成功”、“赢家”或“输家”标签的盒子。
在个体的财务安全和社会价值方面，这些生命故事都呈现出明确的
 
后果。
    黑与白是资本主义*喜爱的颜色，它们构成了清楚的差别和鲜明
的对比。失败是灰色的，会玷污它接触到的一切。尽管看起来令人不
悦，失败却还是遍布资本主义的文化历史。现在，文学批评家、历史
学家以及社会学家通力合作，力图理解对利润的追求是如何塑造文化
价值和日常生活的。一些人认为，19世纪的一次“市场革命”重塑
了金融、运输和通讯基础设施，这些都培养和回报了私人企业。而
“市场文化”改变了人们讨价还价、借贷、讨债、付账以及相互信任
的方式。对性别和男性的研究探索了让人更难达到男性标准的环境
如经济破产)。诸如爱德华·巴雷森和布鲁斯·曼这样的商业和法律
历史学者研究过美国南北战争前的破产和债务人监狱。倘若从更广
泛、更长远的角度看待美国文化，在整个19世纪直到进入20世纪，
问题仍然存在：财务状况如何发展成鉴别个人身份的标识?
    还有，为什么在美国佬创业250年之后的19世纪发生了这一
切?与传说相反，在英属美洲殖民地定居的是公司和奸商。1607年
的弗吉利亚公司是一个大胆的(*初是灾难性的)投资计划，马萨
诸塞海湾公司也同样虚伪而狡诈。在个人主义兴起前的两个世纪，
殖民者质疑个人利益削弱了大众利益。正如佩里·米勒在《新英格
兰思想》(The New Egnland Mind)中所写的，“坏事同时也是好事”。
此外，殖民时代有大量的负债者和游手好闲之徒，但商业上的失败
远远不如颜面扫地那么可怕。布道者向那些迷失在上帝之路以外的
人愤激地诵读第十二首赞美诗：“耶和华啊，求您帮助，因虔诚人断
绝了。世人中间的忠信人没有了。”然而，关于原罪和宿命论的教义
确实塑造了一种投资计划：罪人们到处冒险，失去一切，是为了在
基督那里获得一切。
    在美国早期历史上，人们对失败的害怕随着星期天的到来而达到
顶点。1800年的周一清晨如约而至。当时，“失败”意味着一位企业
家的堕落——“生意上的破产”，这正是凯莱布·亚历山大在《哥伦
比亚词典》(Columbian Dictwnary)中所作的准确解释。在字典和一般
意义上，失败都是一次事故，而不是一种身份。1793年，《宾夕法尼
亚公报》(Pennsylvania Gazette)用笨拙却很典型的措辞报道说，“他
们还没有真正造成失败，只是他们做不了多少生意”。早期美国人
“造成”失败，但过了一段时间失败才塑造或毁灭人。有人写到俄亥
俄州1819年前后的边境生活说：“父亲造成或毋宁说是导致他的儿子
们(我是老大)在农业中陷入悲惨的失败。”作为一个农场主而失
败，并责怪你父亲的不称职，而不责怪病虫害或天气，说明了经济与
文化的巨大改变。市场的“改革”是渐进式的，但人们却看见了它到
来的身影。1820年的《北美观察》  (North American Review)写道：
“各种商业交易随着商贸的扩张而广泛散播，每个在满足自己需要外
还拥有额外之物的人都被迫参与其中。那些利用任何资本的农民必须
广泛地参与购买与销售；并且……精通许多商业交易，随时注意商业
的一般状况。”在市场革命之前，人们认为失败是由某种东西引起，
而不是有人天生就失败。但如果有人不能或不愿在“参与购买与销
售”中度过一生，他会怎样呢?《北美观察》回答说：“他会成为大
输家。”
    失败，输家。19世纪，公众需要指导，以便从市场的角度重新界
定日常用语。“用商业界的技术语言讲，”1830年的一份报纸解释说，
“他们失败，或者用大众化的说法讲，他们破产。”1852年的一本儿
童指南教导孩子们，失败是“无法还债”。诺厄·韦伯斯特在他著名
的1828年版词典以及他死后出版的1855年版中，对失败的解释是
“破产，或无力偿付债务”。但1857年的修订版则将失败归罪于“个
人性格、脾气或习惯中的弱点”。直到内战前夕，美国人才普遍把无
力偿付债务者称为“失败者”。在1861年的《商人与银行家年鉴》
(Merchants’and Bankers’Almanac)术语表中收入了“失败”一词，认
为它是“适用于已经破产的个人或公司的一般用语”。即便是这时，
不管是对事还是对人而言，它也主要是一个商业术语。
    在一个商业民主社会中，“已破产……的个人”的名称是一种有
力的身份隐喻。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在1844年的日记中，不以
为然地认为美国青年人都是“一群有前途的失败者”。纳撒尼尔·霍
桑在《带七个尖角阁的房子》(The House of the Seven Gables)中声称，
即便有人比别人隐藏得更好，可人人都是“一场毁灭，一场失败”。
赫尔曼·梅尔维尔讨绝望深有体会，他在1854年的《哈泼斯》
(Ha，=Per％)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快乐的失败者”(The Happy Failux)
的小说。亚伯拉罕·林肯对国内情况的了解与马克·吐温不相上下。
他在1856年说：“对我而言，志气之争已经成为一场失败——绝对的
失败。”有一种商业命题让亨利·梭罗大为恼怒，那就是：“我绝对无
事可做，我的生命至此已成为彻底的失败。”在1855年**版的《草
叶集》中，惠特曼高呼“失败者万岁”!
    那些自我的诗人一看就知道什么是好的隐喻。“彻底的失败”与
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人经济都相吻合，即是说，吻合我们如何看待自己
以及别人如何看待我们的那些外部和内部交易。不久，一个人将完全
等同于他从事的职业。梭罗在1854年的一次叫做“谋生”的演讲中
击倒了这种词义缩小。他在去世前两个月把这篇演讲稿寄到了《大西
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取了一个语带双关的题目《无原则的生
活》(Life without Principle)。他抱怨说，因为他每日到林中散步，人
们就叫他“流浪者”。然而，如果他每日去做木材投机商，将大地砍
个精光，他将会被“尊称为勤奋而上进的市民”。
    像他之后的马克斯·韦伯一样，梭罗想知道，他的邻居是为了工
作而活着，还是为了活着而工作。“把大部分生命耗费在谋生上头，
再没有比这更致命的错误了，”他写道，然后回到那个充满厄兆的有
关失败的统计数据上，“但是，据说100个商人里有97个都失败了。
因此，依照这一数据，人们的生活普遍都是失败的，而且肯定还可以
据此预报破产。”梭罗公开谴责“这种没完没了的生意”，因为他认
为，它是“逃避生命中真正的事业”。他的所有著作都在考虑这种“自
我经济”的改变。在他的日记中，他把这个概念解释为人的更高级的
职业：“创造某物，成为了不起的人物，即为他自己创造并获得某种专
利，以便让所有人都可以看到他具有独创性。”韦伯把这种生活方式称
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但梭罗以一种简洁的语言表达了他
的批评：“在我看来，创造太阳是为了照亮比这更有价值的劳动。”
    到19世纪50年代，商人已经抱怨他们太忙，以至于连看报纸的
时间都没有。那些不如梭罗具有田园生活情调的人感觉到商业的冷酷
压力。但一个纽约书商和装订工非常嫉妒其乡下表亲。阿萨·希普曼
在回复一封1859年的信时写道：“我注意到……你‘过着一种安宁平
静的生活’。”回忆起自己在1837年经济恐慌后的失业和1855年烧毁
他装订厂的大火，希普曼感觉他的职业毫无宁静可言。“我有时向往
一种宁静的生活。迄今为止，我的整个生活都是麻烦的忙碌和骚动。”
    失败困扰、催促和刺激着19世纪的美国人。这不仅是因为他们
中有更多的人破产，即便在“繁荣”时代也是如此；而且还因为他们
对于野心的态度正在变化。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在1840年断言，
在美国，“野心是普遍的感觉”。像他的许多格言一样，这句话既是描
述也是预言。青年人从开创者们那里继承了古典共和主义对野心的疑
虑，他们认为这与他们帮助建立的资本主义道义是对立的。托克维尔
所说的“*迫切的必需品，即避免在这个世界上败落的欲望”，就是
我们所说的对失败的恐惧。经济的增长加剧了人们“希图飞黄腾达的
急切欲望”。由于工作的流动性，加尔文主义的职业失去了意义，野
心随之变得越来越合理了。骄傲的罪孽让位于奋斗进取的美德。安德
鲁·德尔班科说：“野心成了一种公认的美德，这是19世纪美国生活
的*大转变。”在美国的商业信仰中，野心成了神圣的主人。
    普通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也感受到了这种变化。1835年，弗吉尼
亚州的一名学生必须写一篇关于野心的作文。詹姆斯·霍拉迪写道：
“每个人都需要些野心……以使自己摆脱在一般生活道路中必然遭遇
的困境和危险。”对于任何“必然被迫”在生活中冒险和奋斗的人，
野心似乎成了他们*好的防御。霍拉迪断言：“没有野心，我们就不
能过一种精力充沛、活力四射的生活。当然，我们也不会像有野心的
人那样感到幸福。”
    生命、野心和追求幸福，这“三位一体”听起来挺熟悉。19世
纪的美国人用自由交换野心，将奋斗者的道德当作是所有可能存在的
自由中*好的。即便一个小孩也能把诸如精力和活力这样的企业家特
征看作是新兴的自由美德。但当霍拉迪定义什么是幸福时，他又退回
到共和主义对“独立”、“知足”之人的欢呼。这种人避免负债，并
感到“幸福，因为他知道没人向他追讨债务，让他受辱”。新旧世界
在这个男孩的生活中发生了碰撞。对一个失败者来说，野心和债务是
对抗失败所必需的保障吗?当周围所有的人都在失去他们的财产时，
一个知足的现金支付者能够保持冷静吗?这小孩耸耸肩说：“一个人
是幸福还是不幸福，取决于他的一般生活方式。”
    1842年圣诞节前夕，纽约的一个名叫昌西·w．摩尔的富商正为
在野心与知足之间难以抉择而烦恼。他在日记中抱怨说：“每个人都
在为艰难时世而哭泣。”尽管已经通过一部联邦破产法，但从1837年
经济恐慌开始的萧条还“没有达到*糟糕的状态”。圣诞前夕，当摩
尔的妻子想雇人照看他们的两个儿子时，30个求职者将她团团围住。
摩尔的纺织品工厂生意兴隆，他愤恨那些穷人。他拒绝了一个跟他借
钱的年老同事。圣诞节刚过，这个“邻居似的诚实好人”就破产了。
这个老绅士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支付一小笔银行汇票。收款人已经提出
法律申诉。摩尔感到不寒而栗。他写道：“一个诚实、正直、勤劳、
节省的人苦心经营40年，终了竟然付不起一张32美元的账单。”
    人人皆知那些自鸣得意的格言警句。它们教人一分一厘地省钱、
挣钱；还有那些自以为是的叫嚣，它们总是扰乱金融风暴后的宁静。
富兰克林时代的谚语把失败归咎于懒惰、酗酒、贪婪、无知、奢侈以
及其他罪孽。但当市场淘汰了“诚实、正直、勤劳、节省的人”时，
我们能做什么?如果失败就是好人落魄，那么其根源是因为性格与财
运、正直与回报之间的差距不断增大。资本主义的变迁兴衰或许恰恰
意味着：诚实的经营与艰苦的工作都可能获得失败的结果。当“大输
家”是不远处的一个兢兢业业的家伙时，道德格言似乎再也不合时
宜了。
    从新年一直到1843年的整个冬天，昌西·摩尔的脑海中不断浮
现出朋友在圣诞节前后破产的情景。他在日记中写道，在历经20年
的励精图治之后，他渴望“归隐和逃避”，但又谴责自己踏上了“通
常的老路子”。春天来临时，他发生了一次宗教转变，并从《约伯
记》中抄录下这样的经文：“瞧，神两次、三次向人做这一切的事，
为了要从深坑救回人的灵魂，使他被光照耀，与活人一样。”是什么
折磨着摩尔?在4月份，他每天收入7500美元现金；一星期后，他
某一天收入4500美元，第二天收入2500美元。“不像昨天那么快，
但这样已经足够了，”他写道，“我现在不像以前那样以为事业的艰辛
是件好事，我简直就想解脱。”十年后，一家征信所记录下摩尔每年
的总收人是70万美元，个人财富超过了12．5万美元。但利润的灾难
并未减轻。摩尔回顾1843年时说：“我得销售更多产品，否则业务就
不能像以前那样发展了。有一种无法保持一般水平的失败。”
    摩尔的日记描绘了当时人们对失败的担忧在不断蔓延。摩尔提到
了经济周期、法律解决途径、道德谴责、宗教热情以及生意兴隆和体
面家庭之间的纽带关系。他还思考了失败在其含义上的转变。首先，
他的老邻居破产。摩尔的折磨更多是来自于对败落的感受，而不是败
落本身。他必须一直加倍努力，否则就“只能勉强及格”。即便金融
崩溃没有摧垮他，停滞也可能使他倒闭：“有一种无法保持一般水平
的失败。”摩尔察觉到，失败除了标示出个人的财运逆转外，还测度
一个人的野心和对待生活的态度。在一种由“事业的艰辛”定义的文
化中，失败不再仅仅是一种痛苦，它很快就会变成一种身份。1851
年，一家征信所记录摩尔从1830年左右作为初级合伙人开始他的职
业。“摩尔志向高远，他无法满足于”寄人篱下的工作。
    尽管摩尔不断反省，但他终究难逃失败厄运。他的结局典型地说
明了19世纪商业的变化无常。那时人们会在一夜之间完全破产。像
许多北方的纺织品商人一样，摩尔把自己大量的货物卖给了南方各州
的店主。当1861年内战爆发时，他的南方主顾们不再付账。摩尔变
成了“1861年的破产者”之一。到1861年11月，摩尔已经负债近
100万美元。十年后，这个曾经显赫一时的大商人不得不为糊口而殚
精竭虑。一家征信所报告摩尔的情况时写道：“他差不多失去了他在
纺织品行业中曾经拥有的所有声望和联系。只有寥寥几个朋友会看在
往日交情的份儿上卖给他东西。”摩尔的晚年靠着他的妻子和岳母家。
对他那个时代的男人来说，“无法保持一般水平”已经算不上什么耻
辱了。
    当摩尔作为一个“大输家”而去世时，这个国家已经遭受了
1819年、1837年、1857年和1873年的经济恐慌，还有多次经济衰退
和一次内战。这些磨难塑造出了新的身份模式。白手起家者的时代同
样是破产者的时代。1856年，一个评论员写道：“奥维德对我们所说
的失败者一无所知，至少他没有告诉我们什么。他们完全属于我们这
个时代，是我们这个商业社会的伴随物。事实上，从‘失败’一词的
准确意义上说，一个真正的人是不会失败的。不过我现在使用的是这
个词在商业上和在美国的意义。”
    这种“美国的意义”把失败看作是一种“道德过滤器”，它套住
游手好闲者，放过真正的男人。这种意识形态直截了当地把失败归罪
于个人的过错，而不是归罪于摩尔那样的环境。科尼利厄斯．范德比
尔特和菲尼亚斯·T．巴纳姆那样的人证明：只要勇敢而坚定地依靠
自己的努力，任何穷孩子都能获得成功。与此同时，失败者和无名氏
则停滞不前。《自传：P．T．巴纳姆的生活》(The Life of P.Barnum，
Written by Himseif)，以及巴纳姆后来的回忆录《奋斗与成功》
(Struggles and Triumphs)都是成功故事的萌芽，并且远远早于霍雷
肖。阿尔杰掌握这类题材的创作。像尤利塞斯·S．格兰特和托马
斯。爱迪生这样的重要人物战胜早年的挫折，证明获胜者将永不言
败。穷文人赞美林肯是一个“特别典型的美国人”，并热情称赞说：
“在所有美国历史中，他的一生对每一个美国男孩来说都是*激励人
心的故事，因为它表现了一个成功商人所**的品质。”但实际上，
林肯作为一个店主的短暂工作以破产告终。他也没有再次尝试在经商
中获得成功。然而，后人重复着这一教训：“再多一点坚持，多一点
努力，看似无望的失败就可能转化为荣耀的胜利。只要坚持不懈，就
绝不会失败。”
    内战通过重新定义身份与成就之间的联系，从骨子里将这一男子
气概的理想奉为神圣。一个从小木屋进入白宫的“劈木人”重写了自
力更生的福音书，并称之为“自由的新生”。黑人和白人将同样自由，
自由地在林肯所欢呼的“生命竞争”中奋斗。战后重建的基本条件迫
使以前的奴隶进入市场，他们“一无所有，只有自由”，正如传说中
J．P．摩根和约翰·D．洛克菲勒当初的情形一样。1868年，内战刚结
束，一本1844年的成功手册就再版了。作者在这个版本中采纳了一
则新格言：“不自力更生就永无成功。”解放奴隶运动界定了个人主义
的*终逻辑和绝对界限，那就是这样的信仰：真正的自由不在于你的
出身，而在于你获得的身份。
    美国人自由与奴役的矛盾化解了，但另一对矛盾取而代之。
w．E．B．杜波依斯注意到：“伟大的美国梦想就是把财富主要当作其
拥有者努力的结果，任何普通的工人都可以通过节俭而成为资本家。”
但是内战后公司与工业经济的转变使这一梦想变得比以前更难以实现
了。正如堪萨斯州的一个小商人在1890年坦率地表达的那样：“资本
雄厚的大公司……拥有我无法企及的优势。”然而，“伟大的美国梦
想”宣扬这样的观点：那些失败的人不过是缺少能力或野心而已，或
两者都没有。那些关于奴隶制囚徒的言论如今也藐视那些不适合资本
主义的事物。自由的新生是成功身份的意识形态。成功与失败代替公
民与奴隶，成为美国自由的两个侧面。此种理念不仅仅依赖于成功机
遇，也与失败的风险有关。
    失败的美国人在他的祖国成为没有名誉的预言者。我们的信条是
辛勤的工作将会赢得富裕与声誉。但是，当谈话转向失败时，人们会
带着局促的笑声和一句陈词滥调转变话题：懦夫绝不会成功，失败铸
就性格。然而，每个人都认识的一个现代版的约伯，这个高尚的人物
不断尝试又尝试，但是却只能遭遇不幸。我们提及他的时候，既同情
又嫌恶，‘‘可怜的巴德叔叔”，“我那个姐夫又有麻烦了”。尽管我们
的自力更生信念是一个赤裸裸的谎言，但问题不在于此。真正的问题
是失败对家庭造成打击，而我们作为个人来承受这种打击。认识一个
 这幅1865年的版画刻画了罕见的穷苦白，、的形象。他对面是一家奴隶。他
们跪倒在那位理想化的解放者前，感谢自由的新生为所有被践踏的美国人带来
的希望与危险。(《解放》，费城，1865年。美国国会图书馆珍本与特藏部，阿
尔弗雷德·惠特尔·斯特恩的林肯文物集提供。)
大输家”——一个父亲，一个邻居，一个同学，也就是窥见了我们
自己*不幸的命运。时代变迁，生意崩溃，意外发生。失败对将来的
危害要远远大于它对过去的不良影响。如果我再不能重整旗鼓，情况
会怎样?一个没有前景或规划、没什么可指望的美国人，简直跟不存
在一样。
    男学生詹姆斯·霍拉迪、商人昌西·摩尔以及梦想家亨利。梭罗
都是失败者中的先驱。他们每个人都感到，失败不仅仅标志着损失，
还是对雄心壮志的判定。他们还预见到，雄心将*终重新界定什么是
生命竞争中的自由。“让我们记住不要奋发向上太久，”梭罗警告道，
“而要不时朝着另一个方向垂直地堕落，沉溺于吝啬：在*深的泥淖
中，即使我们看不到太阳，也可以见到星星。”总是追逐着太阳，奋
斗者干着白痴的差事。只要肺结核再宽限梭罗一年，主张废奴主义的
他或许会庆祝解放日，而主张怀疑论的他或许并不相信自由的新生。
实际上，在大赦年里，梭罗的确打算向国人作演讲。当林肯准备前往
葛底斯堡时，梭罗的遗作《无原则的生活》在1863年10月的《大西
洋月刊》上发表。这位幽居山林的作者质问这位走出山林的总统：
“政治自由不过是通往道德自由的手段，除此以外它还有什么价值?
我们夸耀的是当奴隶的自由?还是做自由人的自由?”只有那种喜欢
漫步胜于奋斗，喜欢采浆果胜于数钱的古怪人，他的视野才会超越奴
隶解放，看到那将会把自由带给每个人的生命竞争——不管是黑人还
是白人，不管是成功者还是失败者。
    举行葬礼几星期之后，梭罗的出版商将《瓦尔登湖》再版。而
此时，清甜的嫩草还没有覆盖梭罗那光秃秃的坟头。从1862年开
始，此书不断再版。一代代人在开始或重新开始努力平衡野心与自
满，寻找成功、避免失败之前，他们都可以在此书中至少找到片刻
的对人生真谛的顿悟。梭罗在书的末页写道：“为什么我们要如此
急不可耐地获得成功?要有如此令人绝望的进取心?如果一个人没
有跟上同伴的步调，那或许是因为他听到了另一位鼓手敲出的鼓
点。”现在，我们的日常谈话中经常回响起梭罗的这一祝福，以至
于我们忘却了这是早年对生命竞争及其危险性的警告。梭罗的同时
代人逐渐意识到，每个人都身处险境，并不仅仅是破产者和投机者
才会如此。每年夏天，当白昼变长、日光越发豁亮的时候，波光粼
粼的瓦尔登湖就使得人们不断乜斜着窥视自己起伏摇摆的情绪。要
看清他们自己，埋葬了梭罗的那代人将不得不仰望天空，凝视他们
自己心中那炎炎烈日般的野心。
误传信息及不满
    在缅因州湖区的布里奇顿，一片树林仍然生长在
  两条交汇于主街后面的小河之间。内战之前，某个爱
  开玩笑的人给这个地方起了个绰号，叫“小迦南”。因
  为它看起来像一块福地，但却臭气熏天。硫磺、粪便
  和死亡散发出的腐蚀气息刺痛着双眼。乡下人知道金
  钱凑近了闻起来是什么气味，这里闻起来就像霍勒
  斯·比林斯的制革厂。他在1842年开始办厂，靠着汗
  水、节制的工作和一门好亲事而获得成功。他娶的是
  当地企业大亨的孙女。在他的制革厂里，有50个人照
  管装颜料的大桶。厂子里胡乱堆放着正在干燥的兽皮
  和一堆堆铁杉。碾皮机由驮马带动，每年碾碎大约
  3600立方米的木材，从中提取鞣皮液，用来染制鞋匠
  和书籍装订商称赞的暗红色皮革。比林斯迟早会购进
  当地和波特兰市(位于布里奇顿东南部40英里处)所
  有对手的厂子，然后建立一座谷物罐头厂，在史蒂文
  斯河上筑起水坝以提供能源。前进!到1880年，这个
制革商人散发出25万绿背钞票的臭气，在波士顿新近填海造地而成
的巴克湾为家人修建了一座褐砂石住宅。家乡的人们把他尊称为“布
里奇顿商界之王”。
    然而，即便是国王也无法预料未来的幸福。1854年秋，当谣言像
“小迦南”飞舞的枯叶一样困扰着他的时候，比林斯的面前仍然是成
功的坦途。来自缅因州的比林斯陷入麻烦了。但这个制革商人对自己
账簿上的一分一厘都了如指掌，就职业而言，他一闻到气味就知道哪
股风是恶风。比林斯“就要破产了”。大街上的谣言被带回到波士顿
商业征信所，那是刘易斯·塔潘的**家分公司，于1843年开业。
霍勒斯·比林斯糟得不能再糟了。这个制革商人的一个朋友质问波士
顿征信所的经理，后者据说用傲慢的语气回答说，他不会因为别人强
迫自己，就改变记录簿里的说法，并且还补充说，他“到死也不会透
露”信息员的姓名。
    于是制革商人找到一个律师：小理查德·亨利·达纳，他刚刚为
逃亡奴隶安东尼·伯恩斯辩护过。达纳更著名的是他那本1840年出
版的回忆录《两年的水手生涯》(Two Years before the Mast)。在那两
年里，达纳有部分时间是在加利福尼亚鞣皮。比林斯控告征信所给他
造成一万美元的损失，并试图通过法庭恢复自己的名誉。法院下传票
命令征信所交出红皮书证明诽谤。然而红皮书上的话却显得支支吾
吾，有关比林斯的词条部分是这么写的：“我对他的商业事务还没有
熟悉到足以做出详细叙述的程度，至于他的身价，我可以肯定地说，
他拥有可观的财产，但我还不可能说出具体数目。我没有办法了解他
的任何情况。”所谓的诽谤在哪里?根据公布的判决，法庭经过仔细
检查，发现“不利的报告似乎已经被抹掉，并用一份有利的报告取而
代之”。被告的律师勉强承认了这一点。在受到比林斯朋友的批评之
后，征信所的经理删除了*初的词条，索要了另一份报告——虽然没
有通知比林斯或订户。按照征信所的政策，不会保留记录簿副本。通
过删改，销毁了唯一写着有争议文字的本子。诽谤的证据不复存在，
只有这个或那个商人说自己在征信所或大街上听说的事情。道听途说
在信用报告中是公正的，但在法庭上是不正当的。陪审团宣告被告无
罪。比林斯既没有获得道歉，也没有获得赔偿。在洗清了自己的名誉
之后，他保留了自己的辩护律师。征信所在1856年记录道：“对他自
己的事务不透露一个字，公众对他的财产几乎一无所知。”
    被计算机错误困扰过的人都能够同情这位制革商人的故事，但
是，在1854年，他的挫折却是新鲜事。官僚、监视和信息管理才刚
刚开始影响日常生活。征信所没有警告那些商业和私人生活受到监视
的人。提供信息者都是匿名，而订户保证不泄露报告。理查德．亨
利·达纳嘲笑不知名的代理人和被删除的文件——“绝不能告诉任何
人!秘密修改!”——但无济于事。“商界之王”比林斯既无法避免
再次成为征信所的调查对象，也不能肯定他们是否正确地记录了他的
故事。还有其他许多商人控告信用报告者，反对他们把自己称为“失
败者”——这说明那个标签怎样剧烈地冲击了“隐私”这个新概念，
冲击了家庭与市场之间的纽带，冲击了生活故事的价值，*终也冲击
了生活中的人们的价值。这样的案子对信息行业里自负的官僚思想和
缺乏责任感提出了挑战。
    商业征信所是早期的信息系统，即便它的运动机件是人，它的电
子元件是偶然使用的紧急电报。塔潘、约翰·M．布拉德斯特里特、
罗伯特·格雷厄姆·邓恩和其他人建立了收集和传递数据的网络、对
数据加以评价和编码的语言，以及储存和追溯数据的协议。总部对当
地信息员的协调至关重要，获取、追踪和更新数据的索引也同样重
要。每种功能都增强了案例管理，但是，作为一个综合系统，所有这
一切都支持一个扩展性的数据库，其中有数百万份互相联系的档案。
这些先驱不仅让旧的商业行当效率更高，而且还开辟了一个新行业以
及一种新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