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1949-民国浙江政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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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民国史是一门距离我们*近的断代史，也是一门在历
史学中相对比较年轻的学科。1949年以后，这个学科从建立
到发展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不久，董必武、吴玉章等老一辈革命家就提出要编纂《中
华民国史》。1956年，国家首次将《中华民国史》列入全国科
学发展规划。1971年召开全国出版工作会议，周恩来总理再
次指示，要编纂、出版《中华民国史》。1972年，经中国科学
院院长郭沫若报请国务院批准，将此项任务下达给中国社会科
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在李新先生的主持下，成立
了中华民国史研究组(后改为室)，由此开启了大陆民国史的
正式研究。①但改革开放以前的民国史研究由于受当时特殊政
治气候的影响，成就有限。20世纪80年代以后，宽松的学术
研究氛围促使民国史的研究逐渐步人正轨。除了中国社会科学
院近代史研究所，在高校系统，以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
心为代表的民国史研究机构也相继成立，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编辑出版了大量民国史资料，并创办了专门的民国史研究期
刊。民国史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不夸张地说，现在差不多
成为断代史中*为热门的学科之一。

 民国史不但在国内呈现越来越热的势头，在国外也受到较
多的关注，就是一些发达国家大学的“亚洲学”、“东方学”
或“东亚研究”等研究机构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也多集中在民
国时期，其有代表性的作品基本上在中国大陆都得以翻译与出
版。国内外或境内外的学术互动无论是在研究方法还是在史料
的扩充方面都极大地丰富了民国史的整体研究。
    中华民国的历史从1912年起到1949年止，总共也不过8
年的时间，其中，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到1949年国民党
政权垮台的这段历史，也就是国民党在大陆执政的22年的历
史，是民国史研究的重心所在。这一时期中国的社会性质仍然
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纵观这一时期的历史线索，明显呈
现了半殖民地化过程、革命化过程、现代化过程的多重变奏。
一方面，国民党政权建立后，在维护其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政权
基础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组织了国家的经济建设，并取得
了一定的成效；另一方面，由于外国帝国主义势力直接或间接
插手，特别是日本发动了长达14年的侵华战争，中国的严重
政治危机和混乱局面始终存在，中国现代化的制度性障碍并没
有真正废除，因此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持续高涨。发生于中
国不同地域的历史事件基本上存在着上述共性的东西。另外，
由于中国地域辽阔，不同地区的历史虽然可以印证与全国其他
各省区历史发展具有的共性，但各地历史发展的进程又存在着
很多区域性的差异，过多地强调共性，很容易使历史简单化和
公式化，“大通史”的叙述有时的确很难全面地还原历史的真
实面貌，因此对于民国区域史的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也
逐渐受到学界的重视。
    开展民国区域史的研究既是历史研究视野与方法转变的结
果，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各地越来越强的区域意识产生的作

用。目前已经有不少省份出版了民国时期的通史和众多的专题
研究，国内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或民国史专业的硕士与博士
论文中有相当的选题也是集中在民国区域史方面的，至于对民
国区域史研究公开发表的论文更是难以计数。特别值得一提的
是，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很早就对中国的部分省份进
行过现代化进程的专题研究和探讨，其研究的视角和范式很受
内地学者的推崇，并产生了某种示范的效果。
    民国区域史的研究虽然成绩显著，但如果我们进行系统的
学术史梳理，也不难发现其中的问题。从总体上讲，民国时期
的区域史研究多数还是停留在一般的“通论”或“志”的层
面，有些甚至就是简单地将大通史下的“中国”两个字换成
了某某省，在这种地方历史中，事情发生的原因和结果各地基
本上相差无几，甚至连历史时期的划分也是一样的。这种区域
史很难使我们真正看出各地历史发展的地区差异，用时下比较
时髦的话说，就是缺乏明显的“问题意识”。如何在区域史的
研究中强化“问题”意识，的确成了民国区域史研究中不可
回避的重要学术议题。
    《民国浙江政局研究》就是旨在通过跨学科的尝试来探讨
“问题”，以“地缘”作为切人点来透视民国时期的浙江政局。
这里讲的“地缘”，借鉴了地缘政治学和政治地理学，但对其
概念的界定则并不完全等同于地缘政治学和政治地理学中所讲
的“地理”，因为“地理”只是一个空间的概念，而本书所述
的内容虽然也涉及地理，但它的内涵还不仅仅限于地理上的空
间，比如蒋介石作为浙江人的因素对浙江政局产生的影响，这
就远不是一个地理概念所能表达清楚的，因此本书借用了
“地缘”一词，主要是指国民党统治时期浙江在国内政治地理
中表现出来的独特性。

  学术界大致有两个学科是专门探讨地理与政治关系问题
的，一个是地缘政治学，一个是政治地理学。
    地缘政治学是在对国际上各种政治力量及其相互关系进行
地理上的分析，为维护国家安全利益制定适当的对外政策和战
略理论，它用地理分析方法来研究和预测世界或地区范围内的
战略形势和有关国家的政治行为，是介于战略学、国际政治
学、政治地理学等学科的理论，它侧重于国家和民族间关系的
全局性问题的研究。①可见地缘政治学基本上还是属于国际政
治学的范畴。如果我们把这种视角从国际关系中平移到国内，
我们也会看到，地缘因素不仅在国际关系中有重要的影响，即
使在同一个国家内，不同的地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
政治地位、战略价值、经济地位，这些因素往往决定着统治者
对不同地域的重视程度和统治政策。民国时期，虽然在20世
纪20年代后期国民党形式上实现了对全国的统治，而实际上
对全国的统治是非常不平衡的，有些地方成为国民党统治的强
势地带，也有些地方国民党仅仅具有形式上的统治虚名而已。
从国民党本身来讲，无论是出于国内政治资源的配置还是出于
国防战略的考虑，对不同的区域往往采取的是不同的统治方
略，而不同地域的政局对中央政府也产生着不同程度的影响，
从而形成了一种地缘上的中央与地方的互动关系，也就是说产
生了一个地缘与政局的关系问题，这可以说是我们从地缘政治
学中得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
    另一门探讨地理与政治间关系的学科是政治地理学，②在

中国古代，不但很早就产生了有关政治地理的思想，而且也有
对政治地理问题所进行的专门研究。公元前5世纪前后成书的
《禹贡》可以说是**部区域地理著作，此后历代都有一些地
理著作中谈及地域与政治的关系。带有明显政治地理学科特色
的著作是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和地理学家顾炎武所著《天下郡
国利病书》，它从明朝地方志书中辑录有关各地民生利害、政
治经济利弊、军事得失等部分，目的在鉴往知来。明末清初的
另一位地理学家顾祖禹所著《读史方舆纪要》则被梁启超称
为是“极有别裁之军事地理学”。近代以来，国内专门研究政
治地理学的著作日渐增多，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
学科门类的逐步清晰，从事政治学或地理学的学者出版了数部
《政治地理学》著作，这些著作有的是旨在进行学科边界的界
定，有的则是专门性的研究，如吴松弟的《无所不在的伟
力——地理环境与中国政治》，就对历史上(主要是中国古
代)中央与地方、地方环境和都城等进行过细致考察。①至于
国外研究政治地理学的学者和成果就更多了，而且还存在着不
同的学派，德国的拉采尔(F．Ratzel)与豪斯浩费
(K．Haushofer)和瑞典的契伦(Kellen)主张政治地理学就是
对国家这个有机体所作的空间研究，正因为如此，这一派被称
为政治地理学的“有机组织学派”。
    对于政治地理学的研究内容，在我国学界有不同的说法。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对政治地理学的界定是“研究人类社会
政治现象的空间分布与地理环境关系的学科。着重分析政治区
域的结构和功能以及政治区域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人文地理学

的一个分支”①。王恩涌在其主编的《政治地理学——时空中
的政治格局》则对政治地理学的学科作了更为全面的解释，
他认为：“尽管对政治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不同的学派的主张有
所不同，但对政治区域的研究一直是政治地理学的主题。政治
地理学，一方面，从空间角度来研究人类社会政治过程在地理
空间分布的一般规律和特征；另一方面，研究人类社会政治现
象和政治过程的地理空间的改变。这种研究必然集中在对政治
区域的研究上。因为，人类所从事的政治活动是在特定的地理
区域内进行的，而地理区域为人类的政治活动提供了场所。所
以，人类的政治活动必然会形成各种各样的政治区域。”②
    由上可见，政治地理学基本上是介于政治学与地理学之间
的一个边缘学科，但是如何从历史的角度来研讨政治地理问
题，将其纳人历史政治地理的视野，现成的研究并不多，以至
于历史地理专家周振鹤先生在1998年就提议要加强对历史政
治地理学的研究，周先生认为，历史政治地理的研究对象之一
就是政治家利用地理因素来解决政治问题的具体操作过程。③
    探讨地缘与民国时期浙江政局的关系问题，虽然不能完全
视作政治地理学研究，但明显具有某种历史政治地理学的学术
意味，好在当下学术界还是比较推崇“强化问题意识，淡化
学科界限”的，因此借鉴政治地理学的有关理论或研究方法
也许会另有所获。

 基于以上认识，本课题旨在从政治地理的视角来研讨民国
浙江的政局，考察国民党中央政府对浙江地方政权的控制和影
响程度，提炼出民国浙江政局所表现出来的不同于其他省份的
诸多特点，总结出浙江在国民党政治版图中的特殊地位。
  具体而言，本课题将从以下五个方面展开论证。
  **，民国时期国家政治中心南移对浙江的影响。根据现
代政治地理学的基本理论，政治过程是人们建立或维持一个政
治系统中所采取的各种行动或措施的时间序列，每一个政治过
程都具有一个与其特殊结合的地理区域，每一个地理区域都必
然与政治过程有某种联系。①元明清以来，中国的政治中心绝
大部分时间是在北京，民国初年，资产阶级革命派一度取得了
政权后，将中国的政治中心置于南京，但这个局面只持续了很
短的时期，稍后，袁世凯再度将国家的政治中心移至北京。直
到国民革命时期，随着北伐的推进，蒋介石才再一次在南京建‘
立政权，实现了中国政治中心自北向南的迁移，从而导致了国
内政治地理格局的新变化，这种变化对浙江的政局产生了非常
深远的影响：浙江从一个远离国家政治中心的边缘省份，变成
了国家统治的中心地区，中央政府对浙江这个省份的全面控制
程度是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所不及的(宋代情况特殊，不在
此例)。
    第二，蒋介石作为浙江人的因素对浙江政局产生的影响。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是极为重视地缘、血缘及学缘等社会关系
的，这些关系往往在政治运作的层面上得到非常充分的体现。
国民党政权的核心人物蒋介石是浙江人，正是有这层关系，使
得国民党政权无论是在建立的过程中，还是在取得政权之后，

浙江籍人士都在其中表现出了比较独特的地位和影响。在这个
政权的建立过程中，蒋介石得到了各种政治势力的支持，虽然
蒋介石在当时并没有从主观上以地缘为目标寻找这种政治性的
联盟对他的支持，但从历史发展的实际结果来看，蒋介石在国
民政府的建立过程中，的确是受到了以浙江这个地缘为纽带的
政治联盟的支持，换句话说，浙江籍的党政要人在蒋介石建立
政权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国民党执政后，在其
党、政、军、特等各系统中，如果仅从为官者的籍贯来看，浙
江籍人士具有明显的优势，这就使浙江在民国史上具有特别重
要的意义。“一部民国史，半部在浙江”和“蒋家天下陈家
党”的说法就是强调了这种重要性所在，同时也说明了民国
时期浙江在全国的独特性。
    第三，国民党强化中心区的统治对浙江产生的影响。国民
党统治时期，其政权对于全国的影响力差别很大，在有些省份
基本上是有名无实的，但在浙江，却完全不是这样。抗日战争
爆发前，浙江省的国民党党组织还是比较健全，党员人数在全
国是*多的。根据王奇生先生的统计：1926年，浙江省的国
民党党员为3223人，1928年为12143人，1929年为12530
人，1931年为12721人，1932年23050人，1933年为21321
人，1934年为22791人，1935年为28168人，1936年30385
人。①在1935年和1936年两个年度的统计中，浙江省的国民
党党员人数均超过了当时国民政府首都所在地江苏省，居全国
**。这种情况从另外一个角度证实了国民党在浙江的强势统

治，这个现实使中共在浙江的发展面临比在其他省份更为艰难
的境地：中共浙江省委领导机关经历了建立与撤销的多次反
复，中共在浙江领导和影响下的农民暴动很难形成规模，更难
以建立起稳定的根据地，即使在浙江与周边省份的边界地区存
在的根据地，在国民党的正规军和地方武装的军事高压下也很
难得到发展，就连中共在抗战时期为抗日而建立起来的敌后抗
日根据地，在抗战结束后也不得不从浙江撤出。
    第四，作为沿海省份的浙江，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地理形势
与战局的关系。浙江在战前被国民政府列为重点国防区域，并
修筑了大量的国防工事。但薄弱的沿海防御力量并没有能够阻
止日军在浙江沿海的登陆。杭州湾的失守成为国民政府军淞沪
会战的重要转折点。侵华日军进占浙江后，浙江因其地理特
点，一度与日军形成了隔钱塘江而对峙的局面，后来的战事则
主要是发生在沿海，封锁与反封锁构成了基本的战争局势，但
日军每次都能实现自己的战略目的。浙江境内的重要机场虽然
在战争初期为中国对日空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由此引发了
日本发动的浙赣战役，使浙江的沦陷区进一步扩大。与此战局
相关的是，随着战争的推进，日本在浙江建立起了各级伪政
权，而国民党政权退守浙南，继续统治着尚未沦陷的大片地
区，中共在浙东建立起了敌后抗日根据地政权，从而形成了三
种政权并存的局面。
    第五，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重南轻北”的全国地缘
战略对浙江的影响。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将恢复统治的重
心仍然放在东南地区，在抗战胜利初期，国民党的党、政机关
回迁杭州，并开始接管日伪财产，恢复了对浙江的全面统治。
与此同时，中共则采取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全国性
地缘战略，放弃了占领杭州等大城市的战略构想，并根据全国

形势的发展与变化，在重庆谈判中，又主动提出放弃在浙江的
根据地。这样，浙江如同战前一样，再度成为国民党严密控制
的省份。全面内战爆发后，浙江一度虽无战事，但反对国民党
统治的学生运动从另一个方面形成了对国民党的巨大压力。随
着全国解放战争形势的变化，人民解放军南下浙江，国民党在
浙江的统治*终失败。但由于浙江海岸线长，沿海岛屿众多，
部分国民党残余武装退守浙江沿海的一些海岛，不断对浙江大
陆进行破坏，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浙江面临巨大的剿匪
任务。人民解放军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才解放了浙江
全境。
    本书就是从以上五个方面探讨民国时期的浙江政局，此项
研究只是一个初步的尝试，可资借鉴的研究模式和研究成果都
比较有限。从史料的角度来讲，本书较多地利用了浙江省档案
馆馆藏的民国档案、浙江省图书馆古籍部所藏民国时期的著
作，另外也利用了不少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浙江省政协
文史委员会等机构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所编的各种资料汇
编。当然，为了对某些问题能有进一步的深化，也参阅了许多
别的门类的资料；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讲，在注重传统史学研究
方法的基础上，较多地借鉴地缘政治学和政治地理学的有关研
究成果，具体行文中当一一作注，此处不作罗列。

3．折射中央上层矛盾的地方政府
    省级行政制度是国民党统治时期地方行政制度中*高的一
级。浙江是国民党统治初期能够实施有效控制的为数不多的省
份之一。在构建国民党在浙江组织机构的同时，国民党也开始
了在浙江行政机构的重建。与其他省份所不同的是，在浙江省
级政府组织的建立中，国民党在中央层级的矛盾和争斗直接反
映到了其对浙江政府组织的人事关系上。
    国民革命军进入浙江后，国民党即开始了在浙江的省级行
政机构的筹建，经过I临时政务委员会、政务委员会两个阶段的
过渡，*后形成了委员制的浙江省政府组织形式。
    1927年2月，北伐军的东路军抵达杭州后，国民党中央
指派蔡元培、褚辅成、陈其采、宣中华、韩宝华、周凤岐、马
叙伦、经亨颐、蒋梦麟、戴任等组织浙江省临时政务会议。
1927年3月，浙江省I临时政务委员会成立，接收原省长公署
直辖各厅，但实际上该委员会成员多数不在浙江，因此并未有
效地行使职权，浙江省的省政基本上处于停顿状态，浙江省临
时政治会议只得一方面l临时指定陈其采、马叙伦、蒋梦麟负责
主持省政，另一方面急请北伐军东路军总指挥部行营主任、浙
江省防军正副指挥、宁台温防守司令共同维持局面。①
    1927年4月17日，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国民政
府定都南京。为了使浙江成为新建立的南京国民政府的稳固后
方，国民党决定重新委派浙江省的党政官员，加强对浙江省的

直接控制。4月18日，国民党决定裁撤浙江省临时政务委员
会，改设浙江省政务委员会，负责筹备建省事宜并执行政务。
5月13日，国民政府任命马叙伦等17人为省政务委员会委
员，由马叙伦、蒋梦麟、陈其采、周佩箴、程振钧、阮性存、
朱家骅分别兼任民政、教育、财政、土地、建设、司法、农工
7个厅的厅长。①
    7月25日，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决议，决定将
原浙江省政务委员会改组为浙江省政府委员会，7月27日，
任命张静江、蒋中正、马叙伦、颜大组、蒋梦麟、程振钧、阮
性存、李伯勤、周凤岐、蒋伯诚、陈希豪、陈屺怀、邵元冲、
马寅初14人为浙江省政府委员，指定张静江为浙江省政府主
席，马叙伦、颜大组、蒋梦麟、程振钧、阮性存、周凤岐、李
伯勤分别兼任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司法、军事、土地7
个厅的厅长。
    省政府成立后不久，国民党*高层的权力斗争白热化。8
月13日，蒋介石在国民党内各派的巨大压力下下野，回到奉
化溪口过起了“隐退”生活，蒋介石的积极支持者张静江、
蔡元培等人也随着辞职赴沪，陈希豪、马叙伦等也辞去了浙江
省政府委员的职务。8月20日，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批
准陈希豪、马叙伦辞浙江省政府委员职，任命庄崧甫、陈其
采、斯烈为省政府委员，其中陈其采、斯烈分别兼任财政、民
政厅厅长，省政府主席一职仍留给张静江，在张静江未回任前
由周凤岐代行省政府主席之职权。9月25日，周凤岐也辞去
了代省主席兼军事厅长各职，浙江省政府机构陷入无主状态。

10月5日，国民政府任命蔡元培、何应钦、朱家骅、陈其采、
程振钧、蒋伯诚、蒋梦麟、马寅初、阮性存、陈屺怀为浙江省
政府委员，由何应钦担任省政府主席，朱家骅、陈其采、程振
钧、蒋伯诚分别兼任民政、财政、建设、军事各厅厅长，司法
和土地二厅被撤销。1928年，省政府将下设机构又作了调整，
3月，裁撤军事厅，另成立了省防军司令部，9月，又将省防
军司令部改为省保安处，负责省内治安事宜，警察事务划归民
政厅管理，省政府组织形式渐趋稳定。
    1928年10月31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161次会议
再次对浙江省政府委员人选作了调整，任命张静江、朱家
骅、钱永铭、程振钧、叶琢堂、黄郛、蒋伯诚、陈其采、何
辑伍、周骏彦10人为省政府委员，以张静江为省政府主席。
11月16日，张静江偕省政府委员宣誓就职。此后，随着蒋
介石在国民党内地位的逐渐巩固，浙江的政局渐趋于稳定。
    国民党虽然在浙江建立了党与政的两大系统，但却一
直未能协调两大系统间的关系，此外，即使在国民党各级
党部内部或政府内部，也是派系林立，摩擦不断发生。浙
江国民党各派系的斗争集中地表现在CC系和黄埔系之间
的斗争。CC即为这个组织的英文(Central Club)缩写，
故人称CC系。CC系的形成是蒋介石树立个人势力的结
果。1927年他在**次下野前，有意安排陈果夫将一部分
忠于他个人的国民党党政干部组织起来，一方面对抗由桂
系操纵的国民党中央特委会，另一方面也欲使其作为他东
山再起后的干部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