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卷

br /> 牟钟鉴
    道教是根植于中国古代文化的民族性宗教，它源远流长，已有
一千八百年以上的历史，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传统社会三大精神支柱(儒、佛、道)之一，也是当前五大合法宗
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中唯一土生土长的
宗教。道教正式信徒历来不多，但它对于中国的哲学、伦理、政
治、文学、艺术、民俗、医药学、健身养生学等却有着深刻而持久
的影响；它尤其与民间信仰有着千丝万缕的血肉联系，具有极强的
草根性，广泛渗透到民众日常生活和心理结构之中，成为塑造中国
人国民性格的文化要素，所以鲁迅先生说：“中国根柢全在道教。”
魏晋以后，老庄道家主要在道教中发展，并与孔孟儒学形成互补。
道家和道教还成为接引印度佛教进入中国、不断被理解消化的中
介。由此而形成“儒、佛、道”三教鼎立与合流的态势，主导了中
国文化发展的方向。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道教还和儒学、
佛教一起，流传到各民族地区，与当地的民族文化相结合，成为沟
通多民族文化的重要精神纽带。因此，不了解道教，便不可能真正
认识中国人和中国文化。
    中国在历史上是一个多民族、多信仰、多宗教的国家，但知识
界与民间百姓在信仰上有明显差异。上层精英多受儒学影响，推尊
“崇德、广业”的人学，对于神道(即现今所说的“宗教”)则采取
 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下层民众则信仰各种宗教和神灵。由此
之故，以儒家学者为主组成的文史学术界，在记录和总结思想文化
历程的史书中，对宗教史的内容相当忽略。以正史中记载佛、道二
教的史料而论，仅有《魏书·释老志》和《元史·释老传》数篇。若
专就道教史的研究而言，比较有学术性的专著，早期可推陈铭珪
(教友)于清光绪年间撰成的《长春道教源流》；这是一部教内人士
写的学术性著作，但已显示出卓越的理性治史的眼光。
    现代新型道教学术研究兴起于20世纪初辛亥革命之后。所谓
“现代新型”，其一，是指学者接纳了从西方经日本引进不久的“宗
教”的概念，把道教作为宗教从道家体系中分离出来独立进行研
究；其二，研究者不是道教徒，也不反道教，而是从人文学术的视
野对道教作客观的研究；其三，研究者多受日本和西方学术的影
响，自觉或不自觉运用现代西方理性主义和文化学的理论和方法，
摆脱了儒家经学的局限和道教信仰主义的约束。民国时期*有代表
性的学术成果，有许地山的《道教史》(上)、傅勤家的《中国道教
史》、陈垣的《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陈国符的《道藏源流考》。
此外，陈撄宁的仙学研究也具有现代学术气象。他虽然属道教中
人，但他试图把道教与现代实验科学结合起来，使仙学成为一门生
命科学。他的研究成果，后来结集在《道教与养生》一书中。
    但是，民国年间的道教研究比起儒学、佛教、基督教、伊斯兰
教来说，是*为薄弱的，它只是分散努力的几位学者的个人事业，
没有形成研究群体，更没有汇成学术思潮和独立学科或学派，是颇
受社会冷落的。究其原因，一是清末以来，道教式微，社会地位下
降，道教界缺乏一流人才，义理上抱残守缺，人员又混杂不纯，遂
下降为衣食之教和法术之教，不复有大教气象，难以起精神导向作
用，逐渐被边缘化，也难以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其二，学术界笼
罩在西方科学理性思潮之下，视道教为“迷信”、“陋俗”，看不到
其人文价值，故献身于研究道教的学者甚少；其三，道教文献资料
相对缺乏，传世的明代《正统道藏》经历战乱，原版已甚少见世，
 待上海涵芬楼影印本于1926年完成问世，学界阅读才稍觉方便，
这也是制约研究的一个因素。
    新中国成立以后至“文革”前十六年，学界受前苏联“鸦片基
石论”影响，视宗教为消极的异己的力量，包括道教在内的宗教研
究几成禁区。道教自身更为衰弱，被许多人视为即将消亡的宗教。
因此更没有多少学者来此领域开拓。在零散发表的研究论著中，影
响较大的仅有王明的《太平经合校》，陈国符的《道藏源流考》增
订本。中国道教协会则有陈撄宁、李养正等先生于20世纪60年代
初编写的《道教识略》和一份《道协会刊》，勉强维持着道教学术
的一线生脉。道教事业和道教研究双双滑入低谷。“文化大革命”
十年浩劫，道教活动和学术研究都完全停顿。而在此同时，国外的
道教研究却在蓬勃开展，其中尤其是日本和法国学者在道教研究上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果。故有人说：道教在中国，道教研究在
外国。这是中国学术界的悲哀。
    “文革”结束和实行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大陆摆脱了文化极端
主义的羁绊，迎来了文化复苏和重生的春天。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逐
步落实，宗教研究也随之开展起来。1979年在昆明召开的全国宗
教学规划会议是中国大陆宗教学正式兴起的开始，至今已历28年。
宗教学理论和各类宗教及其文化的研究都在持续地蓬勃发展，其中
尤以道教研究进速*快，大有后来居上之势。如今道教学已经成为
一门独立的学科，而且人才日聚、硕果累累、交流频繁、思想活
跃，它的影响辐射到社会各个文化领域，并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新时期道教研究的特点：一是道教学各分支学科研究全面展
开，经典、教义、教派、人物、宫观、斋醮科仪、道术、历史、政
治、哲学、伦理、科技、文学、艺术等领域的研究，皆有优秀成
果。道教研究刊物很多，成为学术交流的窗口。二是道教学已有一
支全国规模、老中青结合的研究队伍在给予推动，各重点地区皆有
道教研究机构和学科教育设置，形成以北京、四川、上海、福建、
西安等地为中心点，联络全国的学术网络和培养人才体制，不仅学
 者人数可观，而且后继有人。三是教内外、国内外交流互动，使道
教学成为跨信仰、跨政治的文明对话的事业。许多研究项目、研究
刊物、学院教育、学术会议都是道教人士与教外学者合作承担的。
香港青松观道教学院和全真道研究中心是大陆、港澳、台湾三地合
作的范例。海峡两岸多次联合举办道教文化研讨会。此外，国际性
的道教学术研讨会连续举办，使全世界的道教研究学者经常有机会
沟通对谈，加深了友谊。现在，海内外学界公认，中国大陆已经成
为世界道教研究的中心。
    在众多的道教学者中，我要特别提到几位老学者的特殊作用。
一位是王明先生，其道教研究从民国时期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以
后，是贯通两个不同时代的前辈学者，所著《太平经合校》和《抱
朴子内篇校释》是道教经典整理和诠释的典范，使学界普遍受益。
一位是李养正先生，他长期在中国道协工作，以学术为生命，著作
等身，他对陈撄宁大师的研究，对道教教理教义源流的阐发，对当
代道教的论述，对道教与社会的探讨，对当代道教教育的建设，对
道教界与学术界的沟通与合作，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所拥有的
经历和资料的丰富性，无人可以比拟。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
教研究所名誉所长任继愈先生，*早在社会科学领域推动道教研
究，创建道教专业研究生教育，主编《道藏提要》，提倡研究儒、
佛、道三教关系。再一位是卿希泰先生，他是四川大学宗教研究所
的创始人和中国当代道教研究重要代表人物，主编了《中国道教
史》这部四卷本皇皇巨著，自撰论著颇丰，而且倾注心血于教育，
使四川大学成为中国*大的道教学人才培养中心。从那里走出来的
一批又一批青年学者，已遍布中华各地，发挥着学术骨干的作用。
还有北京大学汤一介先生，也培养出许多优秀的道教学博士，后来
颇有成就；他指导学生们系统深入地开拓了唐初重玄学研究的新领
域，为道教史研究填补了重大空白。还要提及台湾学者陈鼓应先
生，他在北京大学执教期间，出版了《老子注译及评介》、《庄子今译
今注》，主编了《道家文化》集刊，且热心于国际学术交流，对于大陆开
 展道家与道教关系的研究，并扩展为整个道文化的研究，有重要推动
作用。
    新时期道教研究的成果很多，仅择其中若干有代表性的作品罗
列如下。**，在道教经典的整理与研究方面，世界宗教研究所道
教室撰成的《道藏提要》，为世界首创。陈垣编《道家金石略》(收
碑文一千五百通)，陈国符撰《道藏源流续考》，胡道静、陈耀庭等
编《藏外道书》，胡道静、陈莲笙、陈耀庭选辑《道藏要籍选刊》，
王明著《抱朴子内篇校释》，任法融著《道德经释义》，朱越利著
《道经总论》，王卡著《敦煌道教文献研究》，为世界领先。张继禹
主编、王卡常务副主编历时七年编撰而成的《中华道藏》，约六千
万字，为道教文化界一大盛事。第二，在道教史研究方面，卿希泰
主编《中国道教史》四卷本，规模*大，内容丰富。李养正撰《道
教概说》，史论结合。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较为精炼。牟钟
鉴、胡孚琛等主编《道教通论》，兼论道家与道教。此外，还有许
多道教的断代史、地方史，李养正撰《当代中国道教》，颇具特色。
第三，在道教思想(包括教理、哲学、伦理等)研究方面，主要有
卿希泰著《中国道教思想史纲》，卢国龙著《道教哲学》，胡孚琛、
吕锡琛著《道学通论》，詹石窗著《易学与道教思想研究》，李刚著
《劝善成仙——道教生命伦理》，陈霞著《道教劝善书研究》。第四，
在道教内丹、外丹研究方面，主要有王沐著《内丹养生功法旨要》，
张广保著《金元全真道内丹心性学》，戈国龙著《道教内丹学探
微》、《道教内丹学溯源》，孟乃昌著《道教与中国炼丹术史)，金正
耀著《道教与炼丹术论》，李素平著《女神·女丹·女道》。第五，在
道教斋醮科仪、法术研究方面，主要有闵智亭著《道教仪范》，张
泽洪著《道教斋醮科仪研究》，刘仲宇著《道教法术》。第六，在道
教教派、人物研究方面，主要有张继禹著《天师道史略》，郭武著
《全真道祖王重阳传》，牟钟鉴等著《全真七子与齐鲁文化》，赵立
纲主编《历代名道传》，赵益著《丘处机》，强昱著《成玄英评传》。
第七，在道教文化专题研究方面，主要有李养正著《道教与社会》，
 葛兆光著《道教与中国文化》，盖建民著《道教医学》，李远国著
《道教气功养生学》，高楠著《道教与美学》，吕锡琛著《道家道教
与中国古代政治》，吉合蔡华著《道教与彝族传统文化》。第八，在
道教工具书编著方面，主要有闵智亭、李养正主编《道教大辞典》，
胡孚琛主编《中华道教大辞典》，李养正主编《道教手册》及《新
编白云观志》，黄海德、李刚编写《简明道教词典》，卿希泰、詹石
窗主编《道教文化新典》。
    道教研究如此兴旺，从环境条件来说，是由于国家的宗教政策
和文化政策在摆脱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路线的约束，转趋宽松开
放；从文化发展进程说，是中华民族文化意识的觉醒，社会出现回
归传统、寻根探源和开发民族文化资源的强烈需要，人们致力于重
建新时代的民族主体文化，而道教*具中国特色又积藏丰厚，又有
广大空间有待人们施展身手，故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儒、道、佛
研究及文史哲各学科的同时兴盛，和海内外文化交流的大规模开
展，彼此互动，为道教研究不断提供新的视野和方法，提供新的营
养和借鉴，形成人文学术共同繁荣的景象。道教界为自身长远发展
计，也注重学术研究，主动与学者合作，为道教研究提供方便。这
一切促成了道教研究神速而持续的发展。
    道教研究已经建立起雄厚的基础，今后还会向更深更广的方面
发展，人们对于它的未来有许多期待。在资料收集整理方面，还要
编《续中华道藏》，整理出版历代高道文集；同时广泛收集散落在
民间的碑刻、铭文及地方史志资料，还有考古新资料。对这些资料
作出科学的考辨、整理、注解、诠释。在道教史研究方面，全真
道、正一道教派史和地区道教史的研究还有待于加强和扩展，以表
现道教发展的多样性。在道教义理和方术的研究方面，要深入研究
道教的教理，揭示其哲学的特色与结构，尤其对全真内丹学体系要
有现代话语的准确表述；对道教的符咒文化要继续解密，作出理性
的分析。在道教跨学科研究方面，要开展儒、佛、道三教关系史研
究，写出《道学、禅学、全真学关系史》；同时继续拓宽道教文化
 研究领域，重点开展道教与民俗、道教与少数民族的研究。在道教
的教理、教规的现代诠释与现代转型研究方面，学界与教界合作，
共同探讨道教自身的更新发展及它与现代化的关系、道教的和谐文
化与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道教与其他文明的对话等问题，帮助
道教更健康地发展。道教是重生的宗教，它的养生文化丰富发达，
可以为构建东方生命科学和大众的健康作出重要贡献，但尚有待于
大力提炼和推广。
    本集限于篇幅，只选辑了中国大陆部分道教研究学者的自选论
文，不包括道教界人士和香港、台湾学者的论文，也不包括民国时
期的论文。本集既然是论文集，所论问题自然无法有学术专著那样
的系统和详密，尤其在作者人选上不能周全(这是我特别感到不安
的)，而多数作者又只能各提供一篇论文，它当然不能全面体现道
教学在中国的发展。但本集邀请的学者还是有一定代表性的，作者
都有丰厚的学术积累，又分布在全国四面八方，在年龄结构上包括
老中青不同层次，虽有空缺，本集仍然称得上是一次道教学成果的
重要结集。由于是学者自己精选自己的文章，选择的标准和重心自
然具有了多样性，它使本论文集比少数人按预定模式编辑的文集展
示出更加丰富的视角和内涵，好比是一桌宴席，每位嘉宾都端出一
盘自制的佳肴，品尝起来或许会别有风味，这也算是编辑方式上的
一次创新吧。收入文集的都是已发表论文中的精品佳作，每篇字数
不长，却提供了重要的观点、思路和信息；内容上各有侧重，大致
上可以分为“道教经典”、“道教义理”、“道教历史与人物”、“道教
科仪与法术”、“道教与社会及文化”、“道家、道教与儒学”几类。
卿希泰先生的《百年来道教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是一篇道教学学术
史的好文章，放在书前作为道教研究综述。这部论文集不打算起道
教教科书的作用，它更像是一部道教研究散文集，诸家之言汇在一
起，读者会有较大的选择空间，读起来也会更加轻松。编者希望它
能起到一部重要研究参考书的作用，进而成为一种桥梁，方便人们
借着本集提供的信息，深入道教学更广阔的领地，那将是编者希望
 达到的更高目标。老子说：“大成若缺，其用不弊。”我们并不要求
当下完美，因此才会不断追求。道教研究正方兴未艾，让我们共同
努力，使道教学持续健康地发展下去。
2007年春于北京

成玄英与重玄学
“重玄”这一要概念是源于《老子》的“玄之又玄”，但“重
学”则是自东晋后逐渐形成的。敦煌写本成玄英《老子道德经义疏
开题》残卷中说：
    宗体者，夫释义解经，宜识其宗致，然古今注疏，玄
情各别，而严君平《旨归》，以玄虚为宗，顾徵君《堂
诰》，以无为为宗，孟智周、藏玄静以道德为宗，梁武帝
以非有非无为宗，晋世孙登，云託重玄以寄宗。虽复众家
不同，今以孙氏为正，以重玄为宗，无为为本。所言玄
者，深远之名，亦是不滞之义；言至深至远，不滞不著，
既不滞有，亦不滞无，岂唯不滞于滞，亦乃不滞于不滞，
百非四句，都无所滞，乃日重玄。故《经》云：“玄之又
玄，众妙之门”。
    这段话包含三个意思：(1)解释经典要了解解释者的根本宗
旨，因此，对《老子道德经》深奥道理的注疏，往往各不相同。
(2)对历史上《老子道德经》的重要注疏的宗旨分别作了介绍，其
 中特别说到孙登一派是“讫重玄以寄宗”，并得“重玄”为正宗。
(3)对“重玄”作了解释，要点在“岂唯不滞于滞，亦乃不滞于不
滞，百非四句，都无所滞，乃日重玄”。孙登，东晋人，《晋书·孙
登传》谓其“少善名理，注《老子》行于世”。《隋书·经籍志》著
录孙登《道德经注》二卷。在《蒙文通文集》第六卷《道书辑校十
种》中，《晋唐(老子)古注四十家辑存》辑有孙登《道德经注)
十七条。查此十七条中有两条很重要。一是对第42章“道生一”
的注：“妙一宅于太虚之内，玄化资于圣道之用，故因其所由谓之
生。…‘妙一”指“道”，“道”作为本体是存在于宇宙之中，宇宙间
天地万物的一切变化都是“道”的作用，前句言“体”，后句言
“用”。因此，天地万物是以“道”为根据而存在，这叫做“生”。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孙登的思想颇受王弼的“体用如一”思想的
影响，或可说，“重玄”思想是由“贵无”(或所谓“贵玄”)思想
发展而来。二是第43章：“柔能破刚，无能遣有，是以知无为之教
大益于人。”“无能遣有”为“一玄”，故“大益于人”，此以“无为
为宗”，再遣“无”，而至“以重玄为宗”，此或为由“一玄”至
“重玄”之路，即由“玄学”至“重玄学”之发展理路。我们或可
说自东晋孙登，中经诸多的佛、道学者，而至唐初成玄英才终于完
成道教重玄学之哲学体系。下面将简略论述由魏晋玄学到唐初重玄
学的发展过程。
一、魏晋玄学是先秦老庄思想的新发展
为了说明魏晋玄学所讲座主要是本体论问题，而汉朝哲学主要
是讨论宇宙生成论问题，说明玄学发展的特点，应是有意义的。
汉朝哲学讲宇宙生成论问题大体有两类：一是讲宇宙如何由原始
状态（*初状态）自然演化而有天地万物等等。例如，《淮南子
 天文训》中说：“太始生虚霩，虚霩生宇宙，宇宙生元气，元气有
涯垠，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宇宙在开始
睦生时呈现全无规定性的无所不包的存在状态；从这种未分的状态
分化出时间和空间，有了时间和空间之后才有其中的未分的实体
（无气)，有元气就有一定的界限了(即可产生有规定性的东西)，
其轻清的上扬而为天，重滞的凝结而为地。这是《淮南子》所描述
的宇宙生成的过程。汉朝许多著作大体上都有相类似的关于宇宙生
成的说法，如《孝经纬·钩命诀》中说：“天地未分之前，有太易，
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有太极，是为五运。形象未分，谓之太
易。元气始萌，谓之太初。气形之端，谓之太始。形变有质，谓之
太素。质形已具，谓之太极。五气渐变，谓之五运。”所谓“五运”
是说“元气”变化发展的五个阶段：由未分到开始发生，再发展到
形成一定的开头，而后有固定的质体，*后形成具体的事物。又如
王充也有类似的观点，他说：“天地合气，物偶自生”(《论衡·物
势》）“天地合气，万物自生”(《论衡·自然》)。这都是说，天地之
气相互交合，万物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在这里，王充主要是为反
目的论而说的，但都说明万物皆由元气的相互作用而生成。这是汉
朝哲学对宇宙生成发展的一种理论。另外还有一种宇宙生成论的理
论认为，万物是由“天”有目的地产生的，如董仲舒的《春秋繁
露中说：“天者，百神之太君也”，“父者子之天，天者父之天。
无天而生，未之有也。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又如
《易纬·乾凿度》开头借黄帝之口说：太古之时，百皇开辟宇宙，拓
破洪蒙(使天地有分)，这样就有了伏羲氏。伏羲知道天有好生之
德，从而造化百源，如此等等。这都是说，天地万物是由天神有目
的造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