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尼·波顿教你选股

职业生涯的开端
　　1979年，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当选英国首相。那一年，也是我人生中具有关键意义的一年。回首过去，我才意识到，当时我做出的种种决定全部都是心理咨询师们竭力反对的那一类。那一年，我在很短的一个时期内完成了人生中极其重要的几件大事：结婚、搬家和换工作。我是在1979年2月结的婚，结婚之前的几个礼拜就搬了家，随后在12月辞掉了原来的工作加入富达。我是在施莱辛格投资管理公司（Schlesinger Investment Management）工作时认识我妻子莎拉（Sarah）的。施莱辛格是一家南非控股的投资管理公司，同时还拥有一些银行业和房地产行业的股权。那个时候，莎拉是一位投资经理助理，而我起先也是一名投资助理，之后升为基金经理。那年夏天，理查德·廷伯莱克（Richard Timberlake）——施莱辛格的两位理事之一，离开了施莱辛格，加入了富达，为其在英国开创新的基金管理事业。他向大家表示，他希望为这个新建的公司挑选两名投资经理。
　　我很犹豫到底要不要主动去联系他，因为我听说他已经承诺在一段时期内都不录用他的前同事。而且，我对富达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后来发生了两件事情，使我改变了想法。**件是，我联系了一位在M&G当投资经理的私人朋友。M&G公司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在英国推出了**只单位信托基金。我那位朋友对我说，富达是美国投资领域内*优秀的投资管理公司。第二件事是我的妻子一直劝我给理查德打个电话——她总是能够看出一家新公司有没有发展潜力。但是，当时29岁的我很害羞，非常犹豫，不敢拿起电话。直到她一遍又一遍地劝我说“打个电话，你也不会失去什么”之后，我才终于决定给理查德打个电话。事实证明，那个电话是我所打过的所有电话中*重要的一个。
　　和理查德见面之后，他让比尔·伯恩斯（Bill Byrnes）再面试我一次。比尔在富达的波士顿总部已经工作多年，并且和富达创始人的儿子、当时的主席内德·约翰逊（Ned Johnson）关系较为亲近。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期间，富达在美国取得空前成功。如果说这一成功归功于内德·约翰逊的卓越领导，那么把富达事业扩展到国际领域的功劳就应该归功于比尔·伯恩斯。那个时期，大多数美国投资公司只是把眼光放在北美本地市场。作为美国基金行业领头羊之一的富达投资集团，走在了时代前列，发现了把事业推向全球市场的巨大潜力。我记得当时其他的报纸好像不怎么在意富达将走国际路线的消息，但是《金融时报》对这则消息却非常重视，并且把它放在了头版头条。
　　之后，我惶恐不安地去面试。毕竟我只在施莱辛格管理了一两年的基金，在英国几乎都算不上是有经验的基金经理。那次面试中，比尔问我的*后一个问题是：“安东尼，如果加入富达，你可以做到成功地管理基金，并在激烈的竞争中取得领先吗？”我已经记不清楚我当时的回答了，但是我的答案中一定有某些内容说服了他。因为那次面试结束不久，我就得到了那份工作。比尔可以说是美国*有魅力的人之一，并且他很喜欢英国。那几年里，他总是不断地支持和鼓励我。现在，他也还是每年都有一两次会来我们的伦敦办事处看看。
　　就这样，我在1979年12月17日加入了富达。那一天，富达在英国市场投放了首批4只信托基金。除了我管理的富达特殊情况基金外，另外还有一只富达美国信托基金、一只固定利息信托基金及一只增长和收入信托基金。投身美国信托基金是理所当然，毕竟富达的总部在美国。增长和收入信托基金由詹姆斯·韦林斯（James Wellings）管理运作。他是比尔招聘的另外一位基金经理。来到富达之前，他是一个股票经纪人。他的基金操作手法和我的截然不同。韦林斯习惯于大量地买进低风险、高收益的股票，从被低估的股票中获取收益。
　　富达的伦敦办事处设在皇后街。在富达工作的头几年，韦林斯和我合用一间办公室。他是一个很可爱的人，是一个有点学院派的传统主义者。这点我们俩很像，因此我们相处得非常融洽。只是在头几个星期，我们相处得有一点尴尬。因为和理查德·廷伯莱克面谈的时候，我提出加入富达的一个条件，就是我希望做主管。30岁之前要升到主管的职位是我的个人抱负。但是韦林斯在面试时并没有提出这样的要求。所以，尽管后来他也被任命为主管，但还是比我晚了几个月。同样有雄心壮志的他，因为职位这件事情有一段时间很不高兴。因此，头几个星期，我们那间小办公室里的气氛有些尴尬。不过，后来他很快就忘了那件事，我们相处非常愉快。
在富达的经历
*初加入富达的时候，我以为我们总共有大约l2人在位于皇后街的
办公室工作，其中包括理查德·廷伯莱克组织的**批人和三四位原来就在伦敦为富达管理离岸基金的老员工。他们所管理的一部分总部设于百慕大的离岸基金在1979年英国单位信托公司创立的好几年前就已经投放市场。那些基金是富达首次在全球范围内发行的基金。27年后的今天（至2006年6月30日），在英国富达工作的人数超过4 290人，这个数字实在令人惊叹。这些人中包括一个由39名组合投资经理组成的投资团队和51名分析师，他们都在位于伦敦卡农街25号的办公楼工作。这个可以远眺圣保罗大教堂的办公楼是富达在伦敦设立的第四个办公地点，由我们自己设计建造。随着投资管理事业的逐步扩大，我们的办公室空间显得愈发狭窄起来，所以管理个人财产变成了一项重要而艰难的任务。
人们经常问我怎么能够在一家公司一直工作将近30年？富达到底有什么东西如此吸引我？显而易见，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我个人认为富达是英国*好的投资管理机构，作为这样一个团队的一员带给我的兴奋和满足感是其他机构无法超越的。我非常幸运，密切参与了这个投资团队的组建和发展。其次，富达让我有幸与投资领域的一些*聪明且友善的投资者们共同合作。他们的友善是让我*为留恋的。多年中，我有过太多机会可以加入其他公司，但是我都没有这样做。*近几年猎头们已经放弃打电话给我了，因为他们清楚，要劝我离开富达只是浪费时间。
记得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我曾有过一次跳槽的机会，那家公司是当时全球对冲基金领域运作*为成功的公司之一。在几年前，我就已经见过其经营者，所以那次算是他们第二次邀请我。和该公司的全球投资总负责人见了一面以后，我不得不说他是个非常不讨人喜欢的家伙。会面快结束时，他一直说他搞不明白为什么英国人总认为人生*重要的目标不是让自己更富有，反而居然认为还有除了钱以外更能激励人心的东西。
在富达*棒的一点就是，我们有一大群志同道合的伙伴：每个资深员工要么独立管理过一笔资金，要么至少清楚把资金管理好是保证富达其他所有活动的根本。这些伙伴的良好品质是我一直留在富达的关键因素，同时我认为正是他们营造出来的特别融洽的工作氛围使得富达能留住如此之多的优秀投资人。当然，良好的薪酬奖励和其他激励政策也很重要，但那并不是全部原因。我还认为在私营企业工作的另一个巨大优势在于，公司管理层相对稳定。我遇见过一位竞争对手公司的投资经理，他告诉我他们公司的投资管理层在过去四年内就经历了三次重组。他们重组是因为陆续并购了其他一些投资机构，而每次并购都会有人离职、首席投资官换角。相比而言，富达这家私有公司之所以能够成长起来正是基于一个关键的理论：坚持完善自身团队，而不去并购其他公司。我深信这才是激励和留住重要员工的*佳方法。有趣的是——或许这也不只是巧合，另外一家规模*大、运作*成功的全球投资公司——资产研究公司（Capital Research）也是由一家私有公司成长起来的。
特殊情况基金
为什么我要创立特殊情况基金，而这只基金的意义又何在呢？理查德·廷伯莱克一开始就想好了，希望我创立一只主要追求资本成长的基金，以弥补增长收入型信托基金防御风险的能力。因为在施莱辛格工作时，我就管理过一只施莱辛格特殊情况信托基金，而那只基金也正是我*喜欢管理的。所以理所当然地，我向理查德建议特殊情况基金才是我们需要发行的。他同意了我的观点，于是这只基金就创立了。如果那个时候有人告诉我这只基金的总资产有一天会增长至高于60亿英镑，并且在发行后的26年内一直保持*佳业绩，我肯定会觉得不可思议。我们当时只是适量地发行该基金，看看我们到底能运作得怎么样。
在*初发行特殊情况基金时的投资计划书里，我解释了所谓特殊情况的各种类型。之后的很多年内，我又多次修改和精简了我对自己投资方法的定义。但是我投资技巧的核心是一以一种逆向进取的方法寻求资本成长的机会，自始至终都没有变过。我以管理单位信托基金同样的方法管理了另外一只投资信托基金，只是发行时间晚了几年。而富达特殊价值公司的投资报告书里面是这样描述我管理的基金的：“该基金经理认为特殊情况公司的净资产、股利收益率或每股未来收益被低估了，但是这些公司却具有某些潜在因素可以提升未来股价。”特殊隋况公司类型可归纳如下：
　　拥有复苏潜力的公司；
　　拥有强劲增长潜力的公司；
　　资产价值还未得到市场普遍认可的公司；
　　拥有某种占有特定市场份额的特殊产品，因此拥有良好收益潜力的公司；
　　可能被其他企业并购接管的公司；
　　正经历重组或管理层人员变动的公司；
　　没有被股票经纪公司广泛研究的公司。
我们当时发表评论：“该基金经理倾向于集中投资那些失宠于投资者的公司或以普遍接受的估值方法计算而被低估价值的公司。但是，根据投资者的直觉，这些公司可能一段时期后会有起色。”基于这一点，我们集中投资于并非市场巨头公司的股票。采取“自下而上”的选股方法，主要基于和有争议公司本身密切相关的特定标准，而非普遍的宏观经济因素来选择投资对象。由于意识到公司独立分析研究的重要性，我们补充道：“除了分析目标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相对估值法，基金经理同时会去会见大量这种类型的公司管理人员，旨在获得信息优势。以往的经验表明，获得一手信息有利于发掘市场的无效率性和被低估公司的隐藏的内在价值。投资了某家公司后，基金经理将密切关注公司情况，并且在一般情况下，都保持与其管理层的联系，从而能够尽早发现该公司现状或未来的任何可能的变动。”
以上说明非常简要地概括了我的投资方法。“特殊情况”是广义的，这点很重要，它意味着许多不同类型的情况都可以被包括在内。如果你的投资目标和我的一样，是为了积极地追求资本成长，那么根本没有理由把自己局限于该买哪种股票的困扰中，因为那就相当于拒绝潜在的赚钱机会。在计划书的定义中另外一个关键短语是“失宠于投资者或价值被低估”，而我一直坚持的也就是价值投资模式。
投资模式中*重要的两种类型是成长投资和价值投资，我选择价值投资有以下几个理由。首先，我一直喜欢阅读那些关于伟大的投资巨头或由投资巨头所著的投资书籍。在我看来，那些书里面的内容也支持了这样的观点：价值投资比成长投资更有可能在长期内获得高收益。但是，我并不是说成长投资不能有效地获得高于平均水平的收益。我只是认为，在更长期的时间段内，价值投资的成功率更大。影响我的另一个因素是M&G管理其M&G复苏基金（当时*受推崇的单位信托基金之一）使用的方法也是广义的价值投资模式，涉及到并购运营不良的公司。我非常熟悉它并购公司的策略。
*后，我相信投资经理必须找到一种*适合自己的投资模式和投资风格，并将其坚持到底。也不知是出于哪种原因，我总是更喜欢做一些与众不同的事情，随波逐流的做法会让我觉得很不舒服。投资领域有太多的压力，许多投资者的做法与我截然不同，他们会选择随波逐流。除非你是真的对自我决策由衷地感到快乐，否则我这种做法不一定对你有利。有人问过我，我对待生活的态度是否也是逆向的，答案是否定的。在私人生活中，我一般会选择我喜欢的，有与大众相同的，也有不同的。我发现，我的逆向投资风格在市场转折期尤其管用。但是在市场处于转折点时，大多数的人们自然而然地倾向于完全相反的错误做法。同时，我相信丰富的经验对于投资成功至关重要。就像马克·吐温曾说过的，“历史不会重复，却自有其规律”。我想，每个基金经理都应该把这句话牢记在心。
忽视基准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是一名成功的投资者和见解独到的杰出经济学家，他曾经就股票市场发表过一番评论，认为选股就像是选美比赛，“你不是选择你认为*漂亮的女孩，而是选择评委认为*漂亮的女孩”。换个说法，借用本·格雷厄姆（Ben Gra-ham）的一句话，股票市场更像是一台选票计算器，而不是称重机，至少短期内如此。我寻找股票一般会选择那些大众投资者眼中的非绩优股，因为如果其情况好转，就会有大量的新投资者被吸引、购买。也就是说，我实际上就是运用技巧来寻找那些有情况好转希望的股票。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和股票市场相反，我推荐你*好还是选择你认为*漂亮的女孩。我当然也是选择我认为*漂亮的女孩。
富达特殊情况基金*重要的特征是，我一直在忽视基准的基础上管理它，这一点也在我的逆向投资理论中显露无遗。也就是说，我不在意我持有的股票和金融时报全股指数的成分股偏差如何。但是，我的业绩却经常被拿来以金融时报全股指数这一衡量基准评估，因为人们认为基金的业绩目标就是要超过金融时报全股指数。尽管如此，和其他参照这一目标的基金经理不同，我不去花时间担心这个。比如当时的指数是持有石油公司股票的比例为15％，而我只持有10％；或者我是否持有指数包含的*大成分股，这些我都不在意。
无视基准的投资比重的做法，使得我赢得更多高于市场平均水平的大额收益。当然，在管理特殊情况基金的这些年里，我也不可避免地遇到过许多挫折。但是，我的逆向投资方法的核心理论和沃伦·巴菲特的不谋而合，他曾说过他和其合伙人查理·蒙格（Charlie Munger）“宁愿每年用很长一段时间赢得一次15％的丰厚利润，也不希望只稳稳当当地拿12％的收益”。我的目标也是在长期内尽量获得*高的年平均收益，即使短期内收益会有所波动。这和以基准为目标的基金经理正好相反，他们希望每季度绩效相对中等，使业绩渐渐稳定，即使其长期收益低也没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