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端访问(拾肆),15位传奇女性的家事与心史

王新兰：箫声杳杳心若兰
　　王新兰，原名心兰，萧华将军的夫人，长征路上*小的女红军。1924年6月出生于四川宣汉，5岁送过情报，9岁参加红军，11岁随红四方面军长征。曾任红四方面军红四军政治部宣传员、红四军政治部宣传队分队长、中央军委三局五十五分队报务员、八路军一一五师政治部新闻电台台长、一一五师政治部秘书处机要秘书、东北南满司令部秘书兼电台台长、第四野战军特种司令部秘书处秘书、总政治部机要科副科长、总政治部专家工作室主任、交通部干部局干部科科长、交通部外事处处长、总政治部秘书处副处长、总政治部主任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办公室副主任、兰州军区后勤部副政委、兰州军区后勤部顾问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1985年12月离休（正军职）。
　　她从小受到革命熏陶，5岁送过情报，9岁参加红军，11岁随红四方面军长征，2次翻雪山3次过草地，在昏迷中曾走到死亡边缘，愣是用稚嫩的双脚走完了长征路，随同大部队胜利到达陕北。
　　她这位长征路上*小的女红军的传奇人生，还因她和萧华的动人爱情而更加传奇：罗荣桓热心为他们搭鹊桥，毛泽东拍电报让她“约会”，战地成亲，相濡以沫几十载，在“文革”时期历经磨难。
　　历史迷雾重重。中国工农红军那场“不可思议”的大迁徙与“文化大革命”的苦涩浩劫，给后人留下许多可供回味、考证的“谜团”。王新兰作为那段历史的见证人，她的所见所闻为我们对那段历史的“阅读”提供了佐证。
　　总理弥留之际还在哼唱的经典组歌诞生的前前后后
　　“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炊断粮。红军都是钢铁汉，千锤百炼不怕难……”每每听到这熟悉的歌词和旋律，王新兰的眼前就闪现出丈夫萧华创作《长征组歌》的情景。自己一唱起丈夫写的这首歌，当年三过草地雪山的王新兰总是心潮起伏，长征于她的记忆太深刻了。
　　关于长征，美国记者斯诺曾说：“总有一天，会有人把这部激动人心的远征史全部写出来的。”在长征胜利30年后的1965年，12首“三七句、四八开”的系列组诗横空出世，这就是《长征组诗》。其中10首被谱曲传唱，一唱就是40余年，这就是《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组诗的作者就是王新兰的丈夫、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的萧华。
　　1965年7月19日，天津人民会堂，萧华**次审看《长征组歌》排演。当时，天气炎热，排演现场连电扇都没有。就在这样的闷热中，萧华和王新兰却看得十分投入。演完后，萧华和王新兰走上舞台。有人搬来一把椅子请萧华坐下，他看了看演员们被汗水湿透的演出服，转头对文工团团长晨耕说：“你让演员们把演出服脱了，也都坐下吧。”
　　萧华说，作为长征的亲历者、战斗员和指挥员，他觉得有一种巨大的历史责任感在推动着他写《长征组诗》。所以，他一定要写出来让战士们演唱，让所有的人了解长征的故事，牢记长征精神。他对演员们说：“你们唱得不错，但是如果你们了解了长征就会唱得更好!”萧华随后又说：“长征这段历史是十分感人的。我在写《长征组诗》的时候，泪水经常打湿手稿。每每我写到*艰苦的地方，就回想起那些与我一起长征过的战友，他们有的已经牺牲了。”说到这里萧华哽咽了，王新兰和演员也都掉下了眼泪。
　　王新兰回忆说：1934年，时年18岁的萧华跟随红军主力开始了举世闻名的长征。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路，他亲身经历了一场场生死考验。他忘不了当年长征路上的每一个场景，忘不了和自己一起战斗生活过的战友。面对长征，萧华有太多的话要说，太多的情要诉。
　　1964年2月，全国肝炎流行，萧华下连队时染上了严重的肝炎，待在北京公务繁多，不利治病康复，周恩来总理指示萧华离开北京，到外地休养一段时间，并特别关照要王新兰一同前往，以便陪同照看。这一年4月，萧华和王新兰来到杭州西子湖畔。此时，全军各部队正准备庆祝红军长征30周年纪念活动，不少文艺单位多次向亲历过长征的萧华约稿，这成了萧华创作《长征组歌》的直接动因。
　　其实，讴歌长征，萧华早有想法。自从走完了长征路，长征便成为萧华生命的一部分。那场震惊世界的远征，那场使红军从濒于灭亡之中再生的大迁徙，那场红军向难以承载的生存极限挑战的英雄壮举，萧华视之为中国共产党*珍贵的精神遗产，因而值得大书特书。
　　早在1958年夏，萧华得到一本描绘长征的画册，如获至宝。当时，他与有关方面负责人谈话说，除了画册，应该用多种艺术形式表现长征。他还对王新兰说，如果有一个整块的时间，一定要写一写长征。遗憾的是，繁忙的工作一直无法使他拿起笔来。到杭州治病疗养，终于有了创作的机会。
　　创作首先遇到的是艺术表现形式问题。萧华考虑到身体状况欠佳,不便写长篇大论，于是采用诗歌的形式。萧华长于诗词，在杭州又集中阅读了唐诗、宋词中的一些名家之作。中国古诗词凝练含蓄、韵律优美，极富表现力和形式美。经过思考，他很快确定了用组诗的形式表现作品的内容。考虑舞台演出的通俗性，他在借鉴古诗词的基础上，采取了“三七句、四八开”的格式，即每段诗词用4个三字句、8个七字句、共12行68个字组成，一诗一韵。这种形式，既有统一的格律，便于记忆朗诵、谱曲歌唱，又较旧格律自由，不受平仄、对仗的限制。
　　创作的真正难度在于对作品内容的整体把握。萧华虽亲历长征，但他当年只有18岁，先是少共国际师政委，过草地前是红二师政委，只熟悉红一方面军的长征。对于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的长征则知之不多。因此，要把红军三大主力艰苦卓绝的长征准确地概括到一部诗歌中，是十分困难的。为此，他阅读了有关长征的大量资料和老同志写的回忆录，反复重温了毛泽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以及《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著作，用其中关于长征的精辟论述，作为创作的指导思想。同时，认真研读了毛泽东关于长征的诗词。
　　掌握丰富的史料后，萧华按照长征的历史进程，从极其复杂的斗争生活中，选取了长征中12个“关节点”，安排了组诗的整体结构，即：告别、突破封锁线、进遵义、入云南、飞越大渡河、过雪山草地、到吴起镇、祝捷、报喜、大会师、会师献礼、誓师抗日。
　　于是，萧华忘记了自己病人的身份，进入忘我的创作境界。屋里的灯光常常亮到午夜。王新兰此刻也无法劝阻丈夫休息。夜深人静时，她会悄悄地在丈夫身边站一会儿，她看到的是一页页被泪水模糊的稿纸。王新兰说，为了不影响萧华的身体，在创作前，她就与萧华曾有许多“约法”和“规定”，但是萧华一进入创作状态，就什么也不顾了，甚至通宵达旦，而且常常是一边流泪一边写。
　　长征途中没流过一滴泪的萧华，将感情的闸门向逝去的历史打开了。王新兰说，写得很是辛苦，人都瘦了十几斤——那真的是“呕心沥血”。
　　写就后，萧华用毛泽东的七律诗《长征》中的首句“红军不怕远征难”为题，分别被呈送给周总理和在京的许多老帅传阅。老帅们都说，用12首诗来概括长征全过程，这在过去是从来没有过的，组诗高度概括了中国工农红军举世无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历程，歌颂了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不怕任何艰难困苦和坚韧不拔的革命意志，抒发了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英雄气概和革命乐观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的崇高精神。周总理更是非常高兴，也非常喜欢，尤其是对“四渡赤水出奇兵，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特别赞赏，说这是“神来之笔”。当时正在搞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间唯独没有长征的内容，周总理说，这下好了，先把《飞越大渡河》放进去，于是“组诗”开始变为“组歌”。
　　曲谱初稿成形后，萧华在杭州的病房里接见了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的晨耕、生茂、唐诃、遇秋4位曲作者，让他们一首一首地为他哼唱，并提出修改意见。
　　其实，当初为组歌谱曲的除了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的晨耕、生茂、唐诃、遇秋4个人外，总政文工团时乐蒙也同时写了一稿，他这个版本气势宏大，技巧很高。周总理反复听了两个版本后，觉得各有千秋。考虑到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的好唱好记，便于传唱，基本倾向于这个版本。
　　战友文工团排练期间，周总理亲自去作动员，要他们去部队参观、学习，了解情况，不但要形似，穿上军服、穿上草鞋、打上绑腿，更要神似。
　　周恩来总理曾这样评价萧华和他的组诗：“只有经过了长征的人才会写出《长征组歌》；只有有激情的人才会写出《长征组歌》。你为党和人民做了件好事，为子孙后代做了件好事，我感谢你。”王新兰也认为，《长征组歌》是一部饱蘸着血泪和激情的经典之作。
　　“总理在病重期间，我们都很想去看他，但萧华刚从狱中出来，我们无法进去。总理生前，曾先后17次观看组歌演出，他能唱出组歌的全部歌词。总理在弥留之际，*后唱的一句是‘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说到这里，王新兰声泪俱下，哽咽难言。
　　据悉：“文革”期间，《长征组歌》有8年没有正式演出。1975年，邓小平主持军委工作后，指示复排《长征组歌》。同年10月，复排后的《长征组歌》在北京展览馆剧场连演一个月，场场爆满。反响的热烈程度远远超乎演员们的想像。很多观众看完演出后都不坐车了，而是手挽着手一路哼唱着《长征组歌》回家。
　　《长征组歌》这首脍炙人口的音乐史诗，用血与火谱写的旋律，穿透上一世纪的回音壁，响彻新世纪的天空。而由组歌述说、重现的长征画面，一次次令人们感慨万千，一幅幅定格为永恒的记忆……
　　小小通信员的红色启蒙教育和红星情结
　　“哥哥当红军，弟弟要同行。莫说我年纪小，当个通讯兵……”当年红军打下四川宣汉城时，一个小女孩一脸稚气，挤在看热闹的人群里，**次看见穿着军装、腰上别着盒子枪的女兵，十分羡慕。看到女兵们向群众领唱这些革命歌谣的场面，这个小女孩十分激动：女兵好威武、好漂亮，我能成为其中的一员该多好。
　　当年这个小女孩就是王新兰。王新兰原名心兰，参加革命后改为“新兰”。1926年6月，她出生在四川省宣化县王家坝的一个知识分子家里。父亲王天保是前清贡生。6岁那年，王新兰的父亲去世。在王新兰的印象中，父亲常年穿件青布长袍，举止儒雅。父亲看重读书，王新兰记事起就常听父亲说：“耕，养命；读，达理。二者废一不可。”
　　王新兰的叔叔王维舟是个地下党员，在家乡创办了一所新式学校——宏文小学。5岁那年，父亲送王新兰到这里读书。在这里，王新兰不仅读书习字，还接受了*初的革命启蒙。
　　当时，王维舟秘密发动群众，建立了川东游击军，领导了著名的川东起义。于是，军阀刘存厚把王维舟视为眼中钉，悬赏捉拿他。王维舟和王新兰的两个哥哥躲在一个阁楼上。5岁的王新兰已懂些事，慢慢有些觉察，先是发现她的哥哥姐姐时不时地往楼上钻，后来又发现只要哥哥姐姐上楼，叔叔也准在楼上。王新兰发现他们的行动有些神秘，神情都很庄重，她想他们一定在干什么大事情。
　　不久，刘存厚派一个连进驻王家坝，连长就住在王新兰家。国民党连长经常指挥他的手下四处活动，搜山、抓人，给地下党和游击军的联络造成很大困难。地下党看王新兰年纪小，不易被怀疑，就经常派她去送信。有些文章曾说王新兰9岁参加革命，看来，早在5岁那年王新兰就提着脑袋给共产党送信，当然是革命活动。今天，王新兰对此笑了笑，说：“能活下来就不错了。9岁参加革命，江青还说是假的，她说什么——长征死了那么多人，一个八九岁的小丫头还能活下来吗？”
　　王维舟离开那个阁楼后，王新兰的两个哥哥也跟着他走了。他们奔波在宣汉、开江、梁山一带的广大农村，发动群众。沉寂了几个月的川东大地又沸腾起来了。他们走过的地方，红红火火地建立起了农民协会、妇女会和游击队。这时，王新兰心里明白，这些都和小阁楼上那些秘密活动有关。
　　1932年底，为配合从鄂豫皖根据地撤出的红四方面军入川，川东游击军加紧了对敌斗争，努力扩大游击根据地。到1933年10月，在红四方面军发动的宣(汉)达(县)战役中，王维舟配合红军主力前后夹击军阀刘存厚，使其溃不成军。
　　11月2日，在宣汉县城西门操场隆重举行了庆祝大会。庆祝大会上，川东游击军正式改编为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三军，任命王维舟为军长。大会盛况空前，大街小巷被挤得水泄不通。几十年后的今日，王新兰回忆起那天的盛况还十分高兴。她说：“那天，姐姐心国带着我，半夜就起了床。我们一人举着一面小旗，跟在队伍里，向会场走去。离宣汉城还有好几里路，就听到了从那里传来的锣鼓声和鞭炮声。一进城，就被满眼的标语、红旗和此起彼落的口号声包围了。”
　　此前，王新兰还没有看见过那么多的人聚会，十分兴奋。她远远地看见站在操场土台子上的叔叔王维舟**次穿上了正规的军装，刮了脸，显得很精神。
　　几天后，王新兰的姐姐王心国也参加了红军，分配到红四方面军宣传委员会。看到姐姐戴上了缀着红五星的八角帽，王新兰又高兴又羡慕，整天蹦蹦跳跳跟着姐姐她们后面，一会儿跟着学歌谣，一会儿帮着刷标语。
　　这时，王新兰也找队伍上的人要求当红军，队伍上的人说她太小不行。王新兰又到另一个征兵点去问，还是不行。于是，王新兰闷闷不乐。姐姐知道她的心思，答应她到了12岁，一定能帮她当上兵，因为红四军有一个12岁的宣传员。这时，王新兰认真地对姐姐说，那我谎报年龄，就说是12岁。姐姐说，你长得那么小，说12岁哪个相信？王新兰照了照镜子，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
　　此时，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宣、达一线的红军和地方机关撤至川陕苏区的中心地域通(江)南(江)巴(中)一带。姐姐担心母亲和妹妹，专门从红四军赶回家，将母亲托付给村苏维埃主席，让她随苏维埃一起转移。母亲走后，家里只剩下王新兰孤零零的一个人了。于是，王新兰一头扎进姐姐怀里哭了起来，说一定要跟着她去当红军。姐姐没有办法，只好带着王新兰一起来到了红四军军部。
　　姐姐把王新兰领到红四军政治部主任徐立清跟前，说她的妹妹要参军。徐立清笑着打量了一下这个眼巴巴看着自己的小女孩：剪裁合身的小旗袍，透着生气的短头发，白里透红的圆脸蛋，可爱极了。不过，他还是叹了口气：“孩子，你太小了——个头还没有步枪高，还是找个亲戚家避一段时间吧。”一听，王新兰眼泪扑簌簌地流。
　　忽然，王新兰停下哭泣，大着嗓门说：“你别把我看小了，我什么都能干！”徐立清见她率真的样子，哈哈大笑：“哦？什么都能干？那就说说你能干些什么。”
　　“好！”听首长话有松口，王新兰的劲头更足了：“我会写字，会跳舞，会吹奏，还会唱歌！”说着她还用手在地下写了几个字让徐立清看。这时，姐姐王心国也在旁边帮腔：“首长，你就收下我妹妹吧！你别看她年龄小，可她已经为党工作好几年了。”她如数家珍般把王新兰几年来为党传递情报的事讲给徐立清。
　　徐立清一边听，一边连连点头：“嗯，不错，不错。”专心听王心国说完，徐立清转而对王新兰说：“小妹妹，不是红军不要你，只是你的年龄太小了……”一听又没希望了，王新兰发起了小孩脾气：“小？小怎么了？哪个天生会打仗，还不是一点点学起来的。我虽然年龄小，可学东西还快呢！”
　　在一旁的王心国替妹妹求情说：“白匪来了，和红军沾边的都得杀，留下来不是等着让白匪杀吗？就让她跟着红军走吧，我晓得她太小，没办法，能活下来就活，活不下来就……”王心国说着，眼泪也流了出来，“她小是小，却懂事，不会给队伍添麻烦的。”
　　徐立清想了一阵，击一下掌，说：“你，红军收下了！”王新兰破涕为笑，兴奋得跳了起来。这一年，王新兰9岁。如今，王新兰还庆幸当年红军接收了她。
　　很快，王新兰被分到红四军宣传委员会，和姐姐住在一起。王新兰回忆说：“穿上专门为我做的一套小军装，戴上红五星八角帽，别提心里多高兴。”
　　后来，红四军成立宣传队，王新兰就成了一名小宣传员，“天天跟着老同志学识简谱、吹笛子、吹箫、打洋鼓”，成了宣传队里的多面手，经常参加演出自编的戏剧或舞蹈，给部队鼓劲。
　　一天，王新兰返回宿舍没有看见姐姐，就四处找，却在床板上发现了一个字迹清秀的纸条：“小妹，组织调我到省委工作，来不久和你告别，以后就靠你自己管理自己了。”拿着小纸条，王新兰哭了起来。
　　原来，中共四川省委要在红四军里找一个文化程度高的人，去给省委书记兼保卫局长周纯全当秘书，选来选去，*后选中了王新兰的姐姐王心国。王新兰没有想到，从此以后她再也没有见到自己的这个姐姐，也再也没有见到自己两个同样在红军队伍里的哥哥及六姐夫(让王新兰痛心的，这些年4位亲人不是牺牲在战场上，而是死在张国焘“肃反”的祭坛上)。
　　1934年秋，红四军开到了四川北部的苍旺坝。一天，有人捎信给王新兰说，你的母亲就在附近，病得很厉害。王新兰心急火燎地赶了30多里路，在一间四面透风的破房子里见到了病危的母亲。一见面，母女俩哭成一团。母亲抚摸着女儿说：“心兰，陪妈几天吧。”王新兰只是哭，不说话——部队行踪不定，她来时领导交待过必须当天返回。王新兰无法开口把这话告诉病势垂危的母亲。
　　晚年，王新兰对子女回忆说：“离开妈妈、走出那间破房子的时候，我没有回头，也不敢回头，怕妈妈在绝望的目光中再也迈不动脚步。”这次，王新兰心里清楚，这次相见，是她们母女的永诀……
　　红军娃“跑”在长征路上挑战生存极限
　　“同志们，加劲走，赶快穿过大风口。莫歇劲，莫逗留，‘三不准’要求记心头。……”当年在寒冷的风口上，王新兰打着小竹板，向路过的部队一遍又一遍地说着烂熟的顺口溜。那段历史越来越远，亲历者越来越少，记者有幸采访到王新兰这位铁流小巾帼，她以一名参与者的特殊身份和女人特有的细腻，对长征这影响中国革命深远的行动有自己客观的而不失详实的描述。
　　1935年春，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开始长征。这年3月30日晚，在这望不到头的队伍里，不到11岁的“红军娃”王新兰迈着稚嫩的小腿，被宣传队的大姐姐们搀扶着，登上了渡江的木船。
　　王新兰不知道这条船会把自己带到哪里去，她只知道自己必须跟着这支队伍走，因为除了这支队伍，她什么也没有了。说到对长征的感觉，王新兰说：“*深的感觉就是走路，没完没了的走路，整天整天地走，整夜整夜地走。”
　　部队打仗时，王新兰她们就和群众一起抢救伤员，有时一天要抬几百个伤员。王新兰年纪小，抬不动重伤员，就扶着轻伤员走。长征路上，有爱讲笑话的王新兰的地方，总有许多笑声。可是过江半个多月，有人发现听不到她的笑声了。原来，王新兰染上了重伤寒，吃不下饭，身休一天比一天虚弱。这时，还清醒的王新兰不断地提醒自己，无论如何，千万不能掉队——在这种时候掉队，等着自己的只有死亡。
　　一天早晨，王新兰挣扎着刚走十来里地，眼前一黑，就一头栽倒在地。战友们用树枝扎了担架抬着她继续往前走。部队走到川西时，她已牙关紧闭，不省人事了。没过多久，头发眉毛全都脱落了。宣传队的一位大姐抱着一线希望，天天把饭嚼烂，掰开她的嘴，一点点喂她。渐渐地，王新兰又奇迹般地睁开了眼睛。
　　宣传队抬着重病的王新兰行军，行动十分艰难，特别是有敌人尾追的时候。一天，在一个村子宿营，有人建议给房东一些大洋，把王新兰留下来。红四军政治部主任洪学智得知后，赶忙来到宣传队，说：“这孩子表演技术不错，一台好的演出，对部队是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量。”他给宣传队下了一道命令：“再难也要把她带上，谁把她丢了，我找谁算账！”
　　王新兰躺在担架上，被战友们抬着走了个把月。渐渐地，王新兰开始进食了，脸色也好了起来，部队到达理番时，她已能勉强坐起来了。死神*终与王新兰擦身而过。
　　当王新兰能下地以后，又拄根棍子，拖着红肿的双腿，紧紧地跟着队伍，走那永远也走不到头的路。王新兰人小腿短，别人走一步，她得走两步，她一边走一边在心里告诫自己：“千万不能掉队，千万不能掉队！”就这样，王新兰跟着队伍跋涉在铁流之中。
　　病终于好了，王新兰又开始参加宣传队的工作，每天跑前跑后地从事宣传鼓动。
　　在翻越夹金山时，她们衣衫单薄，身上冻得像刀割。当时大部队定在凌晨5点动身上山，宣传队必须提前到险要处搭宣传棚。王新兰她们刚走到山脚，就感到雪山的厉害，地下的雪冻得硬邦邦的，木棍着地，发出“咯咯”的响声。越往上爬，空气越稀薄，呼吸十分困难。看到王新兰这样小的孩子站在风口上宣传鼓动，红军战士都很感动，用力向上爬。十一师过去了，十二师过去了……宣传队员们都快冻僵了，陈锡联带队走上去，爱怜地摸着王新兰的头说：“部队快过完了，你们宣传队快些走，这里不能呆得过久。”
　　6月，部队到达懋功，一、四两个方面军胜利会师。十万大军聚集在一起，两个方面军的同志相互倾诉、相互慰问，互赠草鞋、羊毛什么的。王新兰回忆说，当时到处热气腾腾，空气中充满了歌声和笑声。那些日子，王新兰每天都有演出，唱歌、跳舞、吹口琴。
　　部队在懋功停留了一段时间，但没有筹到多少粮食。8月上旬，部队在毛泽东的直接率领下，从毛儿盖出发进入草地。
　　茫茫草地，已经多少个世纪没有踩过人的足迹。一群红军战士走进来，一曲人类求生存的颂歌在无垠的草地上奏响了。王新兰背着一条线毯、一双草鞋、一根横笛，拄着根小棍紧跟着前边的同志，走进了草地。
　　到了草地，王新兰和其他红军战士一样，白天吃野草，晚上没觉睡。“因为都是水，一块干地没有，不是每个人都有一个小背包，里头有双草鞋，或者还有一个床单什么的，就把它垫在屁股下面就坐着，大家背靠背坐着，背靠背坐着，晚上冷啊，冷得要命。”
　　草地的夜似乎很长，王新兰她们又冷又饿。指导员到附近找来些枯草，生起一把火，领着她们搓手、跺脚、唱歌。歌声驱散了寒夜，迎来了黎明。王新兰回忆说：“当时，整天饿得发慌，有时挪动一步，浑身摇晃，眼前直冒金花。”
　　一天、两天、三天……她们在草地上走啊走啊，前方终于出现了树木，草地走到了尽头。王新兰抑制不住泪水，与同伴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回望草地，已经有多少战友倒下了，留在了草地上。如今，王新兰说：“过雪山草地，印象*深，永远也忘不了，因为那是在整个长征的两年历程当中，*艰难*苦的，而且说是挑战极限——那真是，每一个战士每一个红军都在向极限挑战，什么极限，死亡极限、生存极限。”
　　刚走出草地，张国焘公开和党中央搞分裂，下令红四方面军过草地南下。9月中旬，王新兰跟着部队二过草地。时值深秋，无衣无食，加上部队刚过一次草地，部队已经疲惫不堪了。茫茫草地，似乎没有尽头，路旁不断增添新隆起的坟头。王新兰和几个小队员谁也不说话，她们闷闷不乐地跟着部队走，心里的疑问越来越大：“为什么不跟中央北上，为什么又要过草地南下？”
　　倒下的人越来越多，走到草地边缘时，战士们已经耗尽了*后一点力气。终于又走出了草地……
　　11月中旬，红四方面军在百丈地区与国民党军十数旅激战，毙伤其1.5万余人，但因自身伤亡过重，众寡悬殊，撤出百丈，被迫转入守势。而今，王新兰说，上边叫怎么走就怎么走，直到南下碰壁，清算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时，才真正知道是路线上出了问题。参加了百丈之役战场救护的王新兰说，此前，她还没有看见过那么惨烈的战斗：红军和川军相互扭结在一起，用手撕、用嘴咬，到处是死人，尸体摞在一起，纵横错列，触目惊心。王新兰和宣传队的同志一次次冲进硝烟里，把一批又一批伤员抬下来，“在百丈激战的7天7夜里，宣传队的工作特别艰难。经过百丈这一战，我觉得自己一下子长大了”。
　　百丈一役是张国焘南下碰壁的开始。当时，红四方面军大部集中在夹金山以南的天全、宝兴、芦山一带休整、集训。由于王新兰在火线救护和宣传中的突出表现，这年11月，她光荣加入了共青团，成为宣传队中年龄*小的团员。
　　王新兰参加的集训还没有结束，国民党薛岳部纠集10个团配合川军向天全压来，王新兰她们奉命连夜赶回部队。敌人进攻暂时被击退后，红军被迫撤出了川西，由丹巴西进。
　　1936年2月下旬，红军再次翻越夹金山、折多山等大雪山，于3月中旬到达道孚、炉霍、瞻化、甘孜一带。此时，全军已从南下时的8万人锐减到4万人。对张国焘的不满情绪在官兵中蔓延……
　　7月2日，红四方面军主力与红二、六军团齐集甘孜。会师那天，洪学智组织宣传队敲锣打鼓列队欢迎，王新兰**次看到了闻名已久的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由于朱德、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的努力，南下走到绝路的张国焘不得不同意北上与中央会合。
　　就这样，王新兰随红四方面军第三次走了草地。王新兰说：“第三次过草地是*艰苦的一次，走到草地时，部队带的粮食都快吃光了。经过前两次草地行军，草地上能吃的野菜、草根也都挖光了。进入草地不久，不少人已饿得上气不接下气，有时走着走着就看到前边一个同志倒下了……”
　　10月10，走过万水千山的一、二、四3个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庆祝胜利会师。至此，震惊中外的长征宣告结束。采访时，当记者说“您是徒步走完长征全程的年龄*小的红军”时，王新兰笑了笑：“当时我的年龄小，步子小，别人走一步，我得跑两三步，一天到晚总在不停地跑。别人走完了长征，我是跑完了长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