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端访问(拾贰), 伴随中国法治进程的13种声音

韩德培：用世纪生命丈量中国法制进程
武汉大学是国内一座有着110多年历史的著名高等学府，汇聚了许多享誉国内外学术界的泰斗级大家，可谓精英荟萃、星斗辉映之地。在武大著名学者星群中。韩德培教授是*年长的一颗“明星”，他出生于1911年，跨越了北洋政府及民国时期，在新中国建立初期便已是公认的我国国际私法学权威。如今，在中国法学界被誉为“中国法学界的镇山之石”的老人更是桃李满天下的法学教育家。
当记者走进韩德培位于武汉珞珈山下的家，**印象便是惊奇于年近百岁的老人竟是如此健朗：书写、阅读全靠自己，与人交谈时言语清晰，不断配合以手势：接下来便是对老人整洁简朴居室里沿墙而立的满架书籍惊奇地张开大嘴——书架从客厅一直延伸到书房，各类书籍有序排列，这种景象好像也在默默诠释老人的学术泰斗级身份。对话间，韩德培时而开怀一笑，时而停顿沉思，如祖父般和蔼慈祥又语重心长，又如年轻人般思维活跃而富于逻辑……
　　“中国当代法学10人”中唯一存世者曾挽回上亿美元的损失
现代意义上的法学在中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末年，那时的中国方始引进西方现代法律科学。在《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上），可以找到名列其上的10位中国当代*著名的法学家，然而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都已经作古，今天唯一健在的是被誉为“新中国国际私法学的一代宗师”、“中国环境法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的韩德培，他是武汉大学终身教授，至今仍在为之辛勤耕耘。
几乎与20世纪同行的韩德培，一生之中见证了法律科学在现代中国的兴衰沉浮。1945年，从哈佛学成归国的韩德培在武汉大学法律系担任教授、系主任，那时武大法律系名师云集。成为抗战后全国*著名的法学研究中心之一。在珞珊山任教的*初几年，韩德培在法学研究领域颇有建树。
刚从抗战中走出来的中国，内战不断升级，物价飞涨，官僚腐败，民不聊生，社会秩序一片混乱，这与“海归”韩德培理想中的民主法治社会有着天壤之别。那时，韩培德曾在著名的《观察》杂志上发表了“我们所需要的法治”一文，提出民众所需要的法治应该是建立在民主政治上的法治。
1947年，韩德培还在《观察》杂志上发表一篇题为《评中美商约中的移民规定》的文章，揭露了中美商约在移民问题上对中国的不平等规定，并建议中方应要求美国就中国移民问题取消或修改不合理的限制，加强对在美华侨利益的保护。1948年又在《国立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季刊）》第9卷第1号上发表论文《国际私法上的反致问题》，至今仍然是我国国际私法学界关于这个问题*权威的论述。
新中国成立后，全国法学界曾有“南北两培”之说：北京外交部的李浩培，是周恩来总理的国际法顾问：南方便是任教于武汉大学法学院的韩德培教授。100多年来饱受战乱的华夏大地**次迎来了和平建设的契机，法制建设更是重任在肩。韩培德全心投入中国的法制建设事业，他不仅将俄文《苏联的法院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法院》一书翻译出版，并发表了《要为法学上的争鸣创造条件》等论文，这些著作对于新中国的法制建设和法学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有人说，韩德培是我国学术界当之无愧的“常青树”，然而令人痛心的是，由于在“反右”及“文革”中两度被错误划为“右派”，韩德培有20年时间被迫离开法学领域，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脱下“右派”帽子的韩德培才重新回到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阵地。1978年后的20多年里，是韩德培在著书立说和学术研究上成果累累的时期。
在法学领域，韩德培造诣*深的是国际私法，他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国际私法学理论体系，被公认为是新中国国际私法的一代宗师。韩德培有个形象比喻，国际私法就好比一架飞机，其内涵是飞机的机身，其外延则是飞机的机翼——内涵既包括冲突法，也包括统一实体法，甚至还包括国家直接适用于涉外民商事关系的法律：而两翼之一则是国籍及外国人的法律地位问题，这是处理涉外民事关系的前提，另一翼则是发生纠纷时，解决纠纷的国际民事诉讼及仲裁程序，这包括管辖权、司法协助、外国判决和仲裁裁决的承认执行。
上世纪80年代，韩德培主持编写的《国际私法》是我国高等院校**部统编教材，并获国家级优秀教材奖和**届全国优秀图书提名奖。1993年，韩德培在“市场经济的建立与中国国际私法的立法重构”一文中。提出了重构我国国际私法的基本思路，在他1999年主编的《国际私法新论》则创立了现代国际私法学新体系。
早在1983年韩德培就强调香港、澳门的回归和中国的统一事业将使解决区际法律冲突的区际私法在我国的国际私法领域占有重要地位，及时发表了《论我国的区际法律冲突问题》，并与黄进教授在广泛参考和比较中外国际私法和区际冲突法的基础上，于1991年草拟了《大陆地区与台湾、香港和澳门地区民事法律适用示范条例》，发表后受到了大陆、台湾、香港和澳门同行的广泛关注。
在探寻法学理论前沿阵地同时，韩德培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积极为政府有关部门提供咨询意见，取得了突出成绩。鲜为人知的是，韩德培的这门学问曾给国家挽回了上亿美元的损失。
1981年，我国国民经济计划进行幅度较大的调整，需要终止“文革”后期签订的几个重点工程项目的涉外合同。然而，合同的另一方——日本、西德等公司提出。终止合同必须赔偿100％的经济损失，还要加上因与中国签订合同而未接受第三国订货的间接损失，赔偿额高达数亿美元。
受当时的国家进出口委员会特邀，韩德培和另一位研究国际公法的法学家周子亚先生及李双元副教授一道进京提供咨询，仔细研究了合同书和国际上有关法律条文，写出了一份报告。报告引用《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和日德两国民法典，充分说明了中国公司不是根本违反合同。不应当承担100％的赔偿责任。报告还指出，对方也具有采取合理措施帮助减轻损失的责任。中方只能“适当补偿”，而非对方提出的“充分、有效、即时的赔偿损失”。这份报告有理有据，经过谈判，将损失减少了。
除了国际私法领域外，韩德培还在环境法学教育和研究方面贡献甚多。说起自己当初涉足环境法学研究的缘起，老人回忆道：“改革开放后，我出访许多欧美国家。所到之处环境优美、绿草如茵，比如，加拿大多伦多市的座右铭就是‘请在草上走’。”出国考察之后，韩德培了解到，这些国家环境之所以如此优美，他们的经验就是运用法律手段治理环境。给他印象深刻的是出席国际会议时，碰到许多外国的环境法专家，甚至有来自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小国，而作为泱泱大国的中国却没有有自己的环境法专家。
可是，发展中的中国却正面临着环境治理课题。在韩德培的主持推动下，武汉大学法学院同当时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环境研究院成立了中国第～家环境法研究所。而且，韩德培主编了我国环境法领域*早的较为全面系统的教材《环境保护法教程》，是我国迄今为止的唯一的全国高等院校环境法通用教材，1990年他又主编了《中国环境法的理论与实践》——该书被誉为“开拓性的理论著作”，为此1998年他荣获“地球奖”。1999年，他被推选为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首任会长。他还多次出席环境法方面的国际会议，提交多篇学术论文，向国外介绍了我国近年对环境保护采取的重要政策和各种措施，帮助与会各国代表进一步了解中国在环境保护方面所做的种种努力。
现在，老人还担任着国家环境保护局的顾问，还在为我国环境法建设尽心竭力。谈到目前环境法面临的*大问题，韩德培认为是执法不力，“地方部门为了偏面追求经济利益，忽视环保，对环保部门执法视而不见，导致环境法在许多地方无法执行。因此，国家应该加强环保法的执法力度。无论任何项目的立项，必须通过上级环保部门的环境测评报告，否则，不能开工。另一方面，我们还需要大力推广环境法”。老人强调，目前我国的一些政府机关、公民的环境法律意识还不够强，这严重地影响了我国环境法治的建设，而对于环境法律工作者来说除了进行研究外，在推广方面应还大有可为。
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韩德培积极参加国际学术活动，先后赴美国、日本等国讲学或参加会议。为中国国际法和环境法研究的国际化做出了巨大贡献。2004年，韩德培被武汉大学评定为“终身教授”和首批“资深教授” （享受院士待遇）。如今，耄耋高龄的韩德培仍然工作在**线，担任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法研究所名誉所长、环境法研究所名誉所长，还兼任中国国际法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国际私法学会名誉会长、中国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顾问等职。对于自己身上众多的社会兼职，韩德培从来没有去统计自己到底有多少个头衔，他笑言，“多数是挂名，只顾不问”。
　　太平天国军人之后留洋到哈佛
为中国法制事业劳思奋笔一生的韩德培，血管里流的是太平天国军人的滚烫血液。他的祖父韩大兴是曾多年跟随翼王石达开南征北战的一名副将。1864年太平军失败后，韩大兴流落在苏州，以织绸缎这种手艺积攒了一些钱，后定居如皋。韩德培幼时常在祖父膝下听他讲述当年驰骋马背的军旅生涯，继承了祖父刚正不阿的浩然正气。
在家乡，韩德培被人称作“从石缝里蹦出的孩子”，关于他的出生还有个小故事。当年，韩大兴眼看长子韩志忠连生三女而焦急苦恼，在算命先生指点下，1910年韩大兴在老家南京城外秣陵关立下一方碑石，镂刻碑文。谁料第二年的2月6日韩家果然添了个男丁，日后享誉中国的一代法学宗师韩德培就在如皋这方土地上出生了。但是，从“石缝里蹦出”来到人世间的韩德培却是个苦孩子——那时韩家已逐渐败落，更惨的是韩德培8岁便失去慈母，小小年纪便尝到了家庭贫寒、幼年失母带来的世事炎凉。
当时在苏北有“金如皋，银泰兴”的说法，如皋人贪图安逸的乡土观念很重，很少有人愿意远走他乡。与一般如皋人思安求逸的思想不同，聪慧过人的韩德培从小便有好学之心，但他的求学之路却比较坎坷。
6岁时，韩德培进入私塾，期间读了《大学》、《论语》、《孟子》、《幼学》等，接受了严格的书法训练，因此打下了扎实的国学基础。10岁时，韩德培转入京江小学读书，京江小学是旅居如皋经营钱庄和银行业的镇江人开办的，对语文、算术、英语课程特别重视——熟悉韩德培的人都知道，他不但懂英文，还懂法文、德文、日文和俄文，出色的语言能力与他小时候所受到的良好外语训练有关。
15岁小学毕业后，因家里经济拮据，韩德培得知祖父要送他去商店当学徒，但是求学心切的他坚决不同意。恰好如皋有一师范学校招考初中生，不收学费和食宿费，韩德培兴冲冲地去报名参加考试。报考的人一共有488人，只录取40名。结果他以第4名的优异成绩被录取。鉴于这些情况，祖父也就不好再阻拦，转而同意他去读师范。
在师范读书的3年半时间，韩德培不但认真地学习各门功课，而且怀着极大的兴趣如饥似渴地广泛涉猎课外的知识。此外，他还养成了每天必读报纸的习惯，关心国家大事。这段时期的学习，使他眼界大开，认识到小小的如皋县之外。还有一个广大复杂的中国和一个更广大更复杂的世界，也更加坚定了韩德培继续求学的决心。
1928年，韩德培师范毕业。由于是免费入学，按照规定韩德培在毕业后须在小学作几年教学工作，但是志向高远的他不满足于在小学教书。继续升学是他的强烈愿望。于是，在京江小学和如皋师范的几位老师，特别是他的一个舅舅的大力鼓舞和支持下，韩德培决定报考南通中学。按照规定，韩德培只能报考高一学期的插班生，但为了节省时间，他越级报考高二下学期的插班生，竞然以第1名的成绩被录取。
南通中学高中部分文科班与理科班，两班分开上课。韩德培在文科班读了一年半。好学的他还选读了由一位在法国留过学的老师讲授的法语。1930年夏季，韩德培以全班**的优秀成绩毕业。原本，韩德培打算报考中央大学或清华大学的外文系，可临考时学校通知说韩德培成绩优异，可以免试保送中大。没有料到考期刚过，学校通知韩德培没有保送名额了。就在韩德培万分焦急之时，报纸上登出的一则浙江大学招考史政系新生的消息让他眼前一亮，于是，匆匆收拾行装，他赴杭州赶考。一举考中浙江大学史政系。
半年之后。当时的教育部决定将浙大史政系合并到中央大学，韩德培也随之转入中央大学。他在浙江大学只读了半年，但这半年却使他收获很大。因为浙大文理学院的学生不管是读文科还是读理科的，都一律应修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课程，这些课程使他日后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如虎添翼。后来，韩德培在任武汉大学领导和指导研究生过程中，常常强调社会科学工作者有必要了解一些自然科学的知识。
初到中央大学，一次旁听课却改变了韩德培的志向与爱好。当时，讲课的教授是后来作过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长、时任中大法律系主任的谢冠生，他主讲的是“法律就是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纠纷”。韩德培还清晰记得，“谢教授讲话不带讲稿，只拿粉笔一支，他教法理学，引经据典，侃侃而谈，不仅条理分明，而且把一般人心目中枯燥无味的法学课程讲得趣味无穷”。后来，韩德培还旁听了谢教授主讲的“法理学”、“中国法制史”和“罗马法”，注意到“听谢教授讲课的人很多，教室里坐不下，人们就站在窗子外面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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