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波传

**章　童年的生活片段
　 这一次，我不会到沙勒维尔去。我不会穿越火车站前的小广场，虽然广场上耸立着兰波的半身雕像。我也不会追寻大家业已熟悉的老路，比如梯也尔街（以前称为拿破仑街），兰波就是在那儿出生的；比如波旁街，兰波在那儿度过了童年时代；再比如玛德莱娜沿河街道5号甲，兰波在那儿写下了《醉舟》。我不会穿越笛卡尔广场，也不会走进市立图书馆，更不会去兰波当年念书的那所中学，以前他曾是这所中学里*有前途的学生之一。当然，我也不会走进“老磨坊”，这是一所高屋顶的漂亮建筑，现已成为兰波博物馆。我不会注目观看马斯河，川流不息的河水带走了所有的梦境。兰波正是在这些地方度过他的童年，然而这地方像羁绊一样束缚着他，他以顽强的意志冲破这个羁绊，意志与诗歌融合在一起。说实在的，在*初那种幻觉般的发现消失之后，即使以细心、虔诚的观察者身份回到这个地方，也不会看到任何新的东西。除了证实他早已离开人世之外，没有发现任何新东西。兰波生前曾就自己真的存在于世思索过，况且他发现自己的存在好像看不见似的，尽管他做出那么多标新立异的事，引来那么多好奇的目光。“有些我碰见过的人或许根本没有看见我。”不论是传说，还足史实，他从此构成一幅图像。从难以逾越的距离来看，从无法理解的人生轨迹来看，人们感觉到的恰好是他的失落感，他那故地的真实状况也印证了这一点。
我在寻找一个人，可实际上只是碰到一个虚构的想像，这是由他的作品、私人信件和官方文件构成的想像，然而这些作品或文件只给我提供某些与史实相近似的提示。当然，将这些文字联系起来的东西正是一个生命的主线，但这个生命却以逃避，以出走作为自己生存的前提。这个生命就像是一种现象，一道耀眼的光芒，一道像他的眼睛那样的蓝色光芒。
有关这位“梦笔生花”诗人的*初文字就是他的出生证。和受洗礼证。所有人都会秉承自己先祖的特征，这位将来云游四方的人也不例外，他像每个人一样．也要接受遗传定律的制约，而遗传定律会长期地影响晚辈的身体及言谈举止。家长始终在编织着某一命运，在生命、基困及必要的痛苦中都能看到家长的影子。
让-尼古拉 居夫，现年56岁，土地出租者．沙勒维尔市人，1854年10月20日晚5时，前来本市户籍管理处申报户口。
其女玛丽·卡特琳娜·维塔丽·居夫，现年29岁，无业，系弗雷德里克·兰波之妻，于当日清晨6时在位于圣母区拿破仑街的让一尼古拉·居夫家生下一个男性婴儿，弗雷德里克·兰波现在里昂第四十七步兵团任上尉，并驻扎在里昂，他们为孩子取名为让一尼古拉·阿尔蒂尔，阿登省第二区沙勒维尔市户籍管理员弗朗索瓦·多米尼克·勒马勒将此登记在册。普罗斯珀·勒泰利耶，现年56岁，图书经营者，巴蒂斯特·埃默里，现年39岁，市政府职员，二人均为沙勒维尔人，他们在场为户口申报人作证。在阅读本证明之后，户口申报人及证人在本证明下方签字确认。
居夫 埃默里
勒泰利耶 勒马勒
从那时起，人们注意到孩子的父亲兰波上尉并不在家，他当时驻扎在里昂。这个看似无关紧要的征象后来却演变成极大的弊端，夫妻二人对此饱受痛苦，甚至闹到分手的地步。兰波是在居夫家里出生的，一个月后，即11月20日，他接受了洗礼，从那时起，他便完全被托付给外祖父家。兰波后来和他兄妹一样，对父亲家一无所知。
帕泰诺·贝里雄依照岳母兰波夫人的回忆，向我们描述了弗雷德里克·兰波，说他“是个中等身材的人，金黄头发，蓝眼睛，天庭饱满，鼻子很短，且微微向上翘着，嘴唇有些厚，在下巴处留着一绺胡须，这是当时时髦的样式”。弗雷德里克于1814年10月7日出生在多勒，他母亲是一个农户的女儿，父亲是个裁缝，他从18岁起便选择了军人这一行当。他从士兵一步步地被提拔上来，从1841年起，他就驻扎在阿尔及利亚。那时正是殖民统治的高潮期，法国军队在比若元帅的指挥下同阿卜·埃尔一卡德的军队作战。1845年，弗雷德里克被晋升为少尉，接着被任命为塞杜镇阿拉伯处的主任，这里距特莱姆森仅50公里。他主要负责行政方面的事务，针对各类不同的问题起草报告，他总是抱着满腔的热情去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那时大多人都认为这是一项令人厌烦的工作。此时，我想起了那位绰号叫“狼人”的贝特吕斯·博雷尔，此人自1846年起担任穆斯塔加奈姆的殖民监察官。想像这两个人能在一起碰面绝非是徒劳的空想，但弗雷德里克不是诗人，而博雷尔也没有任何行政官员的才华。命运就是这样形成的：当博雷尔在其思想的城堡里为其《消沉的马斯河》编写韵文时，弗雷德里克则精心地起草重要的报告，在他看来，起草报告是远远不够的，他还撰写了一篇《军事口才论文》，写这篇文章既出于消遣，也出于某种信念，这让人觉得他的口才一定和他的文笔一样充满了灵气。这类特殊的文学并
不像人们想像的那样十分罕见，比若元帅手下的许多军官都用优美的文笔来炫耀自己，从而给我们留下许多典雅的文字，让我们从中看到他们的修辞天赋。弗雷德里克显然比一般人要聪明。而且他非常珍惜自已所写的文字，那是他在既遥远又不十分太平的阿尔及利亚利用空隙时间所写的文字，他把这些文字带到沙勒维尔（后来就放在那里）。兰波小时候常常翻阅父亲写下的这些文字，但有些篇幅上还书写着稀奇古怪的字母，这引起小兰波的注意，其中有～本阿拉伯语字典，父亲在上面写下了评注。另外还有一些“阿拉伯草稿”，里面有一篇“笔记，标题是《玩笑与文字游戏》等”，以及“对话及歌曲集，这对学习阿拉伯语的人来说是很有用的”。
1848年革命后，驻扎在奥兰的部队，其中包括兰波中尉所属的野战营，宣布支持共和国。弗雷德里克在那儿一直驻扎到1850年，那一年他回到法国。两年后，他被晋升为第四十七步兵团上尉。现在，人们依然不知道这位在国外度过青春年华的士兵怎么会结识一位阿登省的姑娘。但军人的生活常常让他从一个营地轮换到另一个营地。1852年，他被派到梅济耶尔营地，这是距沙勒维尔很近的一个小城，今天此城已划归沙勒维尔管辖。一到星期天，军乐队的乐手们便拿着亮铮铮的管乐器，戴着红色军帽，来到沙勒维尔的音乐广场上为大家演奏，让附近的居民欢乐一番。维塔丽·居夫时年28岁，刚刚搬到城里来住，到广场上来看军乐队表演也算是散散心吧。她个子很高，举止庄重，她那副矜持的样子和美丽的蓝眼睛也能迷倒许多男人。兰波上尉注意到了她。他们依照当时的礼仪认识了对方，恐怕这也和那些想撮合这门亲事的人不无关联，他们注意到两个人还是心仪对方的。
维塔丽于1825年3月10日出生在罗什村，这个村子距沙勒维尔50公里。她的童年很不幸，在5岁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从那以后，她就一直住在这个小村庄里，和父亲让一尼古拉、哥哥让一夏尔·费利克斯（生于1824年）及弟弟夏尔一奥古斯特（生于1830年）在一起生活。她很快就接替母亲，将所有的家务活都承担下来，这些家务活整整一生都压在她身上。
居夫一家是体面的农民家庭，他们家族有案可查的历史可追溯到大革命之前。兰波后来在《地狱一季》中毫无窘意地申明：“……我出身低贱。”其实他的远祖并不是缺食少穿的穷人。他的外高祖父让一巴蒂斯特·居夫手里有丰特尼耶庄园，那是一座古修道院。随着时间的推移，外高祖父把冯克、叙菲利等镇周围的土地买过来，渐渐变得富裕起来，*后在罗什村落下脚来。他的儿子们继承了他的财产，接着孙子让一尼古拉又继承了父辈的财产，让一尼古拉的孩子们就在这片土地上成长起来。维塔丽年轻时就很勤快，而且道德观念极强，但她的兄弟却恰好相反，他们俩性情乖戾，生活也很放荡。1841年，年仅17岁的让一夏尔·费利克斯便离开阿登省，跑到阿尔及利亚去当兵，那是为了躲避一件不光彩的事，要不然他非得被轻罪法庭送进监狱不可。他去阿尔及利亚的时候，兰波中尉恰好驻扎在那儿。让一夏尔·费利克斯只是在妹妹维塔丽结婚之后才返回法国，那时他的皮肤被晒得黝黑，村里的人给他起了一个绰号，称他是“非洲人”。至于说弟弟夏尔一奥古斯特，他整天什么活也不干，就知道饮酒纵乐。1852年，他还是结婚成了家。从那时起，新婚夫妻似乎使居夫这个大家庭产生了矛盾，结果维塔丽打算离开这个家。于是父亲让一尼古拉便把罗什村的土地交给夏尔一奥古斯特去经营，他给女儿准备了一份丰厚的嫁妆。他们父女俩离开罗什，搬到拿破仑街12号的二楼居室里，这里位于圣母街区，距市中心不远。夏尔根本没有能力管理他的财产，守着酒坛子一天天地消沉下去，而且还抛弃了妻子。1854年，在神秘地失踪多年之后，哥哥费利克斯回到家乡，于是弟弟便把这份家产转让给哥哥。从那时起，他便在省内各地到处流浪，靠给别人打短工生活。家乡的酒好像让他活得很长寿，他一直活到1924年，在度过游手好闲、专横任性的一生后离开人世。兰波的传记作家戈德绍上校曾一再强调居夫兄弟这种不顺从、好叛逆的禀性。兰波还真的像他们!其实他并不了解这两个舅舅，只不过是听人传言，对他们的举止有所耳闻罢了，因为他母亲大概对自己兄弟的事什么也不想说。懒惰，酗酒，流浪正是兰波生活中的“惯例”，但人们不应将此归咎于祖传的陋习，这也是不可能的。所有的一切都表明，他后来所推崇的方法，即“清醒地让所有感官错乱”与酒鬼夏尔及“非洲人”费利克斯的榜样没有任何关联。相反，人们应该相信，在兰波看来，他母亲一直代表着久居一隅而又令人厌倦的稳定生活，所有的习惯在编织着他们每一天的生活，甚至压制了他的梦想和希望。
在罗什居住的那些年，她确实过的是听天由命的日子，她进过小学学堂，但很早便习惯于做家务，成为操持这个家庭的女主人。夏天，到了收割庄稼和草料的季节，她和男人们一起干活。后来，她搬到沙勒维尔来居住，这改变了她那没有欢乐的世界，这个改变却出乎她的意料。自从结识弗雷德里克之后，她打消了自己逆来顺受的想法，也变得高兴起来。显然，未婚夫妻还是情投意合的。1853年2月，他们俩举办了婚礼，她带来一笔可观的嫁妆（3万法郎），后来罗什村地产的收入也划归在她的名下。至于说上尉嘛，他仪表堂堂，在部队里干得不错，而且还有晋升的机会。她爱这位帅气十足的军人，而他呢，在非洲孤独地度过那么多年后，可以期待着在她身边过上有人疼爱的安稳日子。
在他们结婚九个月后，结实的小弗雷德里克出生了，他的前途虽不如弟弟的那么辉煌，但他却比弟弟活得长寿。从1853年5月起，兰波上尉被派往里昂驻防。他利用短暂假期回家探亲，这次探亲后，他有了第二个孩子，就是让一尼古拉·阿尔蒂尔，未来的诗人，但孩子出生时，他未能赶回来，那时他正准备随部队开往克里米亚，拿破仑三世和英国人结盟，正试图联手攻打尼古拉一世的俄军，以武力来解决棘手的东方问题。战争打响后，兰波夫人极为焦虑不安，每天看报纸，查地图，关注战事的进展。诗人兰波年龄太小，恐怕对此不会有任何记忆，但他后来注意到家里挂着一幅描绘因克尔曼战役的版画（他父亲并未参加这次战役）。在讽刺诗篇《圣袍下的心》中，他倒更乐于向我们展示这样一幅版画，这幅画挂在令人尊敬的有钱人拉比奈特家的客厅里。
因此，夫妻俩不得不天各一方，过上聚少离多的生活，这种生活*终导致夫妻二人彻底分手。维塔丽憧憬幸福生活的梦想也一天天地破灭了，所有的家务再次落到一个女人肩上，她得把家中的一切事情都承担起来，还得照料几个年幼的孩子。兰波上尉*终安全地返回家乡，但他只能看望一下妻子和孩子们，*多在家待上一周，他又得去履行一个军人的职责，回到部队后，他被派往格勒诺布尔驻防。这次短暂的探亲让他得到一个女儿，但婴儿三个月大就夭折了。一年后，1858年6月15日，另一个女儿出生了。这是诗人兰波的大妹妹，名字也叫维塔丽，但她没有活到青春期就去世了，兰波后来一直很疼爱这个妹妹，妹妹背着他悄悄地写日记，通过她的日记，我们注意到，她是观察诗人在1873年至1875年间日常生活的*朴实、*可靠的见证人。
那几年的生活确实是平淡无奇，家庭中有新的生命来到人世，也有生命离开这个世界。父亲让一尼古拉于1858年7月去世了，兰波夫人感到非常悲痛，她常常回忆起“善良的父亲”，他是所有逝者中*让她惋惜的亲人。父亲死后，她继承了罗什村的那片耕地（她很快就将耕地租给几家农户）。此后不久，收获季节过后，她作出一项重大决定：她把孩子们交给邻居照料，独自一人跑到斯特拉斯堡附近的斯克雷茨塔，去看望正在那里驻防的丈夫。她守在丈夫身边度过几天。这个脾气暴躁的女子做出这样的举动，实在令人吃惊。人们从中感觉到她那渴望爱情的决心，但这一渴望很快就再也不会表露出来了。上尉只是生养孩子的父亲，而不是疼爱妻子的丈夫。1860年6月1日，他又让妻子给他生下一个女儿，孩子取名叫伊莎贝尔，后来命运使这个小妹成为诗人兰波的传记作家，让她去创建诗人的传奇。
尽管这次短暂旅行让兰波夫人体验到甜美的生活，但她很快又回到累人的日常生活之中。膝下的四个孩子不会给她任何喘息的时间，大儿子才刚满7岁，*小的女儿还睡在摇篮里，而孩子们的父亲又常年不在家。由于现在住的这问居室太小，无法容纳这么一大家人，她离开这里，搬到波旁街73号，这是沙勒维尔市的工人住宅区。后来，兰波夫人搬了好几次家，她总觉得找不到合适的居所。自从维塔丽到斯特拉斯堡探望丈夫之后，上尉不再是这个家庭的稀客了，虽然他在家的时间比以前长久许多，但并未给这个家庭带来幸福。他几乎不了解自己的孩子们，而且好像很难忍受他们，况且他和妻子的关系也不和睦。对于这位“生性喜欢到处漂泊，懒散而又粗暴的人”来说，所有的一切都成为不和睦的借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