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山东教门史

**章　民国建立前后的山东教门
　　第二节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的山东教门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的中国，天灾人祸接踵而至，各种矛盾急剧激化，政局、社会极度动荡，“民变”蜂起，教门等秘密社会的活动更是极其活跃。据乔志强先生统计，有案可稽的事件就达138次。然而，学术界对这一时期秘密社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会党方面，乔志强先生统计的数据也主要是有关会党的（达130次）。作为秘密社会之重要一支的教门的发展状况及其活动诸方面却鲜有人论及，相关成果仅零星见于一些通论性的著作，专题性的研究尚不多见。
一、辛亥革命前十年间山东教门发展的原因
历史上由于“东省地狭人稠，小民生计维艰，多赴顺、直、东三省等处佃趁谋生”，然而这一时期的顺、直、东三省等地遭受八国发动侵华战争和日俄战争的浩劫，生灵涂炭、民不聊生，“东民之在外谋生者陆续逃归，秋冬间水路相望，千百成群”。山东民众天灾人祸，内外交困，遭受的各种打击之力度较历史时期及同一时期其他省区尤为沉重。
（一）自然灾害。这一时期山东遭受的自然灾害较前覆盖面更广、次数更频繁、破坏性更严重。1900年春、夏，山东大旱，一直到8月未见雨水，鲁西许多州县因此小麦歉收、秋种无法进行；1907年，再次遭受水灾，“又值上年水灾，饥民众多”；1910年春，海阳久旱不雨，鼠疫流行，莱阳遭严重霜灾，“杀麦殆尽”，乡间断粮绝炊者“十居其九”。处于风雨飘摇、濒临崩溃边缘的清王朝及山东地方官吏已无力进行赈灾，民众嗷嗷待哺，惶惶不可终日，被迫背井离乡。《申报》等报纸纷纷予以报道，这在山东地方官吏的奏折中也可得到证明：
窃谓该县岁比不登，今年春禾失获，秋稼无收，除死伤外，流亡者不下数万人。
自近岁连遭荒歉，流尢满道，饥寒亡命假息萑苻。
饥寒交迫、生活无望的民众有的抗捐抢粮，有的“人心思变”，鲁西南地区就时“有饥民随从附和，或纠领数十人、百十人，借仇教为名在单县边境一带游弋”。教门既能给人以精神慰藉，又有助于人们互助，同时具有较严密的组织形式，因此吸引了大批的民众纷纷参加，遂乘势活跃起来。山东地方官在奏请对山东民间秘密结社（含教门）的举事进行剿灭的同时，也分析了其中的原因：“自江、皖阻饥，流民入滕、峄者不下数万口，昼丐夜掠，合境绎骚然，其志在求食而已。”
（二）苛捐杂税。经过义和团运动的冲击和八国侵华战争的破坏后，清王朝被迫实行“新政”以图自保。然而，此时的清王朝已是“帑项奇绌”、“库储一空如洗”，要推行新政，不得不增加赋税。这对于遭受自然灾害打击的民众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1909年6月18日的《民呼报》曾报道：
自举新政以来，捐款加繁，其重复者，因劝学所或警费不足，如猪肉鸡鸭铺捐、砖瓦捐、烟酒捐、铺房*小之应免者，复令起捐。
1910年莱阳、海阳负担的捐税就有：户口捐、文庙捐、油坊捐、染坊捐、丝麻黄烟捐、牲畜捐、丁税、契纸税、钉牲口蹄捐、瞎子捐、戏捐、庙捐等。与此同时，清王朝还要偿付巨额赔款，进一步加重了民众的负担。对此，清统治者也已经认识到：“近年以来民生已极凋敝，加以各省摊派赔款，益复不支。剜肉补疮，生计日蹙……各省督抚因举办地方要政，又复多方筹款，几同竭泽而渔。”
　更为严重的是，地方官吏乘机增加赋税、中饱私囊，使本已沉重的赋税再放大数倍乃至数十倍。“此次新案赔款，山东摊派银八十万两。……何必又借赔款为名，处处张贴告示，添设厘捐，剥削商民”，民不堪负，“以致上年潍县罢市，今年长山县之周村镇罢市，使商民骚然，不安其业”。很显然，民间秘密结社（含教门）为民众举行斗争提供了很好的组织形式，如1905年3月8日，四川犍为县观音店民众就在红灯教组织下为反对清王朝捐款勒索，据龟头寨起义，山东莱阳曲诗文为“反对‘新政’，抗不纳捐”，也采用“拜盟立会”形式组织民众，教门等民间秘密结社借此发展起来。
（三）官兵掳掠。面对诸如抗捐、抢粮乃至起事等蜂起的“民变”，清王朝没有采取减免赋税、惩处贪官污吏、积极赈灾，从而疏导民众、化解矛盾等有效的解决方法，而是以暴易暴，用武力严厉镇压各地的“民变”，实际上，大厦将倾的清王朝为了苟安也只能这样做了。然而，更为恶劣的是，一些官兵趁火打劫，民众更加痛苦不堪，从而使矛盾更加激化。1910年，莱阳发生大规模的抗捐抗税斗争后，清王朝惊恐万状，急调清兵前往镇压。这些清兵烧杀奸淫、无恶不作，清军将领为邀功请赏，非但纵容清兵的行为，甚至还与地方官员、劣绅勾结在一起，对民众进行疯狂敲诈。在京的山东士绅得知莱阳事件真相后，集体上书清廷，在申述民众抗捐抗税的根由后，痛斥了清兵、地方官与劣绅勾结在一起荼毒生灵的滔天罪行：
戮其强壮，杀其幼稚，淫其妇女，掠其财富，然后纵火尽焚其室庐。……计杀死之可知者一千六百余人，而妇女之羞忿自尽、老弱之无家可归自缢投井者不可数计，焚毁房屋共千余家之多，血流被道，哭声盈野，合境之人无不痛心疾首。……道员杨耀林与总兵李安堂等人以纵杀可以邀功，掳掠可以致富，遂建议分扎四乡，以搜剿曲党为名，于是今日至东乡纵火，明日至西乡拿人，数十里内村落无一幸免者。其所掠之妇女则于附近州县卖之，所掠之衣物则载至烟台各当店售之。而驻扎防兵与劣绅王墀等以承办粮草为名，设立公所总局，逼令附城四十里乡民运送供给，虽允付官价，借扣留不发，有违异者以曲党坐之；且冒名阖县绅商朦禀抚臣，称军律整严，秋毫无犯；又逼各社长出具曲士文谋反是实甘结。
　 《申报》、《东方杂志》等媒体也先后对莱阳事件真相予以披露，全国舆论哗然，纷纷加以谴责，清王朝一些较为开明的官员甚至将所谓“盗贼”与清兵进行比较，提出了“民之畏官军更甚盗贼”的惊世骇俗之结论：
（贼首）遂教贼部分其众，申以约束，所至张贴伪谕，除一二大户外，余皆安堵无恐；复出所掠资财分给贫者，检其丁壮与同逆，以故贼势张甚……而冒军尾贼行，所至骚扰尤甚，又妄指良懦为窝主，擅为抄掠，辱及妇女，遂使民之畏官军更甚盗贼。
清统治者的残暴行径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民变”得以产生的原因，压迫、剥削、饥饿没有消除，反抗事件的不断发生乃至愈演愈烈也就是必然的了。在死亡线上拼命挣扎的民众为了生存不得不铤而走险。据史料记载，1911年6月至10月，武定、惠民、东昌、临清、新泰、莱芜、肥城、东平、兖州、宁阳、费县、沂水、济宁、濮州、范县、观城、郓城、巨野等十八个县，以及兖、沂二府属地，日照、寿张、阳谷、滕县、葛州、兰山、郯城各州县，均有教门等民间结社活动。
（四）教会、教民倒算。义和团运动后，清王朝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列强不仅从中国索取了巨额赔款，而且获得了在内地建教堂及传教的权利。义和团运动中遭受打击、惶惶不可终日的教民扬眉吐气。各地清朝官员因前车之鉴更加畏惧洋人，在裁夺民教纠纷时，更是袒教抑民。两种因素的刺激，使教民数量激增、气焰日张。据后来人们回忆：
义和团失败后，教民纷纷回府。教民更为猖狂，谁也管不了。百姓敢怒不敢言，神甫来了还要下跪迎。……被义和团杀的家人，村里要给他们出殡，如为教民王泰出了殡。几年后，有些拳民也回村来，给教民磕头、赔罪，说好话，才算安住下来了。
民教矛盾的日益激化，导致冲突此起彼伏，引发乡村骚乱，极大地加剧了辛亥革命前十年间社会的震荡。
此外，清王朝文化控制的弱化、皇帝崇拜和政治迷信的动摇，也为辛亥革命前十年间山东教门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二、辛亥革命前十年间山东教门的主要活动
20世纪初，慈禧太后曾向一个官僚表示，她是非常害怕清王朝这只“纸老虎被拆穿”的，而辛亥革命前十年间山东教门的诸种活动，是全国风起云涌的“民变”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据统计，1902-1911年间，除学潮和爱国革命运动外，各地“民变”多达1131次，22省无处不有，不能不使得清王朝惊惧异常，以至哀号“应接不暇”、“失所之民，穷而思乱，止无可止，防不胜防。沸羹之势将成，曲突之谋已晚”。这一切极大地冲击了清王朝的统治秩序，严重削弱了清王朝基层统治的基础，恰恰戳穿了清王朝这只被“精心粉饰涂抹的纸老虎”，有力地配合和支持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预示着一场大规模的革命风暴的即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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