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北京说唱史话

**章　源流与承续
　　北京说唱艺术的历史源远流长，千百年来经历了发展、演变的曲折过程，其源头可追溯至金、元时期。北京是一座具有包容多民族文化胸襟的城市，清代中晚期和民国年间，这座城市先后涌现出众多赫赫有名的满、汉旗人说唱名家。
　　人民大众从说唱作品当中获得了生活的经验和启迪，因此说唱艺人便成为了人民大众的代言人和引导者。说唱艺术在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当中，综合、借鉴了诸多传统艺术因素，包括语言、文学、音乐、表演等。
　　一、历史源流
　　按照历史渊源、艺术风格以及艺术特征，中国的说唱类艺术形式大致可以区分为评书评话、快板快书、相声、弹词、牌子曲、鼓词、鱼鼓道情、琴书、走唱等门类。各个门类当中又包括若干具有不同的表演形式、方言语调、声腔曲调的曲种。在说唱艺术中，除少数曲种（相声、评书、评话、快板、快书）只说不唱以外，多数曲种是说唱结合或只唱不说。
　　据20世纪80年代的调查统计，中国的说唱类艺术形式共有345个曲种。1999年出版的《中国曲艺志·北京卷》记述，曾经在北京形成和流行过的说唱曲种共有30个，包括评书、相声、岔曲、子弟书、拆唱八角鼓、单弦牌子曲、平谷调、铁片大鼓、京韵大鼓、梅花大鼓、西河大鼓、京东大鼓、奉调大鼓、山东大鼓、数来宝、太平歌词、十不闲、莲花落、山东琴书、河南坠子、马头调、北京琴书、北京时调、二人转、双簧、连珠快书、竹板书、山东快书、快板书、拉洋片。
　　北京说唱艺术的源头可追溯至12世纪的金代。金、元时期，北方民间流行起来一种新的诗歌样式，吸收了民间乐曲，发展、演变成为了一种说唱形式，这便是流传在北方的“散曲”。“散曲”*初主要在市民当中流行，被称为“街市小令”，也称“叶儿”，包括“套曲”和“小令”两种主要形式。“套曲”沿袭宋代的“诸宫调”，是由多首曲子相联而成的组曲；小令是独立的单曲，原来是流行于民间的小曲。“说话”是唐、宋时期的一种说唱形式，其特点是只说不唱，至元代时，官方将其禁绝，但在民间并未绝迹，为避免针砭现实，艺人多选择说历史故事，当时已有“说书”之称。
　　明代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文化的复兴，说唱等民间艺术形式在这一时期较为兴盛。明代的说唱形式继承了宋代以来的传统，经过历代的创作、积累，其技艺日臻完善。这一时期影响较大的说唱形式有“平话”、“词话”、“陶真”、“弹词”、“宝卷”、“道情”、“莲花落”等，它们从文学底本、音乐、表演都形成了一定的规范，当时广为流行的民间小曲，也成为了使说唱曲种进一步分流、扩展的重要因素，这些都为说唱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些古老的说唱形式随着时代不断更新，在流传过程中与各地的民间歌曲相结合，又不断地衍生出新的曲种，例如元、明时期的“词话”，至清代以后，在北方逐渐演变成为了各种“鼓词”类曲种；一些说唱形式一直流传至今，例如“莲花落”等；还有一些说唱形式虽然作为独立体裁已经不复存在，但其传统与技艺却在其他的艺术形式当中得以延续，例如宋、元时期的“唱赚”、“诸宫调”，在衰落之后其音乐被明代的杂剧、传奇剧所吸收；另有一些说唱形式因为停滞不前而自行消亡。
　　清代产生了许多新兴的地方说唱曲种，所谓地方曲种是指使用当地方言演唱的说唱形式。根据史料记载，清代以前的说唱曲本多是“官话”而少“方言”。从艺人活动的记载来看，也多是流动作艺而不是固定作艺。农村说唱艺人进入城市之初，一般没有固定演出场地，都是在集市、庙会上以“撂地”等方式作艺。流动作艺存在着语言问题，艺人只能使用当时各地百姓都能听懂的官话演唱，而不能使用方言。清代中期以后，城市里逐渐有了固定的说唱演出场地，艺人才开始固定作艺，因而促进了使用地方方言演唱的地方曲种的发展。各个经济、文化繁荣地区的语音，就成为了一些说唱曲种所使用的语音，如使用北京语音演唱的“单弦”、“京韵大鼓”等。萌生、形成于农村的曲种进入城市以后，也存在着语音转化的问题，如河北的“木板大鼓”进入北京地区演出，被城里人称之为“怯大鼓”，后经几代艺人的改革，*终使用北京语音演唱，受到了北京人的认同和喜爱，定名为“京韵大鼓”，并流传至今。
　　许多说唱曲种都经历过由自娱逐渐发展成为娱人的进程。农村的说唱艺人*初是由自娱自乐发展为半农半艺，其中的佼佼者后来又成为了职业艺人；城市的说唱艺人也同样如此，*初是自娱，进而“票友下海”，从而成为职业艺人。清代的说唱艺人加快了职业化的演变进程，因而对于此后的艺术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以至于同一曲种，职业艺人与非职业艺人在表演上有着迥然不同的风格。许多说唱曲种由自娱转化为娱人之后，其演唱形式也变得较为精致、细腻，唱词也随之文雅了，上述变化都是以大众的趣味为其依据的。
　　清代的北京集中着大批的官吏、文人、商贩、工匠，由于观众群体庞大、成分复杂，其趣味爱好多种多样，因而促使说唱形式趋于多元化发展。当时北京逐渐形成了能够包罗多种艺术形式的多元化说唱演出场地，既有天桥和各种庙会的“撂地”、“画锅”，又有走街串巷的“逛街”和“走堂会”，另外还有“书茶馆”等固定的演出场所。这些演出场地，既可以满足城市里不同观众的欣赏需求，同时也吸引了农村的流散艺人，从而丰富了城市的文化娱乐，促进、发展了说唱艺术。清代的北京说唱相继涌现了一批著名作家和艺人，这是当时说唱艺术形成兴盛繁荣局面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一时期，艺人当中名家辈出，整理、改编了许多传统书目，又丰富了说唱的表演技巧，并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当时的艺人也都参与创作说唱作品，因而作家与艺人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分野。
　　近现代以来，评书、相声、鼓曲、戏法等有“什样杂耍”之称。20世纪50年代，戏法、魔术、技巧等门类被纳入了“杂技”范畴，评书、相声、鼓曲等说唱类艺术则通称为“曲艺”。早在汉代，即有曲艺一词，当时泛指技艺。后来曲艺包容的范围很广，唐代文学家元稹称手工、杂技等为曲艺，明代戏剧家李渔称戏曲、曲文等为曲艺。二、说唱艺术与社会生活
　　说唱是一种音乐、文学、表演相结合的综合艺术形式，是由我国古代民间的口头文学和演唱艺术历经长期发展、演变而形成的。它兼有叙事和抒情功能，同时具有与语言紧密结合的音乐特征，用以表达思想感情，反映社会生活。由于我国民族众多，地域复杂，因而说唱的曲种、曲调也极为丰富，并具有浓郁的民族和地方色彩。
　　说唱艺术的早期创作者、表演者和听众大多为农村的农民，因而在农村一直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说唱艺人们常常流动于各个村镇作艺演出，农村每逢集市、庙会，一般便是说唱艺人演出的日子。农村的说唱艺人*初是由自娱自乐发展成为了职业艺人，后来随着城市的兴起和发展，他们又进入到城市，城市市民又成为了新的受众。城市为说唱艺术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新环境，说唱艺术也为城市市民提供了新的文化娱乐形式，同时逐渐具备了职业性、商业性和娱乐性的特点。
　　由于我国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民众当中存在着大量的文盲和半文盲，他们无法通过阅读学习文化知识，说唱演出便成为了人们了解历史传统、接受伦理道德教化的重要和便捷的途径，人民大众一向把说唱、戏曲等文娱演出活动称之为“高台教化”。说唱演出的受众遍及社会各个阶层，从而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
　　说唱是反映现实生活*敏感、*直接的艺术形式，所演出的内容都具有较强的人民性与现实主义精神。说唱作品真实地反映了生活，表现了人民大众的思想情感，因而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听众通过说唱艺人的演出宣泄情绪和表达心声，同时还从说唱作品当中获得生活的经验和启迪，因此说唱艺人便成为了人民大众的代言人和引导者。众多的说唱作品当中都蕴涵着传统的道德模式，体现出了主流社会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
　　说唱艺术与文学的发展有着相互作用的密切关系。对于文学创作，说唱艺术曾经产生过极为重要的作用。早在罗贯中创作的《三国演义》问世之前，三国历史故事便以口头文学的形式流传，并在民间普遍传播。北宋时期，都城汴梁（河南开封）已经出现了专门说三国故事的民间艺人；元朝刻印的《：三国志平话》，便是根据宋、元时期民间艺人口头讲述而整理出来的。历代的“说话”、“平话”、“杂剧”艺人都对“三国”故事进行过改编和演唱，因而（《三国演义》是在说唱、戏曲艺术的基础上加工、创作出来的。施耐庵创作的《水浒》，也是在民间口头文学的基础上加工、创作出来的。冯梦龙编著的“三言”（《警世通信》、，喻世明言》、《醒世恒言》）当中，辑录了许多宋、元“话本”（宋、元时期说唱艺人表演的脚本）和明代“拟话本”（文人白话小说）。由此可见，我国众多文学名著都受到过说唱艺术潜移默化的影响。
　　说唱艺术对于文学作品的传播和普及同样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三国演义》、《水浒》、《红楼梦》、《西厢记》等名著都是各种说唱形式当中常见的题材。经过说唱艺人的演绎发挥，文学名著更加贴近了普通百姓的欣赏习惯，更加符合其思想感情，并在艺术形式上更为鲜活、生动，因而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普及。
　　说唱艺术对于戏曲艺术也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历史上许多民间故事、民间传说在经过说唱艺术的筛选、丰富之后，演变、发展成为了戏曲艺术作品。中国的戏曲艺术经历了漫长的孕育过程，至宋、金时期渐趋成熟，这一时期的“诸宫调”等说唱形式对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诸宫调”是一种产生于北宋时期的大型说唱形式，它的表演有说有唱，以唱为主，因为用多种“宫调”的曲子连套演唱，所以称为“诸宫调”。“诸宫调”对后来诞生的元代杂剧也产生了一定的作用，例如金代的《西厢记诸宫调》便成为了元杂剧《西厢记》的蓝本。
　　《西厢记诸宫调》的故事源于唐代传奇《莺莺传》，又在民间长期流传的基础上创作而成，由原来一篇三千字的传奇演变、扩展为五万字的内容，成为了宋、金时期留存至今唯一完整而又反映了当时说唱艺术水平的一部作品，它从思想和艺术方面都为《西厢记》这部杰出的剧作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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