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美术30年(1978-2008)

**章　现实主义美术的演进
　　第二节 1978年文艺界的拨乱反正为美术界传来春的信息
与整个文艺界一样，美术界在“十年动乱”后的复苏，是从拨乱反正开始的。新中国成立之后，文艺被高度政治化，被赋予了超越其自身功能的不堪重负的政治使命，美术更是如此，时时在意识形态的风口浪尖颠簸。可以说，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每一场政治运动，都是从文艺领域开始的，文艺在充当政治运动工具的同时，也深深地伤害了自己。美术领域尤其是重灾区。
“文革”结束，美术界遍体鳞伤，百花凋零。痛定思痛，美术家们以其更加深重的伤痛感和敏锐力，开始对“文革”进行反思，进行控诉，成为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锋力量。
为了说明问题，有必要了解一下当时的大背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文艺界开始拨乱反正，努力推动文艺政策的调整。为了筹备召开全国第四次文代会，文艺界主要抓了两件事：一件是为蒙冤的艺术家平反昭雪和为大批被打成“毒草”的文艺作品解禁；一件是努力营造民主空气和宽松环境，力图在文代会召开前就形成一个繁荣创作的良好势头。随着文艺界的不断平反、解禁，冰河解冻，文艺界的春天终于来临，思想解放运动如同春潮滚滚，一夜绿遍江南塞北。
在美术界，一大批曾经被打倒的美术界领导、老美术家在平反、恢复名誉后纷纷复出。陈丹青在《美院的领导》一文中捕写了美术界头号大“右派”江丰复出时的情景就很有代表性，特照录如下：
“江丰复出一事，颇可一说。全国‘右派’的平反是在1979年，此前，国中‘左“中“右’势力尚在明暗间彼此较量，较量的焦点，自然是人事安排，文艺界亦不例外。一时间，院内上下忽儿窃窃议论江丰亦在复出名单之列。此事非同小可：江丰案，牵连美院五六十年代密密麻麻的人事与恩怨，建国后美院头一场重灾便自江丰获罪始，‘文革’是其后的升级与失控，中老年两代教师备受创伤。待局势和缓，我辈上学，于是有‘文革’前的老大学生给我们私下里讲说美院旧账——不记得怎么一来，我所在的油画研究班便有美院60年代老大学生张颂南、老附中生孙景波等几位动议：写大字报吁请江丰复出。看看能否赢得院内老师的签名支持——此举若由教师出面，动辄触及众人的宿疾旧怨，殊不宜，若非及时呼吁，则一旦他人就任，易之晚矣。
不久，大字报果然写了出来，谁纂的文稿，写些什么，忘干净了，抄写者竟是我，抄完了摊在教室地面，墨迹湿漉漉的。是在夜里，灯亮着，有谁叫了侯一民先生进来看，他看着，意味深长地微笑着，还未表态，当时仍然健在的赵域老师到了——这赵域老师怪人一个，延安资格，进城后据说满可做到师团级之类，却是硬要学油画，结果后半生给了美院了——只见他喜滋滋读了一遍，口气干脆：
‘老侯啊，我看可以，就这样贴出去！’
我们于是蜂拥下楼，‘就这样贴出去’，贴在老美院U字楼正厅的破墙面上。翌日，大字报剩余的纸面签满了老师的名字，凡美院声名卓著的画家，均在其中，恕不一一。
如今想来，此事真可哀可笑：‘文革’后美院高层人事的更易，开其端绪者居然仍是典型的‘文革’方式，其时大字报余风犹炽，正式禁止的中央规定是在一年之后。而美院这一纸签名是否果真促成江丰的复出，我也懵然不知：或许被用作上报文化部的基层‘民意’？抑或高层早有打算？老江丰在美术界销声匿迹二十年，连美院60年代的大学生也没见过他，新生更不了解，大家慷慨激昂要他出山，小半是年轻人欢喜起哄，多半是当年急待局势变化的普遍心态吧。
不久后的一天，我竟和别的几位同学坐在江丰破烂的家里了。谁的主意，谁引见，说些什么，全忘了，只记得寻到长安街西端一条沿街的胡同口，经人指点，只见老先生坐在小板凳上，佝偻着，活像看管自行车的居委会老头：这就是那位解放后接管美院即诅咒国画家的极左分子么？（讽刺而合理的是，不少被‘错划’的党内‘右派’正是顽固的左派。）这就是那位30年代‘一八艺社’的左翼木刻家么？（日后在鲁迅与艺社青年的合影中，我怎么也认不出哪位是他。）他长得和我外婆一模一样，讲话轻声细气……又过了不知多久，一辆黑色轿车轻轻开进美院：老江丰大衣拐杖，慢慢下车，正式上班了。
那时美院的书记是谁呢？书记是陈沛。这样的延安派老革命现在是看不到了，说话音节顿挫，总像作报告，‘文革’中自不免斗过一斗，此后照样披件呢大衣，戴顶干部帽，精神抖擞。1979年寒假将届，陈书记站在大礼堂正中，身后是黑压压刚吃完聚餐的全体师生成扇形环绕着他，环绕着大礼堂撤走座椅的空地，只听他扬声说道：
‘同志们！同学们！在新的一年里，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呢？’以毛泽东式的手势朝空中猛一挥，他提高嗓音：
‘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
语毕，喇叭一阵杂音爆响，随即是被过分放大音量的《蓝色多瑙河》，旋律猛烈，弥漫全场。大家漫入空地，磕碰着，哗笑着，拢腰搭肩，群相旋转，跳起被禁止十多年的交谊舞。”
这段文字，绘声绘色，十分形象地表现了当时人们在寒冬终于过去，艺术的春天终于来临之际的喜悦之情。
江丰（1910～1982），上海人，我国新兴版画运动的先驱，新中国美术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他早在1932年就加人了中国共产党，后任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党团书记，曾经参加鲁迅创办的木刻讲习会，并参与组织上海木刻工作者协会。1938年后任延安八路军总政治部《前线画报》主编、鲁艺美术系主任、陕甘宁边区美术界抗敌协会主席。1953年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徐悲鸿突发脑溢血辞世，时任中央美院副院长的江丰临危受命，成为代理院长，主持中央美术学院的日常工作。这样一位老革命，一位老资格的美术教育家、版画家、美术理论家，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也未能幸免，一夜之间成为美术界的“右派”头目，被撤销职务，受到了不公正的打击。
江丰在贯彻“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革命的文艺方针上是激进的，不遗余力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江丰从老解放区到杭州主持“国立艺专”工作。为了将一所旧艺专改造成为人民服务的新型艺术院校，他在1950年至1951年初对以林风眠为代表的“新画派”发动批判，在师生中清除与现实主义艺术观相对立的“形式主义”创作思想。调到中央美院后，1951年底至1952年初文艺界整风期间，江丰针对中央美术学院教师中偏重写实性技术训练的倾向发起批判，批判“纯技术”观点，并讨论“现实主义”、“自然主义”以及“形式主义”等“艺术流派”问题。1956年11月，苏联美术界爆发了一场“印象主义是不是现实主义”的争论，中国美术界迅速引起反响，江丰组织中央美术学院进行讨论，院刊《美术研究》1957年第2期、第3期连续发表讨论文章。然而，到了第4期（1957年12月），风云突变，转而变成开始刊登批判江丰本人的文章，批判他的“大油画”主义和“主题性创作”主张，*后他自己也被批判、被清理。
可以说，江丰一直到死都在捍卫着自己的美术信念。
在1982年9月13日的一次美协会议上，江丰发言批判“错误倾向”，他说，“搞什么探索，抽象派是资产阶级颓废的艺术，要搞实验，你允许吗？”
接着，他激动起来，提高嗓门说：“明明知道不好，硬要搞抽象派，探索，探索什么？不是我是老顽固，不能够探索，但是，不需要探索……”
说到这里，江丰突然头向椅子背上一仰，因心脏病突发昏死了过去，从此再也没有苏醒过来，享年72岁。
必须说明的是，尽管江丰对“抽象派”等问题坚持不同的看法，但并不能由此而断定他“保守”，应该说，“文革”后他对美术界的新生事物、对青年美术家们还是非常支持的。比如1979年北京一批油画家自发组织“春潮画会”（后改为“北京油画研究会”），2月份37位油画家自发在中山公园水榭展览馆举办“迎春油画展”，该展览是“不设审查制度”的民间展览，江丰热情洋溢地以个人名义为展览写了前言，明确表示：“自由结社是在宪法上明文规定赋予人民的合法权利，而且画会是一种有利于艺术发展的组织形式。”此后，北京群众性画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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