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表达——人类学的视野(社会学前沿论丛)

**章 差异与文化
人类学曾经将自己界定为对一种文化的研究。而这种文化研究在一定意义上又可以等同于对一种差异的书写，因为文化的书写以差异为前提才有可能。换言之，我们离不开一种以文化比较为基础的文化书写。当然，这种差异不是简简单单地对于特征性差别的客观呈现，既有的人类学曾经是为预先设定好的有着时间先后的进化进程寻找填充物。
这种文化演进的观念深嵌于西方既有的“文化的他者”的思考之中。而后殖民反省的文化自觉又进一步使得这种以西方人类学家为出发点的单向度的对于文化差异的描述，转变成为以本土人的文化自觉为核心的双向的文化交流与互动。从文化差异的书写到文化自觉的反省，这是一个本土人自我抗争的过程，由此本土文化才有了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权利。
人类学与古希腊研究
　 任何一门学科都喜欢把自己这门学科的历史追溯到很久远的时代，西方的人类学当然也不例外。甚至有人乐于将其根源追溯到古希腊的时代，以为那个时代就有了现代人类学思想的萌芽。不过人类学真正作为一个专门的学科，并有了它自己专有的名字，却是在19世纪的下半叶，从那个时代开始，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才逐渐地得到了发展。这个时期，人类学所研究的问题既广且杂，诸如头骨形状、发型、服饰、民间故事、简单部落民的生活器具、婚礼习俗、巫术实践、非文字的语言符号等等，这些都曾经是人类学家关注的焦点（泰勒，2004）。
一般认为，在结构功能论人类学出现之前，是进化论人类学占据着支配性地位的时期。在进化论者的眼中，人类的社会与文化的发展可以分成先后不同的阶段。这种观念*初是在西方社会形成的，时间是在17世纪中叶，伴随着西方文明的逐渐强盛以及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一种把自然界的事物按发展的高低先后以及简单复杂加以分类的宇宙观逐渐形成。一大批学者开始考虑，如何把呈现在他们眼前的异彩纷呈的多样性的人类社会与文化的形态以及动植物加以分类，形成一个逻辑上有意义的文化与生态的体系。在这里，基本的分类策略便是将复杂多样的世界统一在一起的一种途径，由此而形成了一种无所不包同时又容括等级的世界分类体系（Claessen，2000：10）。特别是在英国，自达尔文（Charles Darwin，1809-1882）《由自然选择的手段而有的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简称《物种起源》）一书在1859年首次出版以后，生存斗争（the battle for survival）、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适者生存（the survival of the fittest）之类的概念便开始在欧洲深入人心，并通过西方的扩张而逐渐扩展到了整个世界，成为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指标。
而与进化论人类学同时存在的另外一种人类学的传统则是强调，古希腊文明对于西方乃至整个世界的广泛影响。古希腊作为西方文明的源头，其原初的风俗习惯以及社会形态一直在吸引着当代人类学家的关注。在结构功能论成为人类学的主导之前，人类学家对于古希腊时代的古典文献的研究一直都没有中断过，许多早期的著名人类学家都或多或少地曾经关注过这方面的研究。
在1960年4月，科利德·克拉科洪（Clyde Kluckhohn）应布朗大学“查尔斯·K·考弗讲座”（Charles K.Colver Lectures）之邀，曾经以“人类学与古典”为题做了一场极为精彩的演讲。但天命不测，同年的7月29日，这位美国哈佛大学著名的人类学家，却以55岁的盛年离开了人世。这次演讲的讲稿便成为他对西方人类学发表的*后感言。凡听过他此次演讲的人，心目中所留下的记忆都应该是深刻而又生动的。正如布朗大学的邀请人罗宾逊爵士（C.A.Robinson，Jr.）在后来编成一本小册子的演讲录的序言中所指出的那样，这是以人类学的视角和背景而给予古希腊文明的一种深厚理解（Robinson，1961：V）。
在这一系列演讲中，克拉科洪所要强调的一个核心观点就是，人类学的研究与对西方古典时代的研究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他所谓的“古典”，在这里就是指古希腊文明，因此，不言而喻，在克拉科洪看来，西方的人类学正是从这样一种既有的文化传统中逐渐地进化成为今天这个样子的。
单就美国人类学家群体而言，许多著名的人类学家其出身都跟这种古典研究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据说，克拉科洪的老师胡童（E.A.Hoot
on）所获得的便是古典研究方向的博士学位，并且其早期的作品也是有关古典艺术和考古学的。有美国人类学之父美誉的博厄斯（Franz Boas），在其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之前所受到的训练同样是古典研究方面的，他对希罗多德（Herodotos）、修昔底德（Thucydides）以及恺撒（Caesar）等人的研究，激发了他对社会形态以及风俗问题的关注。另一位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克鲁伯（A.L.Kroeber）就更不用说了，他对希腊文学、哲学和艺术都极为熟悉并有深入的研究。
在这里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大凡早期的人类学家，他们大都通晓一些古希腊文明的知识，而19世纪后期以及20世纪早期从事古典研究的学者同样也从新兴的人类学理论中汲取营养，用以分析古典文献以及神话中对于古希腊社会与风俗的描述。德国所谓“哲学民族学家”（philologicalethnologist），像乌色纳（Usener）和罗德（Rohde）就曾经受到英国人类学家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1832-1917）“泛灵论”（theory ofanimism）的影响。其中，赫尔曼·乌色纳（Hermann Usener，1834—1905）还出版过有关神性（deities）起源及其进化历史的人类学与心理学的分类研究（Usener，1904）。在乌色纳看来，某种类型的神所体现出来的是一种恐惧现象，诸如闪电；而其他类型的神，其所表现出来的是另一类的恐惧现象，诸如打雷。而埃尔文·罗德（Erwin Rohde，1845—1898）关注的则是希腊人中间的灵魂崇拜问题以及对不朽的信仰。他强调原始宗教和民俗在理解希腊宗教中的重要性。
受这种“哲学民族学”研究范式的影响，哈里森（Jane Harrison）在对古希腊民间信仰的研究中，极为关注鬼魂崇拜的问题。在其后期著作《西密斯女神：希腊宗教的社会起源研究》一书中，她坚持了法国涂尔干社会学学派对宗教与意识的看法，试图从社会投射这一视角来分析古希腊为神所举行的各类仪式活动（Harrison，1912）。威廉姆·里奇卫（william Ridgeway，1853-1926）更是采取人类学的视角来解释原始宗教，他坚持认为，人类对于灵魂不朽的带有普遍性的信仰乃是属于*原始的一类，而图腾理论便是以此假设为前提。换言之，人首先是敬拜他的祖先而非抽象的精神，比如希腊悲剧便是源自于荣耀祖先的戏剧舞蹈（Kluckhohn，1961：6）。
而作为英国历史上的**位人类学教授，泰勒从古希腊和拉丁语学者那里获取人类学解释材料的做法深深地影响到了另外两个人，这两个人都对作为一门职业的人类学的创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两个人便是安德朗（Andrew Lan9，1844—1912）和弗雷泽爵士（Sir James George Frazer，1854—1941）。
先来看安德朗的学说。他以进化论的观点为依托认为，所有的文明都代表着“进化的野蛮”（evolved savagery）。他视神话为“语言的诟病”（disease of language），并视古希腊文化为更大的气候现象的一种特殊表现，而且，这也仅是文化成长中的一个阶段。在其《宗教的产生》一书中，他曾经一扫当时流行的宗教进化的泛灵论思想，认为在原始人中间到处充斥着各种“高等的神”（high gods）（Lang，1898）。由于安德朗的研究与主流的观点大相悖谬，故多受冷遇，甚至此人后来对外婚制及图腾制度的诸多研究也很少再有人问津。
但是，弗雷泽这位著名的人类学家的学术生涯却大不一样。以社会人类学家闻名的弗雷泽，其*早是以研究古希腊地理学家和旅行家保萨尼阿斯（Pausanias）而赢得学术界声誉的。后来又以对《旧约》中特有的民俗生活研究为基础写成《金枝》一书，其中就借用大量的古典文献的材料极为透彻地讲述了有关巫术、禁忌、生殖崇拜、不朽、牺牲等等令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着迷的古希腊时代的社会风俗的文化逻辑。在弗雷泽看来，这个世界就如弗洛伊德所揭示的人的无意识一样，从社会习俗同样可以映射出人类行为的非理性领域，这也恰是弗雷泽之所以伟大的根本所在。
不过，英国早期的人类学更多关注的还是民俗与宗教问题，极少触及社会结构的问题。这个问题*终为几位法学家和历史学家所关注，他们一样是从古希腊的文字记载中择取论证的依据。首先是以“母权说”闻名于世的巴霍芬（J.J.Bachofen，1815-1887），他从希罗多德的历史描述出发，提出母权制度先于父权制度。因为原始社会的人们更加相信，女性的生育能力使她们理所当然地要统治这个世界中的家庭甚至整个世界。从这一个意义上，一种社会组织的形式、一种宗教的形式以及一种生计的类型，这些要素相互都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沿着其进化论的思路，巴霍芬提出了这样一种社会制度的进化序列：*初的原始杂交（primevalpromiscuity），因为女性的抗拒而出现了母权（mother—right），随之而为更高级的母权制度（matriarchy）所取代（Bachofen，1861）。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巴霍芬的上述结论都是以古希腊的文献资料为基础而得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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